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所载九州山川形势图，雕版墨印，宋代。

　　“熊耳山之争”是商洛历史上聚讼最为激烈，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第一疑案”。
　　大禹治理洪水的主要工程项目是“道九山”和“导九川”。“道九山”，就是开通9条山脉之间的通行道路。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至倍尾山，即是“道九山”系列工程中的一条重要道路工程。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注疏的《汉书·地理志》说，“熊耳在陕(县)东。外方在颖川，即崇高也。桐柏在平氏东南。倍尾在安陆东北。言四山相连也。倍读曰陪”(《史记》曰“负尾”，《汉书》改作“陪尾”——本文作者注)。查：颜师古所说的熊耳山，在河南陕县东150里。外方山，在河南省西部，为秦岭东段支脉，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00余公里，是伊河、颖河的分水岭。桐柏山，在河南、湖北两省边境，西北——东南走向，主峰在太白顶，为淮河发源地。陪尾山，古山名，在今湖北安陆县北。《汉书·地理志》：“安陆(今湖北云梦)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其后，郑玄《尚书注》《水经》《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皆从此说。据此可知，大禹开通这条道路的目的在于沟通陕、豫、鄂、皖四地之间的联系。
　　“导九川”，即是疏通九州域内为患最著的9条河流大川。凿通熊耳山以疏导洛水，使它流向东北，与河南境内的涧水、瀍水会合，又向东流与伊水会合，再向东北注入黄河，即就是“导九川”这一伟大系列工程其中的一项重要工程(详见附图)。《史记·夏本纪》的原文是：“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涧水，源出河南渑池县东北，东流经新安县，南至洛阳市，西折东南入洛河。瀍水，源出洛阳市西北，东南流经旧县城，再东入洛水。伊河，源出河南栾川县伏牛山北麓，东北流，在偃师县杨村附近入洛河。按说太史公在《史记》中已将这项工程的起止点交待得很是明白了，并没有多少疑义之处，不料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在《汉书·地理志》中明确提出“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为伊水所出”的观点之后，即在经传注疏界引发了一场旷世持久的“熊耳山之争”，争论时间几近两千年，迄今仍未见有平息。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东晋训诂学家郭璞(276-324)，他在其所编著的《山海经》郭注中明确地说：“熊耳山，今在上洛县南。”南宋学者蔡沈(1167-1230)在其所著的《书集传》中亦力挺郭璞的“上洛县南”观点，谓班固的汉志为非。魏晋时，晋分京兆尹南部置上洛郡，辖县四，分别曰上洛、曰商县、曰拒阳(今洛南县地，寻废)、曰丰阳，俱隶司州(即司隶校尉部，治所在今洛阳东北)。上洛郡和上洛县的治所，均在今商洛市商州区。据此，郭璞所指的“熊耳山，今在上洛县南”的说法显然不可能成立，因为上洛县南没有熊耳山。商州境内的熊耳山在上洛县治西，地理方位也不对。可能郭璞将今洛南县地视作是古上洛县治所在地了，其实魏晋时今洛南县仅是上洛郡的一部分，未设县。
　　嗣后还有学者提出“熊耳山在河南宜阳”之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527)即在《水经注》中驳斥说，“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宜阳熊耳山在洛水北———本文作者注)，此自别山，不与《禹贡》‘导洛自熊耳’同也。”
　　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581-645)在《〈汉书〉注》一书中，又别出一说，注云：“熊耳山在陕东。”陕，即河南陕县，陕东百五十里确有山名熊耳。
　　清人编撰的一部《陕西通志》则又提出了另外一种新颖观点，其说法是：“禹贡所云导洛者，实(洛南)县东之熊耳也。商州亦有熊耳山，人多误指。熊耳山在洛南灵口境内，该乡有一处塞子口，相传为大禹导洛处。”
　　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断然否定“卢氏说”和“上洛说”。他少承家学，熟谙经史，历三十年心血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124卷，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名著。顾在该纪要中明确指斥到：“郭璞注《山海经》云熊耳在上洛；《括地志》言熊耳在上洛西三十里；《元和郡县志》言熊耳在卢氏县南五十里，皆随后世指名耳。”书中所言《括地志》，为唐代地理著作，凡550卷，又序略5卷。题为魏王李泰撰，实出于萧德言等人手笔。唐、宋著作多曾称引，其后散佚，今仅辑得数卷。其书多根据经传，并援引六朝舆地书籍以为佐证。《元和郡县志》，唐地理总志，唐宰相李吉甫撰，凡四十卷，现存三十四卷。现存较完整的总志，以此为早。其书记载较详，较为可据，为后世重视。顾祖禹在挥斥以上三说的基础上，又独辟蹊径，提出了以下观点：《汉志》说“洛水出上洛冢岭山”；《水经注》云“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春秋说题辞》曰“洛出熊耳山”；《山海经》亦云“讙举之山，洛水出焉”。其实“讙举山、获舆山、冢岭山，皆一山而异名也。”“三山同在上洛之地，溪涧相通，无容歧别，为一山，谓导洛始功于此，未为谬也”(《读史方舆纪要》卷54)。与顾同时代的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1633-1714)，在他撰著的《禹贡錐指》一书中，将顾祖禹的这一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其书云：“此山(讙举山)自上洛以至卢氏县，亘200余里，总属禹贡之熊耳，其说是也。”清人吴卓信在《汉书·地理志补注》中也赞同胡渭的观点，他说“盖此山(即广义的熊耳山——本文作者注)盘基甚广，随地异名，故本志(指《汉书·地理志》)(言)“在卢氏之东”，而郭(璞)注《中山经》“在上洛之南”，再郦氏(郦道元)、孔氏(孔颖达)、《书·正义》(皆言)“在宜阳之西”，实一山也。可知熊耳西起陕西洛南，东达河南宜阳，东西绵亘数百里，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一座名山。由此可知，今洛河南岸山脉，可概言之为熊耳山。蒋廷钖的《尚书地理今释》也同意吴卓信的以上说法，他说“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西南70里，接陕西商州界。熊耳虽有东、西异名，其实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卢氏。蔡传(即蔡沈《书集传》)以班固为非，非也。”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藏励穌等编著，1931年)在“熊耳山”辞条下进一步解释说：“今地学家总称商县、陕县，东至宜阳、渑池诸山，曰熊耳山脉。”谷歌《地球和中国地形图》分析说，秦岭在陕西与河南之间分为三支，北支为崤山，南支为伏牛，中支为熊耳山。可知熊耳山是东秦岭的余脉之一，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界之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秦岭”条目也记载说：“《三秦记》：‘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汧陇，东西800里。’《名胜志》：‘谚云：秦为头，虢为尾，与太华相连。’按：‘今自甘肃皋蓝而东，亘陕西南部、河渭汉沔之间，直至河南陕县，其间乌鼠、未圉、太白、终南、太华、商山诸山，皆秦岭山脉也。’”《辞海》“熊耳山”条也说：“熊耳山在河南省西部。秦岭东段余脉。以两峰状若熊耳得名。东北——西南走向。自宜阳县至豫、陕两省边境，长百余公里。伊、洛两河分水岭。主峰全宝山，海拔2094米。”由上述各种资料所说可以知道，位于陕、豫两省之间的熊耳山脉，其实是大秦岭东向的余脉。清代诸位地理学家的论述，与谷歌的地形图分析以及国内地学家的论述结论，观点是基本吻合的。另据清康熙四年(1665)成书的《续修商志》记载，“旧志曰，按：商略广轮无考。隋析卢氏，唐析朱阳与河南，明析上津与湖广。……洛南，春秋上洛地。”可见古代学者言“熊耳在上洛之地”亦有其道理在，概由行政区划频繁变动而引发学者们观点的歧见。历史地理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于此可以窥知。另外，我们可以试想：大禹疏通洛河这样的浩大工程，决不会是只凿通卢氏县所在的熊耳山一段，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为洛河泛滥成灾所形成的阳华薮范围浩大，波及甚广，欲使之完全消退，需要疏通的主导河道距离一定很漫长，涉及的沿途山岭众多这是必然的。所以，大禹所要治理的熊耳山肯定是阻碍泄洪的南岸诸山(北岸地势皆高)。这些南岸诸山，依照颐祖禹的说法，其实都应当统称为熊耳山脉。至此，历代地学大儒们关于大禹“导洛自熊耳”的争论，应当到此算作结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