自学路上的难忘记忆
文章字数：2301
34年前，我在自学路上撰写的《建议创办中国函授大学》一文在《人民日报》刊发后，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重视，曾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至今回忆起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仍然记忆犹新。
我生在旧社会，解放初上学，又因家贫、父亲有病，兄妹5人中，我为老大，又遇三年困难时期，将将就就的念完了初中。
我在农村劳动两年后，1963年，有幸当上了本村的民办教师。由于文化底子薄，学校领导鼓励我走自学之路，参加函授学习。我怀着极大的希望，曾给陕师大、商师等院校写信，反映我求学若渴的心声。但遗憾的是人家回答函授教育只对公办老师中文化水平低的人开设。我只得通过借其他人的教材，自购书籍，订阅报刊，请教老同志，坚持自学。我有新闻写作和文艺创作的爱好，就鼓起勇气开始练笔，也取得了一定进步，“豆腐块”时常见诸报刊。
1971年，我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后，被调入一所七年制学校教初中语文，自己深感力不从心。我就向陕师大中学语文教材参考编辑室请教，陆续收到一些初中语文教学参考之类的刊物。同时我向本公社和区内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加上自己坚持自学、实践，还真的进步不小，教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
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11月，我转行到黑龙口区委担任宣传干部。工作中，我了解到很多文化水平低的职工干部及社会青年和我一样都有一个走自学之路、加强自我提高的强烈愿望。我心想，国家如能创建一个跨行业、跨年龄、有多种学科的综合函授大学该多好呀。经过走访一些干部职工，他们都说我这个想法很好。后经反复调研和思考，1980年春节过后，我爬在油灯下写出了《建议创办中国函授大学》的稿件，投向了《人民日报》。
几个月过去了，我以为石沉大海，也渐渐淡忘了。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人民日报》社科技部责任编辑景险峰同志于4月29日的一封用铅笔写的满满3个页码的来信。信中说我的设想和建议很好，他们已将建议信转国家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审核。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在回复信中说，该同志的想法和建议有一定的道理。目前，全国只有少数师范院校针对中小学教师开办文、理科函授，如陕师大等。个别专业学院，如北京邮电学院办有全国邮电系统的高等函授教育，每个省的邮电学校设立有函授科，有10人以上的单位，设立函授站。这样解决了本系统职工的自学问题。块块办学，只有上海职工业余大学以及各区(县)办的职工业余大学，要创办全国性的综合函授大学，就目前看，国家从财力、师资力量方面考虑，还缺乏起码的条件……望我谅解。并将《人民日报》送给教育部工农教育司我的建议稿打印件寄来一份，让我作为纪念。看了景险峰编辑的来信，虽然稿子未见报，但我真正为报社编辑如此认真处理我这个无名之辈的稿件的事感动万分。
当时，我想着这点事就算过去了。然而，没想到后来还有新的进展。
1980年5月25日，我刚吃过早饭，投递员送来5月24日的《人民日报》，我一眼就看到第三版“读者呼吁、广开学路”栏目里，头条位置上刊登了署名温泉(我的笔名)《建议创办中国函授大学》的稿件。看到自己的笔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我当时非常高兴和激动，但也很惊奇，因为前不久曾收到编辑“不宜刊用”的信，怎么又上报了？
几天之后，我又收到《人民日报》社科教部责任编辑景险峰同志用铅笔写的短信，信中说“……你上次写的建议——‘建议创办中国函授大学’一文，后来我们考虑，作为读者的一组建议，可以反映。今递上当日报纸一份，请留念……”我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把编辑的两封信和这张报纸收藏。区委机关的领导和同志也都为我祝贺，说我的建议反映了当时人们求知的普遍愿望。
1981年，我调到商县广播站从事编辑记者工作。1982年6月的一天，时任站长的马妙成知道我文化水平低，进修提高的愿望迫切。就从商洛地区广播事业局宣传科，为我争取到省委宣传部分配商洛的2名培训指标中的一个名额。7月初，我就和山阳县广播站的牛吉富同志，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全省第三期新闻干训班。培训班设在陕西日报社，主要讲课的有西大、陕师大、政法学院等院校政教系、中文系、新闻系的著名教授、著名学者。还请陕西日报、省电台、电视台等省级新闻单位及中央新闻单位驻陕记者站的著名编辑、记者传授写作知识和编采经验。
1983年6月培训班即将结束，一天下午饭后，参加培训班学习的陕西日报社的一位女记者，引来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说专门来陕西日报社找我的。我们握手问好，坐在报社大院的花园旁，聊了许久。从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就是《人民日报》社科技部的景险峰老师，景老师是咱陕西关中人，妻子在西安郊县工作，这次人民日报社编辑记者轮流驻站，他就要求来陕西驻站。他听到我也在新闻培训班学习，就来陕报找我。他说，自从三年前我的那篇“建议”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呼声强烈。已引起国家教育部高度重视，教育部已组织专家考察、研究国内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制定应对措施，相信一个跨行业、多学科的函授综合大学，不久将在中国诞生。最后，他鼓励我培训班结业后，继续坚持自学，积极工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贡献。
培训班结业时，我取得较好成绩。三年后又参加了全国新闻干部统一考试，获得了“全国新闻干部大专文化资格证书”，不久，入了党，还被评为新闻编辑职称。业余文艺创作也有进步，先后加入陕西作家协会、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音乐文学协会。这些都是走自学之路加上参加培训取得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包括电大函大等)风起云涌，至今热潮不减。每年自考期间，我都激动不已，心中暗暗为这些自考生鼓励、祝福，同时想起人民日报社科教部的景险峰编辑，不由自主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没有他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的稿子就没有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机会，正是那个契机，给了我勤学成才的动力，使我走上了新闻工作之路。
我生在旧社会，解放初上学，又因家贫、父亲有病，兄妹5人中，我为老大，又遇三年困难时期，将将就就的念完了初中。
我在农村劳动两年后，1963年，有幸当上了本村的民办教师。由于文化底子薄，学校领导鼓励我走自学之路，参加函授学习。我怀着极大的希望，曾给陕师大、商师等院校写信，反映我求学若渴的心声。但遗憾的是人家回答函授教育只对公办老师中文化水平低的人开设。我只得通过借其他人的教材，自购书籍，订阅报刊，请教老同志，坚持自学。我有新闻写作和文艺创作的爱好，就鼓起勇气开始练笔，也取得了一定进步，“豆腐块”时常见诸报刊。
1971年，我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后，被调入一所七年制学校教初中语文，自己深感力不从心。我就向陕师大中学语文教材参考编辑室请教，陆续收到一些初中语文教学参考之类的刊物。同时我向本公社和区内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加上自己坚持自学、实践，还真的进步不小，教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
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11月，我转行到黑龙口区委担任宣传干部。工作中，我了解到很多文化水平低的职工干部及社会青年和我一样都有一个走自学之路、加强自我提高的强烈愿望。我心想，国家如能创建一个跨行业、跨年龄、有多种学科的综合函授大学该多好呀。经过走访一些干部职工，他们都说我这个想法很好。后经反复调研和思考，1980年春节过后，我爬在油灯下写出了《建议创办中国函授大学》的稿件，投向了《人民日报》。
几个月过去了，我以为石沉大海，也渐渐淡忘了。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人民日报》社科技部责任编辑景险峰同志于4月29日的一封用铅笔写的满满3个页码的来信。信中说我的设想和建议很好，他们已将建议信转国家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审核。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在回复信中说，该同志的想法和建议有一定的道理。目前，全国只有少数师范院校针对中小学教师开办文、理科函授，如陕师大等。个别专业学院，如北京邮电学院办有全国邮电系统的高等函授教育，每个省的邮电学校设立有函授科，有10人以上的单位，设立函授站。这样解决了本系统职工的自学问题。块块办学，只有上海职工业余大学以及各区(县)办的职工业余大学，要创办全国性的综合函授大学，就目前看，国家从财力、师资力量方面考虑，还缺乏起码的条件……望我谅解。并将《人民日报》送给教育部工农教育司我的建议稿打印件寄来一份，让我作为纪念。看了景险峰编辑的来信，虽然稿子未见报，但我真正为报社编辑如此认真处理我这个无名之辈的稿件的事感动万分。
当时，我想着这点事就算过去了。然而，没想到后来还有新的进展。
1980年5月25日，我刚吃过早饭，投递员送来5月24日的《人民日报》，我一眼就看到第三版“读者呼吁、广开学路”栏目里，头条位置上刊登了署名温泉(我的笔名)《建议创办中国函授大学》的稿件。看到自己的笔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我当时非常高兴和激动，但也很惊奇，因为前不久曾收到编辑“不宜刊用”的信，怎么又上报了？
几天之后，我又收到《人民日报》社科教部责任编辑景险峰同志用铅笔写的短信，信中说“……你上次写的建议——‘建议创办中国函授大学’一文，后来我们考虑，作为读者的一组建议，可以反映。今递上当日报纸一份，请留念……”我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把编辑的两封信和这张报纸收藏。区委机关的领导和同志也都为我祝贺，说我的建议反映了当时人们求知的普遍愿望。
1981年，我调到商县广播站从事编辑记者工作。1982年6月的一天，时任站长的马妙成知道我文化水平低，进修提高的愿望迫切。就从商洛地区广播事业局宣传科，为我争取到省委宣传部分配商洛的2名培训指标中的一个名额。7月初，我就和山阳县广播站的牛吉富同志，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全省第三期新闻干训班。培训班设在陕西日报社，主要讲课的有西大、陕师大、政法学院等院校政教系、中文系、新闻系的著名教授、著名学者。还请陕西日报、省电台、电视台等省级新闻单位及中央新闻单位驻陕记者站的著名编辑、记者传授写作知识和编采经验。
1983年6月培训班即将结束，一天下午饭后，参加培训班学习的陕西日报社的一位女记者，引来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说专门来陕西日报社找我的。我们握手问好，坐在报社大院的花园旁，聊了许久。从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就是《人民日报》社科技部的景险峰老师，景老师是咱陕西关中人，妻子在西安郊县工作，这次人民日报社编辑记者轮流驻站，他就要求来陕西驻站。他听到我也在新闻培训班学习，就来陕报找我。他说，自从三年前我的那篇“建议”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呼声强烈。已引起国家教育部高度重视，教育部已组织专家考察、研究国内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制定应对措施，相信一个跨行业、多学科的函授综合大学，不久将在中国诞生。最后，他鼓励我培训班结业后，继续坚持自学，积极工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贡献。
培训班结业时，我取得较好成绩。三年后又参加了全国新闻干部统一考试，获得了“全国新闻干部大专文化资格证书”，不久，入了党，还被评为新闻编辑职称。业余文艺创作也有进步，先后加入陕西作家协会、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音乐文学协会。这些都是走自学之路加上参加培训取得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包括电大函大等)风起云涌，至今热潮不减。每年自考期间，我都激动不已，心中暗暗为这些自考生鼓励、祝福，同时想起人民日报社科教部的景险峰编辑，不由自主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没有他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的稿子就没有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机会，正是那个契机，给了我勤学成才的动力，使我走上了新闻工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