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养父的背上度过的，他那宽厚的肩膀，就像乡下老家门前的那座大山，是那样的坚实那样的沉稳，我在那座山上看远山近水，看蓝天白云。虽然我没有正常人的一双腿，但在养父的肩膀上，却有着我甜蜜的憧憬和天真的梦幻，我的人生便是从养父的背上开始的。
　　听养母说我是抱养的孩子，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因为父亲的一句诺言，我便由城市转到了乡村，不长时间就患上了怪病，连续三天三夜的高烧差点夺去了我的生命，多亏一位老中医的及时抢救，我的命保住了，一条腿却成了残疾，面条似地再也站不起来了，出出进进只能靠爬行。那时的乡下条件差，生活艰苦，上学要走十几里路，翻山越岭不说，还要淌水过河，眼看着村里和我一般大小的伙伴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只能暗地里流眼泪。到了十岁那一年，养父母看我整天沉默寡言的样子，便商量着由养父每天背着我去上学。就这样，五年的严寒与酷暑成为我步入人生的阶梯，等上完小学我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
　　虽然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养父母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可他们从没放弃过为我治疗，听说哪里治的好就去哪里。有一年的暑假，养父趁去西安开会之机，把我也带去治病。记得那天从当地上车时，因养父背着我，车站便没有让我买票，而到了西安出站时，养父背着我正往外走，却被查票的人拦住，硬让我下来，站在标有刻度的墙上量身高，然后补票。养父一再解释说我的腿有病不能站立，该补多少就补多少，可他们却要罚款，双方正在争吵时，被一位在当地工作过的熟人遇见，他是车站的部门负责人，帮我们父子解了围。养父补了票，背着我刚要离开，那几个人又奚落养父说，什么劳模不劳模的，一个乡里的糟老头子，还想在西安市赖票。听到这话，我好伤心，养父一生争强好胜，从不求人，可他为了我竟遭人奚落而忍气吞声，我的心似针扎一样疼痛。在西安期间，正值炎热的盛夏时节，从解放门车站到人民大厦，养父冒着毒辣辣的太阳，背着我汗流浃背地往前走，还要不停地向人解释，好不容易来到人民大厦门口，却被门卫挡在门外，说是有外宾闲人免进，任凭养父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养父无奈，只好把我留在门卫室，他进去找人，最后还是由商洛代表团团长、地委书记高明月伯伯出面，我才得以住进了人民大厦。
　　十几天的会议，养父既要外出参观学习，又要照看我。每天的会议间隙，他总要背着我穿行于大街小巷，为我寻医问药，受尽了呵斥、白眼和奚落，可他硬把苦水往肚里咽，哪怕是有一点希望，也不放弃给我治病，这才使我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开始能够站立行走，他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1979年我不失父望，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城的重点高中，但对一个腿有残疾的人来说，去县城读书有许多艰难和不便。养父这时已年过半百，长期的生活煎熬，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弱了，原本结实的背开始驼了起来，可养父还是按时把我送进了学校，把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为的是让我安心学习。一学期当中，其他同学每周回一趟家，取吃的用的，我却只能等到期终，期间的一切所需都是养父步行几十里山路为我送来的。一次，养父来县上参加四级干部会，他将自己的那份饭菜省下来让我吃，自己吃别人剩下的。时任县委书记的周述武伯伯不知原委，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够吃，养父如实地告诉周伯伯，自己的那份留给了我。周伯伯听后，尽管没有责怪养父，但顾及影响还是不允许养父那样做。这件事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太委屈养父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每每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结结实实的养父因病而过早地离我而去，我心中的那座大山便轰然坍塌，使我早早地失去了依靠。我原本认为父爱是一座永恒的大山，却没想到人的一生是那样的短暂，由生命铸成的大山是那样的脆弱。为此，在每一个父亲节来临的时候，我都要跪在养父的坟前，为他点燃一炷清香，让那袅娜的青烟寄托我对养父的深深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