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人风骨
　　近日从媒体获悉，当代著名杂文大家曾彦修同志逝世，不免凄然。
　　曾彦修是四川宜宾人，以笔名严秀名世。今年3月3日在京去世，享年96岁。媒体上对曾老有一段评价：
　　“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家之一。青年时代投身延安，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再在古稀之年成为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一生波澜起伏。”
　　“曾彦修是中共罕有的好人，自划右派完成单位指标。”
　　这里所说的“单位”，是指人民出版社。曾1937年18岁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宣部工作，解放后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1954年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1957年自划为右派，1978年复出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我之所以对曾彦修同志逝世的消息特别关注，一是因为他是当代著名杂文大家，我读过他不少杂文，我的藏书中就有他的杂文集。二是因为我有幸和曾老还有过一面之缘，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前年9月于光远同志去世，我在怀念于老的文章中曾提到他。1999年秋，浙江省委《今日浙江》与《杂文月刊》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国杂文研讨会，我被邀参会。会议期间有幸陪同于光远同志与曾老在一起聊了近两小时。当时两位老者都是耄耋之年，但都很健朗健谈。曾老身材高而清瘦，衣着朴素平易，说起话来气足声洪。当他听说我是陕西商洛人时，便说：“你们商洛可是个苦焦地方。”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和老于是同年，比他还大三个月。”可是近日看到的记念文章说他生于1919年，就比于光远小了四岁，不知是怎么回事。
　　对于曾彦修老的人生历履，过去我知道的很少，近日从多篇怀念他的文章中才知道，五七年反右斗争时，为了保护同志，完成单位右派指标，他给自己“自划右派”。这使我感到十分震憾而又感动。啊，真有勇于先入地狱的人。20多年被打入“另册”的苦难岁月，今天的年轻人是绝难于体味的。就这一义举，曾彦修老足以名垂不朽。
　　这又使我想到宋代的一桩公案。宋仁宗景佑三年四月，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专权左右朝政，进用私人的恶行劣德。结果被诬为网结朋党，离间君臣之罪贬知饶州，而且张榜朝堂，不准其他百官“越职言事”，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之势。然而，这时却有几位硬汉子站了出来。一位叫余靖，他无视朝廷榜文，公开上书为范仲淹辩护；一位叫尹洙，他公开声明他和范仲淹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甘愿和范一起被贬；再一个是欧阳修，他给当时的谏官高若讷写了一封信，说作为谏官不敢站出来伸张正义，反而落井下石，诋诬范仲淹，简直是“君子之贼”“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三位不用说都被贬外放，降了职。还有一位叫王质，明知前面几个人都被贬职赶出朝廷，他却公开携酒去为范仲淹饯行，而且陪了几天。别人劝他别惹事，“自陷朋党”，他却公然说，范公是天下大贤，如果我算他的党人，那是我的光荣。他的话吓得一些人“缩颈”吐舌。后来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他在给尹洙的信中说：“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者，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旁，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以此相比，当年曾彦修同志为保护同志，慨然“自划右派”，不正是古代先贤高风亮节的承传么？这对那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徒，不是绝妙的讽刺和鞭斥么？
　　古人所谓“死不失义”者，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肯做违背良知大义的事。这也是对每一个人品性道德的考验。经得住这一考验，敢于直言仗义，则不愧为君子；否则只能是庸人懦夫或小人。泱泱中华，几千年之所以不败不灭，正是始终有一批这样的敢于担当的正义刚毅之士，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和脊梁，中华民族永久的骄傲！3月24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