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阎晶明老师见面是在去年西北大学作家班首届高级研修班上。阎老师给我们讲课，他走进教室，缓缓而坐，从当下的文学状况说起，不急不慢，娓娓道来。我手脚笨，生怕漏掉什么精华，就一边做笔记，一边用手机录像录音。把它整理出来就是一篇美文，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字字珠玑，句句精美。两个多小时演讲，他几乎没喝一口水，右手动作最多的是竖起食指划圈圈。我在班上年龄最大，视力也不好，坐第一排，也是第一个向他提问题的学生。这样，他一下子就记住了。
　　他是山西人，曾做过《文艺报》主编，现在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大约在本世纪初，我就读过他的评论文章，多是对鲁迅作品的批评。近几年偶尔在《人民日报》上也读过他的文章。他对问题分析得透，看得深远。在对贾平凹老师《秦腔》的评论文章《文章惊恐成》里，他说，小说的时间是曲折的，回转的。他认为主人公白雪是精神世界的天平。《秦腔》我读过好几遍，咋样也没读出他的感觉来。
　　第二次见面，就在最近他来商洛调研，他一见就喊“育善”，那种亲切，那种亲热，像家里的兄长在打招呼，一下子把人就拉到他身边，很使人感动。晚饭后，他参观完文学陈列室，在人们的渴求下，用毛笔签字留名。他写的“秦岭最美是商洛”，落款处有他的大名，还有同行两位的名字。他半开玩笑说：“被人说好了，一定是我代笔写的，不好了，想这是他们俩谁写的了。”走在丹江公园，他说的最多的是这地方真好呀！
　　到棣花视察调研时，他认为商洛就应该用贾平凹大做特做旅游的文章。他总是在慢条斯理说话，那股智慧，那份幽默，给人更是美的享受。在贾平凹老家院子门前，他叫大家在一块难看的大石头前留影，那石头上刻写着平凹先生写的《丑石》。他笑着说：“我们北京来的仨，在丑石跟前也美不到哪儿去。”走进院子，他用手机拍下所有的房子，然后坐在梨树下品茶。在厦房里，桌上摆着贾平凹的书籍，中国文学馆领导也是在西安挂职做副市长的吴先生，故意问平凹老师的弟媳妇：“书卖得咋样？”嫂子笑笑说：“十几天都卖不了一本。”吴副市长调侃说：“那马上给平凹老师打电话反映，他的书没人看么。”嫂子急的红着脸说：“不是那样的。”阎晶明老师走到跟前说：“商洛人应该人人都有了，来，给我买一本。”他在书摞里抽出一本《古炉》，递上一百元。
　　嫂子掀开他的手，死活不收钱，他笑着说：“嫂子，一定得收下，在家里买意义不同啊！”嫂子还要让，他有点生气似地说：“别让了，再让我真生气了。”在大家劝说下嫂子才不情愿收下。这时，吴副市长、胡主任，还有省作协的领导也分别买了平凹的书。其实，平凹老师的啥书他们都有，正应了阎老师的话，这里买意义非凡。这一下带动游客也排队买起来。不一会儿，就卖出十几本。平凹老师在福建出差，签不成名，他在家留有印章，让嫂子给一一盖了章，还请来平凹老师的同学，也就是他在小说《高兴》中写的那个高兴的生活原型——刘高兴。他瘦高个，驼背，能说会道，他说：“平凹写‘我和高兴’，我写‘我和平凹’”。他写好稿子，等着出书呢。他给每人买的书上写了一段话，签上他名字，他的字俊秀耐看。
　　中午在吃饭的席间，阎老师还签名送给我他的新书《千面足球》，他也是个球迷。他一边慢慢地吃，一边慢慢地说着笑话。他说，有位领导去一个地方视察，又是题词，又是讲话，好不热闹呀，等刚离开那个地方，领导就问身边人：“刚去的那地方叫啥来着？”听得大家差点喷饭。
　　下午阎老师就回北京了。第二天，我在他的微博里读到这样一段话：“访问丹凤棣花镇贾平凹旧居，满眼都是贾平凹的印迹，最大感受是：一个有人气的作家必须是有故乡的，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誉是他的故乡以他为骄傲。写作就是用一部接一部的作品铺就回故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