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师和他的五个学生
文章字数:5236
乡村小道上,有孩子们快乐的童年。也许,这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记忆。
放学后,刘家旭、陈嘉晨、陶蕊岚、怀杨延和一群幼儿班的小朋友一起玩耍。
笑脸。从左到右依次为:陈嘉晨、余仕强、刘家旭、陶蕊岚、怀杨延。
清晨,穿过一大片麦田,陈嘉晨独自上学。
任振华和他的五个学生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麦田里,来到草地上。”村庄绵延无尽的林荫道,是我们最欢乐的赛跑场;石桥下小溪流吟唱着的,是最欢快的歌谣。黄灿灿将要收割的麦子,绿萌萌茁壮成长的玉米,羞怯怯躲在墙角的南瓜花朵儿,还有奋力向上攀沿的豆角秧儿,是属于我们的童年最美的图画。我们一路奔跑进春,奔跑进夏,奔跑进秋冬欢乐的马达,我们是洛南县保安镇杨庄初小仅有的5个学生:陈嘉晨、余仕强、刘家旭、陶蕊岚、怀杨延。我们读1年级,我们今年7到8岁了。我们的校长也是唯一的老师,他叫任振华。自从来到这偏远而静谧的杨庄,推开大铁门走进这麦田环绕的杨庄初小,见到质朴的任振华校长和这5个精灵般可爱的孩子,脑海中这里淳朴美丽的画面再也不曾抹去。
留守老师和留守儿童
杨庄是保安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远离交通主干道。每天,只有往来洛南县城与金堆矿区的两趟班车会经过这里,捎上村里的人外出务工、看病,买卖东西。其余的,全靠摩托车和自行车代劳,再不行,只有靠走路。
到达杨庄初小,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因为没能在县城赶上到金堆矿区的班车,我们只好乘坐到保安镇的班车在一个名叫眉底的地方下车。司机告诉我们,从这里到杨庄比较近,有六七里路,运气好的话可以搭个便车过去。初夏的太阳,烤到身上也开始有点滋味了。路上,一个好心的老伯帮我们拦下一辆摩托车,安顿憨厚的小伙说:“慢慢走,把娃送到。”后来到学校,从任振华的讲述中慢慢了解到,这段路途也正是这所学校里学生们去与留的根源线头。
任振华今年42岁,却已经有22年的教龄。1993年从丹凤师范毕业之后一直到2006年,他是保安镇瓦子坪小学的老师。“2006年我到这学校时,学校总共有130个学生,1到6年级都有,7个老师。2008年撤点并校,成为初小,保留1到4年级,共有40个娃。去年前半年,还有17个娃,秋季一开学,就只有1年级这5个娃了。”任振华告诉我们,流失的生源大多数转到了附近的西坝小学。“说实话,转走的学生里好多家住得离西坝还是近些。再加上咱们这边学生少,没有办法雇专人给娃提供午餐,对于农村的家长来说,确实不方便。”
一谈起留下的这5个孩子,任振华的声音明显地低沉了,甚至有些许悲伤。“娃可怜,都是留守儿童,有的父母离异了,家里老人实在没有办法,远程接送不了娃。”其实任振华的家就在西坝小学附近,如今曾经与他共事的同事有的退休,有的随学生去了西坝小学任教,只有他不愿意离开,“教的时间长了也有了感情了,再说我到哪里也都是教这些娃哩,咱也没有其他的特长。只要有一个娃,我都在这儿教。”
“我爸走的时候我会哭”
孩子天真无邪的脸上,很难看到悲伤。
初次见面,我们专门准备了糖果给孩子们。任振华很诚挚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发吧。”我们手忙脚乱地捧了一大把糖放在他的小课桌上。“谢谢阿姨!”一个柔柔地、很好听的声音引起我们的注意,小萝卜头的可爱模样,睁大眼睛望着我们,那一刻,我们感动得不知所措,久久反应上来一句“不客气。”心里乐开了花。
他叫余仕强。在这5个孩子当中,他是年龄最小,也是最瘦弱的一个。听说他本来的名字要更加通俗一点叫余家乐,但可能是家人希望他能学业有成,特意改了这个名字。但我猜,应该是奶奶改的。因为从小仕强4岁起,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爸爸余安和爷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和过年才会回到家里相聚。
我们到访时,恰巧余安赶回家收麦子。任振华细心地观察到,余仕强这两天显得比平时更活泼、更爱说话了。下午放学后,余仕强乖巧地跟在爸爸身边,背着小书包回到家里,主动拿着毛巾跑到水龙头跟前把脸洗得白白净净,然后抱来所有的作业坐在爸爸身边认真地写起来。余安告诉我们:“我常年在外面打工,也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孩子。”但说起自己的爸爸,小仕强显得特别自豪:“我爸爸给我教电脑,我爸爸让奶奶给我买花衣服,买凉鞋,买大自行车。”
任振华告诉我们:“因为家庭情况特殊,孩子们有时候有情绪我能看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余仕强。”这个信息让我们感到特别意外,看上去活泼开朗而又聪明伶俐的孩子难道有他隐藏起来的悲伤。“余仕强很聪明,数学一教就会,但是他就是不写作业。有时候他表现好了我奖励他两个面包,他就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过两天就写得不认识了,然后就是干脆不写。我经常去家访,他奶奶哭着跟我说,‘娃可怜没有妈,我有时一说娃就哭,就不到学校去,我管孙子也不容易,就想他高高兴兴地。’”
下午,我们和一群小朋友从余仕强家里出来,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玩,他站在爸爸身边坚定地摇了摇头。我突然想起余仕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我爸爸走的时候我会哭……”
爱抱狗的小班长
穿过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前面是学校的方向。
清晨,我们在楼上看风景。镜头里,一个小红领巾突然跳跃在一片绿波中。陈嘉晨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闯入了视线里,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他是最爱笑的孩子。任振华告诉我们,在5个孩子当中,陈嘉晨显得最为成熟懂事,学习成绩也不错。也因此,他成为大家的小班长。
就是这样一个圆乎乎、肉嘟嘟的爱笑的小男孩,也有一个令人不忍提起的身世:两年前,小嘉晨的父母离婚。从此,他几乎只能通过QQ看到自己的妈妈,和妈妈聊天。这是任振华给他开的专线,“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最可怜的还是孩子。陈嘉晨的妈妈有QQ,她给我留了号码,我定时给娃打开电脑让他们聊聊天,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比起余仕强,陈嘉晨还是好些,余仕强都不知道他的妈妈在哪儿。”对于父母离异的悲伤,孩子们可能还有些懵懂,但在任振华眼里,这么小的孩子不该过早地经历这些生活磨难。
陈嘉晨的家是一栋很漂亮的二层小楼,平时爷爷奶奶在家照看,看上去家境不错。他家的小院里,拴着一条小黄狗,奶奶告诉我们:“他一回到家就爱在这抱狗,说也说不下,只有他爸回来才听哩。”谈到自己的爸爸,小嘉晨显然很得意,“我爸爸在外面开车哩,他每个星期都会回来看我。他会教我玩植物大战僵尸,教我骑自行车。”说到高兴处,小嘉晨还哼起了喜洋洋的歌曲,咧开嘴,他又开心地笑了。
窗外,有我的明天
窗外,有我的明天,放飞吧,我是追风的少年。
穿上校服,带上红领巾,敬个少先队队礼,他好像从小学生守则画册上走出来的小男生,就是……校服的胸前有一点点脏。如果,妈妈在身边,他也许是穿戴最整齐洁净的天使;如果,爸爸在身边,他也许是最活泼惹人疼爱的精灵。但是,这些现在都只能存在于假设了。
“刘家旭上幼儿班的时候就在这儿,我一手带过来的。记得那时候娃早上起来就爱跑到我房子来看有啥吃的,我做好饭经常叫他来吃。”任振华讲道,“2013年,听说他父母离了婚,娃判给了他妈。从那儿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爸,过了一段时间她妈也没有见来了,后来听村里人说他妈走到山外了。这儿是他外婆家,娃现在跟他外婆一起生活。”
任振华说,读了一年级以后,刘家旭比以前更加内向了,上课提问时他总是声音很小,平时也很少与人交流。课间时,所有的孩子都跑出去玩了,小家旭却玩不了几分钟就跑回教室独自坐着,或者趴在窗台上看窗外的绿树成荫。
“我爱玩大象游戏,老虎是森林之王。”这是小家旭与我们交流过程中鲜有大胆表达出来的言语。再往下问时,他就只是静静地望着我们,嘴巴却不愿再张开。
不敢翻修的房子
妈妈扎的小红头花,最好看。
比起自己的小同伴陈嘉晨、余仕强和刘家旭,小女孩怀杨延算是一个幸福的孩子。虽然爸爸在外打工,但是妈妈杨红霞一直在家里陪伴她成长。
杨红霞今年38岁,由于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到了婚嫁年纪,父母为他招了上门女婿。婚后他和丈夫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杨柳青今年在眉底初级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柳青也是任老师教的,现在在学校里成绩还可以,能考个二三名,准备让考洛南中学哩。”杨红霞说她很信任任振华老师,“本来村里的很多娃去年都转到西坝小学去了,但一方面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送不了娃,娃自己骑车我又不放心,另一方面任老师教得好,把娃放到村上上学也能行。”
在小杨延的家里,挂着一幅迎客松的图画,下面写着“奖给期末考试第一名获得者”。杨红霞告诉我们,这是杨延去年期末考试得的,学校还奖励了一个书包。“杨延爱念书,对作业特别认真。有时候晚上11点多,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有写完,我让她睡她不睡,我一觉醒来了她还在那儿写哩,一定要写完。”
杨红霞说,正因为她的两个孩子都喜欢读书,她一直不敢翻修自己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娃他爸挣不来钱,我专门在屋里管娃也没办法出去挣钱。家里的条件就是这了,但是为了娃也值得。”
妈妈回来了
妈妈肚子里有了小宝宝,爸爸也回来了。
这两天对于小女孩陶蕊岚来说,“喜事”不断。先是妈妈因为产期临近回到家中,然后爸爸也从西安回到老家,她暂时不用做只有爷爷奶奶带的留守儿童了。
陶蕊岚有一个很好听的小名,叫陶芯,拍照片时,她总是第一时间把两只胳膊举过头顶,做出一个桃心的样子,这算是她的独特标志了。小陶芯的妈妈王满玲和爸爸陶红军是西安一家食品加工厂的工人,常年在西安打工。跟着食品厂他们从西安的东郊搬到南郊,从南郊搬到西郊,为谋生奔波劳碌。
王满玲告诉我们:“陶芯3岁时我俩出去的,娃交给她爷爷奶奶管。老人都60多岁了,家里养了6头牛,还有七八亩地,他们农活也忙。陶芯在眉底上了4年幼儿园,人家那时候有校车接送,下午给送回来也不耽误家里人干农活。”王满玲说,陶芯上了一年级后就只能放在村里读书了,因为爷爷奶奶骑不了车接送不了。
谈到陶芯马上要读二年级,就必须去西坝小学或者眉底小学的现状,王满玲说:“我暂时不出去了,专门在家照顾孩子。家里花费小一点,紧紧张张也能过下去。”
小山村的夏夜
若说杨庄初小坐落在青山绿水间一点也不为过。初夏时节,正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色,美不胜收。在一群孩子的前簇后拥下,我们在村庄里快乐地往来穿梭,走访了5个小朋友的家庭。直至晚上9点多钟,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学校走。由于左手边的民居十分分散,加之右手边全是庄稼地,稀少的灯火,朦胧的月光,任何一个小动静都让人心惊胆战。
就近住在学校里是我们白天主动提出的。杨庄初小的主体是一个二层小楼,由于村里学生数量锐减,一年级只占用了一楼的一间教室。任振华的办公室就设在教室隔壁,方便照顾学生。紧邻的一间教室留给了村办幼儿园的二十几个孩子。大楼一层的另一半是杨庄村委会的办公室。任振华向村主任申请,让我们住在二层村里给驻村干部预留的房间。
由于我们回来太晚了,任校长已经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因为夏季农活多,妻子陪着儿子在西安读书,只留老母亲在家里干家务任振华不忍心,所以夏天他不住在学校里。但是到了冬天,天亮得晚,为了不影响给孩子们开门,他几乎每夜都住在学校里。
穿过黑森森的院子,靠着手机的微弱灯光摸上楼,打开房间的灯,我们发现任校长把他的热水壶放在了门外,还帮我们打了满满一桶水。
夏夜,黑漆漆孤冷的学校,独自站在院子里望着周围,也会让人不寒而栗。我们不知道那么多个漫漫冬夜,任振华一个人守在简陋的校舍里,是怎样度过的。那一点炉火能暖手脚吧,但恐怕暖得了心的,还是他的5个可爱的学生。明天,为他们而坚守。
校长的菜园
在学校一侧围墙的墙根脚下,任振华开辟了一小片菜园。长方形狭窄的小框框里,种着豆角、南瓜、西葫芦、菠菜、油麦菜等等。“咱们这儿离街道太远了,我要上课,去买菜不方便,也没有卖菜的上门。以前还有卖豆腐的天天来,我就只买些豆腐吃。最近天热,豆腐做的少,不等到咱这儿人家就卖完了,也连卖豆腐的都没有了。我就在院子里开了一点地,种点菜自给自足。”而这小小的菜园,不仅添了盘中餐,也给整个校园增添了无限生机。岁岁月月,任振华精心呵护着他的学生,精心呵护着他的菜园,精心呵护着学校里的一切。
任振华说自己是一个很知足的人,回忆起自己在杨庄任教的这9年,也是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他很少有抱怨,言语间总是很乐观。“2006年刚来的时候,学校前头的这座桥还没有呢。一座木头桥,一到涨大水就走不成了,必须绕到对面山上再过来,这样从西坝过来就得一个多小时。到了2008年有了这座桥交通就好多了。”哪怕粉笔盒里连一根完整的粉笔也找不出,哪怕教室的墙皮斑驳脱落,任振华仍旧说,就像门前的石桥一样,现在学校的条件比以前也好多了,“我不羡慕别的老师到大学校去,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组织上提过要求。保安镇有130多个老师,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到这儿来让谁来。”
说起学校将来的走向,任振华真诚地向我们讲了一段他的心里话:“对于我自己来说,学校撤到西坝对我确实方便,离我家近。但是这些娃呢,六七岁的娃,走40多分钟的路程,太不安全了,遇到雨雪天气又咋办。父母可以不怕风吹雨打,忍饥挨饿。娃冷了、饿了,咋办。我也有孩子,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我不忍心。”任振华说,他一个人坚守在这里,既是老师,也是保姆,只要国家还需要他坚守,他会一直坚守下去。
放学后,刘家旭、陈嘉晨、陶蕊岚、怀杨延和一群幼儿班的小朋友一起玩耍。
笑脸。从左到右依次为:陈嘉晨、余仕强、刘家旭、陶蕊岚、怀杨延。
清晨,穿过一大片麦田,陈嘉晨独自上学。
任振华和他的五个学生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麦田里,来到草地上。”村庄绵延无尽的林荫道,是我们最欢乐的赛跑场;石桥下小溪流吟唱着的,是最欢快的歌谣。黄灿灿将要收割的麦子,绿萌萌茁壮成长的玉米,羞怯怯躲在墙角的南瓜花朵儿,还有奋力向上攀沿的豆角秧儿,是属于我们的童年最美的图画。我们一路奔跑进春,奔跑进夏,奔跑进秋冬欢乐的马达,我们是洛南县保安镇杨庄初小仅有的5个学生:陈嘉晨、余仕强、刘家旭、陶蕊岚、怀杨延。我们读1年级,我们今年7到8岁了。我们的校长也是唯一的老师,他叫任振华。自从来到这偏远而静谧的杨庄,推开大铁门走进这麦田环绕的杨庄初小,见到质朴的任振华校长和这5个精灵般可爱的孩子,脑海中这里淳朴美丽的画面再也不曾抹去。
留守老师和留守儿童
杨庄是保安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远离交通主干道。每天,只有往来洛南县城与金堆矿区的两趟班车会经过这里,捎上村里的人外出务工、看病,买卖东西。其余的,全靠摩托车和自行车代劳,再不行,只有靠走路。
到达杨庄初小,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因为没能在县城赶上到金堆矿区的班车,我们只好乘坐到保安镇的班车在一个名叫眉底的地方下车。司机告诉我们,从这里到杨庄比较近,有六七里路,运气好的话可以搭个便车过去。初夏的太阳,烤到身上也开始有点滋味了。路上,一个好心的老伯帮我们拦下一辆摩托车,安顿憨厚的小伙说:“慢慢走,把娃送到。”后来到学校,从任振华的讲述中慢慢了解到,这段路途也正是这所学校里学生们去与留的根源线头。
任振华今年42岁,却已经有22年的教龄。1993年从丹凤师范毕业之后一直到2006年,他是保安镇瓦子坪小学的老师。“2006年我到这学校时,学校总共有130个学生,1到6年级都有,7个老师。2008年撤点并校,成为初小,保留1到4年级,共有40个娃。去年前半年,还有17个娃,秋季一开学,就只有1年级这5个娃了。”任振华告诉我们,流失的生源大多数转到了附近的西坝小学。“说实话,转走的学生里好多家住得离西坝还是近些。再加上咱们这边学生少,没有办法雇专人给娃提供午餐,对于农村的家长来说,确实不方便。”
一谈起留下的这5个孩子,任振华的声音明显地低沉了,甚至有些许悲伤。“娃可怜,都是留守儿童,有的父母离异了,家里老人实在没有办法,远程接送不了娃。”其实任振华的家就在西坝小学附近,如今曾经与他共事的同事有的退休,有的随学生去了西坝小学任教,只有他不愿意离开,“教的时间长了也有了感情了,再说我到哪里也都是教这些娃哩,咱也没有其他的特长。只要有一个娃,我都在这儿教。”
“我爸走的时候我会哭”
孩子天真无邪的脸上,很难看到悲伤。
初次见面,我们专门准备了糖果给孩子们。任振华很诚挚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发吧。”我们手忙脚乱地捧了一大把糖放在他的小课桌上。“谢谢阿姨!”一个柔柔地、很好听的声音引起我们的注意,小萝卜头的可爱模样,睁大眼睛望着我们,那一刻,我们感动得不知所措,久久反应上来一句“不客气。”心里乐开了花。
他叫余仕强。在这5个孩子当中,他是年龄最小,也是最瘦弱的一个。听说他本来的名字要更加通俗一点叫余家乐,但可能是家人希望他能学业有成,特意改了这个名字。但我猜,应该是奶奶改的。因为从小仕强4岁起,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爸爸余安和爷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和过年才会回到家里相聚。
我们到访时,恰巧余安赶回家收麦子。任振华细心地观察到,余仕强这两天显得比平时更活泼、更爱说话了。下午放学后,余仕强乖巧地跟在爸爸身边,背着小书包回到家里,主动拿着毛巾跑到水龙头跟前把脸洗得白白净净,然后抱来所有的作业坐在爸爸身边认真地写起来。余安告诉我们:“我常年在外面打工,也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孩子。”但说起自己的爸爸,小仕强显得特别自豪:“我爸爸给我教电脑,我爸爸让奶奶给我买花衣服,买凉鞋,买大自行车。”
任振华告诉我们:“因为家庭情况特殊,孩子们有时候有情绪我能看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余仕强。”这个信息让我们感到特别意外,看上去活泼开朗而又聪明伶俐的孩子难道有他隐藏起来的悲伤。“余仕强很聪明,数学一教就会,但是他就是不写作业。有时候他表现好了我奖励他两个面包,他就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过两天就写得不认识了,然后就是干脆不写。我经常去家访,他奶奶哭着跟我说,‘娃可怜没有妈,我有时一说娃就哭,就不到学校去,我管孙子也不容易,就想他高高兴兴地。’”
下午,我们和一群小朋友从余仕强家里出来,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玩,他站在爸爸身边坚定地摇了摇头。我突然想起余仕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我爸爸走的时候我会哭……”
爱抱狗的小班长
穿过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前面是学校的方向。
清晨,我们在楼上看风景。镜头里,一个小红领巾突然跳跃在一片绿波中。陈嘉晨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闯入了视线里,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他是最爱笑的孩子。任振华告诉我们,在5个孩子当中,陈嘉晨显得最为成熟懂事,学习成绩也不错。也因此,他成为大家的小班长。
就是这样一个圆乎乎、肉嘟嘟的爱笑的小男孩,也有一个令人不忍提起的身世:两年前,小嘉晨的父母离婚。从此,他几乎只能通过QQ看到自己的妈妈,和妈妈聊天。这是任振华给他开的专线,“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最可怜的还是孩子。陈嘉晨的妈妈有QQ,她给我留了号码,我定时给娃打开电脑让他们聊聊天,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比起余仕强,陈嘉晨还是好些,余仕强都不知道他的妈妈在哪儿。”对于父母离异的悲伤,孩子们可能还有些懵懂,但在任振华眼里,这么小的孩子不该过早地经历这些生活磨难。
陈嘉晨的家是一栋很漂亮的二层小楼,平时爷爷奶奶在家照看,看上去家境不错。他家的小院里,拴着一条小黄狗,奶奶告诉我们:“他一回到家就爱在这抱狗,说也说不下,只有他爸回来才听哩。”谈到自己的爸爸,小嘉晨显然很得意,“我爸爸在外面开车哩,他每个星期都会回来看我。他会教我玩植物大战僵尸,教我骑自行车。”说到高兴处,小嘉晨还哼起了喜洋洋的歌曲,咧开嘴,他又开心地笑了。
窗外,有我的明天
窗外,有我的明天,放飞吧,我是追风的少年。
穿上校服,带上红领巾,敬个少先队队礼,他好像从小学生守则画册上走出来的小男生,就是……校服的胸前有一点点脏。如果,妈妈在身边,他也许是穿戴最整齐洁净的天使;如果,爸爸在身边,他也许是最活泼惹人疼爱的精灵。但是,这些现在都只能存在于假设了。
“刘家旭上幼儿班的时候就在这儿,我一手带过来的。记得那时候娃早上起来就爱跑到我房子来看有啥吃的,我做好饭经常叫他来吃。”任振华讲道,“2013年,听说他父母离了婚,娃判给了他妈。从那儿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爸,过了一段时间她妈也没有见来了,后来听村里人说他妈走到山外了。这儿是他外婆家,娃现在跟他外婆一起生活。”
任振华说,读了一年级以后,刘家旭比以前更加内向了,上课提问时他总是声音很小,平时也很少与人交流。课间时,所有的孩子都跑出去玩了,小家旭却玩不了几分钟就跑回教室独自坐着,或者趴在窗台上看窗外的绿树成荫。
“我爱玩大象游戏,老虎是森林之王。”这是小家旭与我们交流过程中鲜有大胆表达出来的言语。再往下问时,他就只是静静地望着我们,嘴巴却不愿再张开。
不敢翻修的房子
妈妈扎的小红头花,最好看。
比起自己的小同伴陈嘉晨、余仕强和刘家旭,小女孩怀杨延算是一个幸福的孩子。虽然爸爸在外打工,但是妈妈杨红霞一直在家里陪伴她成长。
杨红霞今年38岁,由于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到了婚嫁年纪,父母为他招了上门女婿。婚后他和丈夫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杨柳青今年在眉底初级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柳青也是任老师教的,现在在学校里成绩还可以,能考个二三名,准备让考洛南中学哩。”杨红霞说她很信任任振华老师,“本来村里的很多娃去年都转到西坝小学去了,但一方面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送不了娃,娃自己骑车我又不放心,另一方面任老师教得好,把娃放到村上上学也能行。”
在小杨延的家里,挂着一幅迎客松的图画,下面写着“奖给期末考试第一名获得者”。杨红霞告诉我们,这是杨延去年期末考试得的,学校还奖励了一个书包。“杨延爱念书,对作业特别认真。有时候晚上11点多,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有写完,我让她睡她不睡,我一觉醒来了她还在那儿写哩,一定要写完。”
杨红霞说,正因为她的两个孩子都喜欢读书,她一直不敢翻修自己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娃他爸挣不来钱,我专门在屋里管娃也没办法出去挣钱。家里的条件就是这了,但是为了娃也值得。”
妈妈回来了
妈妈肚子里有了小宝宝,爸爸也回来了。
这两天对于小女孩陶蕊岚来说,“喜事”不断。先是妈妈因为产期临近回到家中,然后爸爸也从西安回到老家,她暂时不用做只有爷爷奶奶带的留守儿童了。
陶蕊岚有一个很好听的小名,叫陶芯,拍照片时,她总是第一时间把两只胳膊举过头顶,做出一个桃心的样子,这算是她的独特标志了。小陶芯的妈妈王满玲和爸爸陶红军是西安一家食品加工厂的工人,常年在西安打工。跟着食品厂他们从西安的东郊搬到南郊,从南郊搬到西郊,为谋生奔波劳碌。
王满玲告诉我们:“陶芯3岁时我俩出去的,娃交给她爷爷奶奶管。老人都60多岁了,家里养了6头牛,还有七八亩地,他们农活也忙。陶芯在眉底上了4年幼儿园,人家那时候有校车接送,下午给送回来也不耽误家里人干农活。”王满玲说,陶芯上了一年级后就只能放在村里读书了,因为爷爷奶奶骑不了车接送不了。
谈到陶芯马上要读二年级,就必须去西坝小学或者眉底小学的现状,王满玲说:“我暂时不出去了,专门在家照顾孩子。家里花费小一点,紧紧张张也能过下去。”
小山村的夏夜
若说杨庄初小坐落在青山绿水间一点也不为过。初夏时节,正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色,美不胜收。在一群孩子的前簇后拥下,我们在村庄里快乐地往来穿梭,走访了5个小朋友的家庭。直至晚上9点多钟,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学校走。由于左手边的民居十分分散,加之右手边全是庄稼地,稀少的灯火,朦胧的月光,任何一个小动静都让人心惊胆战。
就近住在学校里是我们白天主动提出的。杨庄初小的主体是一个二层小楼,由于村里学生数量锐减,一年级只占用了一楼的一间教室。任振华的办公室就设在教室隔壁,方便照顾学生。紧邻的一间教室留给了村办幼儿园的二十几个孩子。大楼一层的另一半是杨庄村委会的办公室。任振华向村主任申请,让我们住在二层村里给驻村干部预留的房间。
由于我们回来太晚了,任校长已经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因为夏季农活多,妻子陪着儿子在西安读书,只留老母亲在家里干家务任振华不忍心,所以夏天他不住在学校里。但是到了冬天,天亮得晚,为了不影响给孩子们开门,他几乎每夜都住在学校里。
穿过黑森森的院子,靠着手机的微弱灯光摸上楼,打开房间的灯,我们发现任校长把他的热水壶放在了门外,还帮我们打了满满一桶水。
夏夜,黑漆漆孤冷的学校,独自站在院子里望着周围,也会让人不寒而栗。我们不知道那么多个漫漫冬夜,任振华一个人守在简陋的校舍里,是怎样度过的。那一点炉火能暖手脚吧,但恐怕暖得了心的,还是他的5个可爱的学生。明天,为他们而坚守。
校长的菜园
在学校一侧围墙的墙根脚下,任振华开辟了一小片菜园。长方形狭窄的小框框里,种着豆角、南瓜、西葫芦、菠菜、油麦菜等等。“咱们这儿离街道太远了,我要上课,去买菜不方便,也没有卖菜的上门。以前还有卖豆腐的天天来,我就只买些豆腐吃。最近天热,豆腐做的少,不等到咱这儿人家就卖完了,也连卖豆腐的都没有了。我就在院子里开了一点地,种点菜自给自足。”而这小小的菜园,不仅添了盘中餐,也给整个校园增添了无限生机。岁岁月月,任振华精心呵护着他的学生,精心呵护着他的菜园,精心呵护着学校里的一切。
任振华说自己是一个很知足的人,回忆起自己在杨庄任教的这9年,也是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他很少有抱怨,言语间总是很乐观。“2006年刚来的时候,学校前头的这座桥还没有呢。一座木头桥,一到涨大水就走不成了,必须绕到对面山上再过来,这样从西坝过来就得一个多小时。到了2008年有了这座桥交通就好多了。”哪怕粉笔盒里连一根完整的粉笔也找不出,哪怕教室的墙皮斑驳脱落,任振华仍旧说,就像门前的石桥一样,现在学校的条件比以前也好多了,“我不羡慕别的老师到大学校去,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组织上提过要求。保安镇有130多个老师,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到这儿来让谁来。”
说起学校将来的走向,任振华真诚地向我们讲了一段他的心里话:“对于我自己来说,学校撤到西坝对我确实方便,离我家近。但是这些娃呢,六七岁的娃,走40多分钟的路程,太不安全了,遇到雨雪天气又咋办。父母可以不怕风吹雨打,忍饥挨饿。娃冷了、饿了,咋办。我也有孩子,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我不忍心。”任振华说,他一个人坚守在这里,既是老师,也是保姆,只要国家还需要他坚守,他会一直坚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