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之间的对话
说起过去的经历，老人情绪高涨。
与家人的合影

　　70年前，他意气风发，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同胞浴血奋战。如今，在岁月涤荡之下，他已年过九旬，在贫瘠的大山里，安度晚年。战争在这一生中给了他莫大的影响，他曾处在生死边缘，也曾被批为“五类分子”，他因为当炮兵致使听力下降，他一生劳累只为了不给国家添负担。他是杨发堂，他应该被历史铭记。
　　深山寻访抗战老兵
　　杨发堂老人的家在商州区金陵寺镇边山村，如果没有去过，很难想象在离城只有17公里的金陵寺镇还有这样一个偏僻的村庄。从镇上的街道驱车前去，除过一小段水泥路之外，便是大段的土路。数不清绕过多少个弯道，只记得车子颠簸之中翻越了四五个山岭。几处路陡，几处车停，看到的是土路上疯长的草，感受到的是心跳不断加快的速度。
　　40分钟土路后，我们到达了老人所住的山坡，在周围的高山包围下，这个山坡算不上高，但实际上放眼望去，眼前的景象就如同一条下划的线。这是一个近乎荒芜的地方，山坡上只有四五处房屋，现在仍住着的只有两家，杨发堂老人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要去看望他的消息，老人很早就得知，听他的孩子讲，老人一早就坐在院内等候。看到他要等的人来了，老人迅速起身，一双手紧紧握住面前的人，那瞬间眼睛里闪过的一丝泪花传递出一份久久的盼望，那双紧握着的手在空中长时间停留，虽然没有只言片语，现场的人都被此情景感动。
　　捏在手中的“身份证明”
　　杨发堂老人今年92岁，除过听不见，身体还算硬朗。见面之后的几分钟，老人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来人，偶尔指着桌上提前让子女准备的瓜子和糖，说上一句“吃”。别人和他说话，因为听不见，他也只是笑笑，算做应答。一笑间，老人记起了捏在他手里的东西，那是一沓珍藏了68年的“重要文件”，也是老人曾经经历过苦难岁月的印证。
　　这是几张已经泛黄的纸，但是却没有破烂和缺角。最上面一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人事处理委员会回籍火车轮船免费搭乘证，上面写有姓名：杨发堂，年龄：32，原部队番号及职别：101A少尉，到达地点：陕西商县，预定路线是平汉线，签发日期：1948年4月10日。第二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司令部制颁的回籍护照。第三张是一张北平联合办事处证明放行路条，上面写着“兹有杨发堂此次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应认为有功，现愿回原籍陕西商县……希该各地县市区乡政府军队及公安检查机关放行为免留难特此给证”的字样，日期是中华民国38年4月10日，并印有“主任叶剑英，副主任郭宗汾”几个字。据老人的孩子讲，第三页是老人最常看的一页，因为“此次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应认为有功”这几个字，不仅为老人证明了那一段历史，更是对他自身的一种肯定。第四张是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军队人员回籍证明书，“查杨发堂陕西省商县人此次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应认为有功，现自愿回籍另谋生活，其家居我解放区者，应享有人民一般之权利，并分应得一份之土地，如本人为地主家庭，不论其土地已分与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八条之规定分给土地，其本人与家庭只要今后遵守民主政府法令，过去一切，概不追究，特此证明”，最左边还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陶铸，中华民国38年4月10日”的字，并盖有印章。老人的孩子说，这几张看似破旧的纸，在老人眼里视若宝贝，一般情况都不拿给别人看。
　　艰苦的岁月
　　在让大家看完了那一沓“证明”之后，杨发堂老人渐渐开始说话了，他断断续续为我们讲起了曾经那段艰苦的历史。
　　1941年，就在这个现如今僻静安详的村子，却是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在上演着抓壮丁的一幕。先是乡公所写个帖子，贴在墙上，谁家儿子今年可以去当兵，得送来，如果某年某月某日不送来，就将其家人抓起来。几乎很少有人将自己家的孩子自愿送去当兵，于是就成了随时随地抓人。白天村里的百姓见来人来头不对，就会提前跑。晚上，就有当兵的挨家挨户，前门堵后山守，或从床上按住，将绳子捆好，带走后扔在固定的地方。然后再抓下一个，抓完之后，用绳子拴着串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18岁的杨发堂也被抓住了。他们一群人被捆在二龙山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在一次吃饭时，其中一个被抓的人将稀糊汤倒在了抓人的兵身上，使得他们那一批被抓的人都逃跑了。但不幸的是，时隔不久，杨发堂又被抓去，这一次没有幸运发生，对方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拿铁丝将两个人缠住，然后拿钳子拧紧，缠住的两个人就连吃饭和上厕所都一起，就这样一直绑了40多天。“当兵的就跟犯人一样，当时没有人不哭的。”老人说。
　　比绑更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饥饿，一连几天都吃不上东西，每人每天只有两杯水喝，一同去的村里人在去宁夏的路上饿晕几次。有一次，他们走到了一条河边，大家疯子一般地扑上去喝水充饥，即使长官在一旁大喊着这水不能喝，味道苦。但大家谁也没有停止。“人都是拿命喝水呢，不喝根本受不了。”杨发堂老人说。后来到了内蒙古，终于能有一顿吃的了，老人记得他一天吃了12个饼，这才算是两个月多来唯一吃饱的一次。
　　杨发堂一去被分在了炮兵连，是在傅作义的军队。当时抗战已进入对峙阶段，老人所在的团只经历了一些小的战役，因为时间太久的关系，老人的记忆力不是很清晰。他只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战友去门外抬水，一颗子弹从战友眉头擦过去，自己站得偏后一些，子弹从自己的前方半米远处飞过去。“当时，我俩赶紧给长官汇报，部队连夜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那一次和日本的战役持续了两天两夜。”杨发堂老人说。后来回想起来，只是一点点距离的偏差，他或者战友就可能失去生命。那几个月中，经常会发生局部战斗和偷袭。每一次战役过后，和杨发堂同去的老乡就有十几人战死，杨发堂每次都要悲痛很长时间。杨发堂也常能记起许多士兵受伤致残，因当时条件艰苦，得不到治疗，痛苦呻吟的样子，那场景历历在目。“常常做噩梦，梦见战场，梦见战友，战争太可怕了……”这么多年来，有关战争的事情老人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也许他根本不愿记起，但刻在他脑海中的那惨痛的一幕幕始终无法抹去。
　　1948年，老人跟随傅作义的军队来到了北平，年底时他作为代表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当时广播中一直播的是，文化古城任何人不能破坏，为了人民的安定，不让人民受损失，两军不要起任何冲突。”杨发堂老人说。通过多方的努力，1949年1月21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22日，傅作义所辖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古老的文化故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完好地得到保存，200万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破坏。
　　后来，老人所在的部队跟解放军合编，当时可以自愿选择去留，老人因为考虑到家乡的亲人，决定回家报平安。“回来后，家里人非常欣喜，我妈抱着我哭了很长时间。”杨发堂老人说。
　　不老的老兵
　　原本想着，回家之后的日子能平静下来。虽然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在生死边缘经历过后，杨发堂把一切都看得很平淡了。然而，生活总是不如意，几年过后，他就被归为“五类分子”，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五类分子”是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他们被排斥在人民概念之外，属于阶级敌人的范围。划归为“五类分子”就意味着被取消了基本人权，只能被动接受所有类型的处置而没有申诉的权利。
　　杨发堂在当时被说成“伪军”，在那样一个时代，他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这对他一个在前线为抗日付出过献血的人来说，无疑是很难接受的。“当时真的很痛苦，但是又没有其他办法。”杨发堂说。他同村里的一些被批为地主、富农的人一起下苦干活，冬天下雪时，去铲雪，修路时，干最重的活。凡是带危险的事，都让他们这些“五类分子”干。一直到文革前夕，大约四五年过后，在一次与村干部聊天的过程中，对方得知他是傅作义部队的，并且对解放北平有功，在让他拿出相关证据后，这才帮他洗脱了冤屈。
　　如今，几十年过去，再打量下老人，虽已是华发苍颜，但声音洪亮，坐姿硬朗，一种军人的精气神仍清晰可见。当问起老人是否还能记得敬军礼时，老人迅速地站起身，先做了个立正的基本姿势，脚并齐，腿挺直，肩向后张，然后才抬起手进行标准的敬礼示范，动作的连贯性和准确性让在场的人无不钦佩。原来70多年来，杨发堂老人一直以军人的身份要求着自己和家里人。
　　多年来，杨发堂老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除了到附近转转，偶尔还会下地劳动。孩子们对他非常地孝顺，经常给他买一些营养品。他每天吃四顿饭，早上起来喝一袋奶，吃些零食，等9点多时，孩子做好饭了，就会给他端上一碗。第三顿就到下午两点左右。每次吃饭他都能吃一大碗饭，胃口还算不错。
　　老人一共有4个儿子，2个女儿。因为老人文化程度低，他一直鼓励几个孩子认真读书，并且从小教育他们善良，要为人正直。在孩子们眼里，老人是一个严父。老人的儿子杨百锁说：“父亲一生耿直、勤劳，喜欢帮助人，不和别人伤和气，他的这些特点一直影响着我们做孩子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父亲对我们也会严厉批评。他常常说，共产党给我们开辟了新生活，我们不能辜负共产党人的心血。”
　　采访结束后，杨发堂老人把我们送了很远，他站在一个山坡上久久没有离去。我们也就那样站着，虽然老人的手轻轻挥舞着，嘴里还低声说着再见，但我们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出深深的不舍。那一刻，我彷佛看见了年轻时老人奋战沙场的身影。我想：虽然我们不能阻止老兵变老，但是一代抗战老兵的荣光，永不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