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助社会边缘的精神流浪者
文章字数：1930
他们或沉默压抑，或恣意悲喜；他们可能伤人，更可能伤害自己；人们往往害怕他们，却不知他们更怕人们歧视的目光。为加强对这些社会边缘“精神流浪者”的帮助，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十部门制订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聚焦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救助、理解关爱。
救助管理，职责谁来担？
江西瑞昌市南阳乡上坂村，70多岁的王木香将儿子吴远洪在铁笼中关了10多年。
吴远洪患严重精神障碍，下雨时曾把母亲头摁进水中，还曾将一个戏弄他的13岁男童打伤致死。为防止吴远洪继续伤人，他被关在加固的铁笼中，并锁上脚镣。王木香每天3次送饭。铁笼高不过两米，底部用水泥固定。在铁笼中，只能通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外面景色。这样在铁笼中生活10余年后，吴远洪才因免费救治政策的施行，有机会到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世上哪有母亲愿意把孩子锁在笼子里？”王木香说，总不能再让他出去伤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谁来管？全国精神卫生五年规划提出，应当形成政府组织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的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
规划强调，建立精神卫生工作政府领导与部门协调机制，还专门提出由综治、卫生计生、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残联、老龄等单位形成协同管理，到2020年，70%的乡镇要有管理小组。规划还为贫困患者的救治费用提供了多渠道解决办法，同时也设立了绿色通道进行应急处置。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对此深表赞同，“精神疾病是可控可治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时，在他出现幻觉妄想的情况下，可能会杀人或者出现肇事肇祸等危险行为，但如果国家能够投入对他进行治疗的话，就能控制这些状况，不出现幻觉妄想，他就不会杀人，甚至给社会作贡献。”
消除歧视，社会怎么看？
40多岁的刘某曾经有个幸福的家庭，因婚姻变故，她患上了抑郁症。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她康复出院。但是两个月后，她又被家人送到了医院。如此出院、入院，已有4次之多。
面对精神科医生的开导，刘某道出了自己再次发病的诱因，曾经当老师的她现在被社会当成了异类，家人严加看管，朋友避而远之，工作无法继续，“甚至一走上街头，就产生莫名的恐惧感”。
由于对精神疾病长期的偏见和歧视，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仍缺乏关爱。同时，由于对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认知率低，觉得病情“羞于启齿”，还有不少人在自身出现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时不敢就医，以致病情加重。
对此，规划一方面提出，要大力开展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普及“精神疾病可防可治，心理问题及早求助，关心不歧视，身心同健康”的核心知识，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正确对待精神障碍患者；另一方面，规划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防止能力的提升作了具体的规划：到2020年，抑郁症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0%，各地普遍开展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防治，每个省(区、市)至少开通1条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00%的省(区、市)、70%的市(地、州、盟)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魏镜认为，歧视，源于对心理疾病、精神障碍的医学本质不了解。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宣传和科普，正是现在所亟须的。
“公众会去歧视一个糖尿病人吗？他会消瘦、会多吃、多饮，我们不会歧视，因为知道这是疾病的作用。但大家会歧视精神心理问题，都把它当作可控的，出问题是因为他的理性不够，思想动态出了问题。”魏镜说，“千万注意，这确实是对心理障碍或精神障碍的医学本质的否定。疾病可以颠覆患者的体温、呼吸，也可以颠覆认知、情感、表达，这是疾病的作为。”
医疗救治，医生哪里找？
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副院长李文秀最发愁的事情之一就是“人的问题”。专业精神科医生太少，让救治康复工作步履维艰。
“人员极端缺乏，编制永远缺编，招不上来人。”李文秀说，“年年我都在做扫盲，为什么？人都跑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恨不得哪科来的人都行，哪个科不要的人转来做精神卫生防治我都接受，人太缺。”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东部地区每10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不低于3.8名，中西部地区不低于2.8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配备专职或兼职精神卫生防治人员。
北京大学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方新认为，规划中提出建立管理网络、开通心理热线等，是加强精神卫生的“硬件”建设，而注重对人的培养，则是在努力使“软件”建设同步根上。
“比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建了热线，但没有专业的人员接听疏导，这个热线的作用恐怕有限。”方新说，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真正重要的在“救治人”的身上。(新华社记者 胡浩 吴晶 王思北 高皓亮 董小红)
救助管理，职责谁来担？
江西瑞昌市南阳乡上坂村，70多岁的王木香将儿子吴远洪在铁笼中关了10多年。
吴远洪患严重精神障碍，下雨时曾把母亲头摁进水中，还曾将一个戏弄他的13岁男童打伤致死。为防止吴远洪继续伤人，他被关在加固的铁笼中，并锁上脚镣。王木香每天3次送饭。铁笼高不过两米，底部用水泥固定。在铁笼中，只能通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外面景色。这样在铁笼中生活10余年后，吴远洪才因免费救治政策的施行，有机会到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世上哪有母亲愿意把孩子锁在笼子里？”王木香说，总不能再让他出去伤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谁来管？全国精神卫生五年规划提出，应当形成政府组织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的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
规划强调，建立精神卫生工作政府领导与部门协调机制，还专门提出由综治、卫生计生、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残联、老龄等单位形成协同管理，到2020年，70%的乡镇要有管理小组。规划还为贫困患者的救治费用提供了多渠道解决办法，同时也设立了绿色通道进行应急处置。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对此深表赞同，“精神疾病是可控可治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时，在他出现幻觉妄想的情况下，可能会杀人或者出现肇事肇祸等危险行为，但如果国家能够投入对他进行治疗的话，就能控制这些状况，不出现幻觉妄想，他就不会杀人，甚至给社会作贡献。”
消除歧视，社会怎么看？
40多岁的刘某曾经有个幸福的家庭，因婚姻变故，她患上了抑郁症。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她康复出院。但是两个月后，她又被家人送到了医院。如此出院、入院，已有4次之多。
面对精神科医生的开导，刘某道出了自己再次发病的诱因，曾经当老师的她现在被社会当成了异类，家人严加看管，朋友避而远之，工作无法继续，“甚至一走上街头，就产生莫名的恐惧感”。
由于对精神疾病长期的偏见和歧视，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仍缺乏关爱。同时，由于对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认知率低，觉得病情“羞于启齿”，还有不少人在自身出现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时不敢就医，以致病情加重。
对此，规划一方面提出，要大力开展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普及“精神疾病可防可治，心理问题及早求助，关心不歧视，身心同健康”的核心知识，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正确对待精神障碍患者；另一方面，规划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防止能力的提升作了具体的规划：到2020年，抑郁症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0%，各地普遍开展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防治，每个省(区、市)至少开通1条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00%的省(区、市)、70%的市(地、州、盟)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魏镜认为，歧视，源于对心理疾病、精神障碍的医学本质不了解。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宣传和科普，正是现在所亟须的。
“公众会去歧视一个糖尿病人吗？他会消瘦、会多吃、多饮，我们不会歧视，因为知道这是疾病的作用。但大家会歧视精神心理问题，都把它当作可控的，出问题是因为他的理性不够，思想动态出了问题。”魏镜说，“千万注意，这确实是对心理障碍或精神障碍的医学本质的否定。疾病可以颠覆患者的体温、呼吸，也可以颠覆认知、情感、表达，这是疾病的作为。”
医疗救治，医生哪里找？
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副院长李文秀最发愁的事情之一就是“人的问题”。专业精神科医生太少，让救治康复工作步履维艰。
“人员极端缺乏，编制永远缺编，招不上来人。”李文秀说，“年年我都在做扫盲，为什么？人都跑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恨不得哪科来的人都行，哪个科不要的人转来做精神卫生防治我都接受，人太缺。”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东部地区每10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不低于3.8名，中西部地区不低于2.8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配备专职或兼职精神卫生防治人员。
北京大学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方新认为，规划中提出建立管理网络、开通心理热线等，是加强精神卫生的“硬件”建设，而注重对人的培养，则是在努力使“软件”建设同步根上。
“比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建了热线，但没有专业的人员接听疏导，这个热线的作用恐怕有限。”方新说，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真正重要的在“救治人”的身上。(新华社记者 胡浩 吴晶 王思北 高皓亮 董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