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看报成了老人晚年的常态生活
　　年近九旬的老兵，军礼仍然是那样的标准，军姿仍是那样的魁梧。

　　12岁时稀里糊涂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行军途中逃脱，投奔八路军成为地下小交通员，解放战争期间做着充满惊险的侦查员工作。年近九旬的明道兴老人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八路军地下交通员
　　1927年，明道兴生于现在的镇安县青铜关镇营丰村。1939年，刚刚12岁的明道兴在家遇上国民党抓壮丁。按照当时规定，他家兄弟五人，必须至少有两人被带走当兵，两个年长的哥哥闻讯偷偷地跑了，于是他被抓了壮丁。
　　“在行军路上，我们新兵每天就是四件事，吃饭、睡觉、走路和挨国民党兵的皮鞋头、耳刮子和枪托。”明道兴掰着指头，清晰地回忆，当时每天跟着大家稀里糊涂、连滚带爬地走，脚上满是血泡，血水湿透了鞋底，至于自己要去干什么，到哪里去，他一点都不知道。
　　行军近30天后，新兵增加到100多人，来到宁夏一个叫猴桃(音)的地方宿营。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冻得穿着单衣的新兵们一个个瑟瑟发抖。看守他们的国民党兵一个在门口站岗，两个在另一间屋子的炕上取暖。喝稀饭的时候，明道兴坐在拐角里看到，几个大个子新兵偷偷商量了一下，一个新兵来到门口，把一碗滚烫的稀饭猛扣在门口士兵的头上，几个新兵立即将烫懵了的他拖进屋里，其他新兵冲过去，缴了那两个士兵的枪，把三人牢牢地捆绑起来。收拾完三个国民党兵，大家就到陕北找八路军。
　　“到达陕北定边的当晚，我第一次吃到这辈子最美味的菜——猪肉炖粉条。我感觉好像到家了。”明道兴说。1939冬天开始，明道兴就成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的地下交通员。起初驻扎在陕北定边一带，不久随部队到了甘肃庆阳地区。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庆阳和陕西铜川黄堡镇十里铺地下联络点之间往返传递情报。
　　当时，庆阳到十里铺之间有一百多里路，路上关卡林立，只要被搜出情报，就会立刻枪毙。为了安全，每次基本上都是傍晚出发，早上赶到。“为了迷惑盘查，我不理发、不洗脸、不洗澡，穿得破衣烂衫，像个叫花子。”明道兴说，“有时候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出发时不能携带情报，或者在半路上毁掉情报，就要采用当时的记忆绘图和速记文字，把情报记下来，进行口头汇报。为了预防出错，我会在整个路上默念数百上千遍。5年里，我没有出过一次错。”
　　一路上，经常不是几十里荒无人烟，就是黑森林，刚开始听见野兽嚎叫，明道兴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后来习惯了，走夜路就像白天一样。”一夜奔走下来，常常脚上的汗水和稀了鞋里的泥土与污垢，脚在鞋里一滑一滑的，还唧唧作响。
　　优秀的侦察兵
　　1945年元月，明道兴被调到旅部侦查科任侦查参谋，随后参加了延安保卫战、瓦子街战役、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等。
　　1948年2月，解放军包围宜川，明道兴与老班长陈大头在距离瓦子街十多里的山坡上侦查。班长年龄大，眼神不好，负责数炮车、牲畜等，明道兴负责数人。山下千军万马在通过，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警觉。所以，他把身体紧紧贴在树后，纹丝不动，眼光切着树身看着下面的路上，每走过一个敌人就数一下。由于高度紧张，当敌人走完后，他才发现臀部以下都被雪盖住，自己和树已经融为一体，成了一个落满雪的大树干。
　　在明道兴的心中永远无法忘记“四根萝卜头”的故事。瓦子街战役之后，在一次侦查中，明道兴被流弹击中左太阳穴上部。部队把他连同其他伤员一起送到耀县香山的一座寺庙中养伤。由于需要严格保密，不能进出，所以生活极度艰难，没有菜吃。明道兴年轻，伤好得快。他无意间发现远处的山上有大片的野油菜和苦麻菜，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他晚上带着部分好些的伤员去采摘了几大筐回来，做成了酸菜，每人每次夹上一小筷子，给伤员们“美美”地改善了伙食。在挖野菜的时候，明道兴无意间挖到了四根大拇指大小的胡萝卜，他带回来分给了四个重伤员。“给他们时，把他们感动得眼泪直流。那只是小小的胡萝卜啊！”明道兴用手摸着头上那道巨大的月牙形伤疤，眼中噙满了泪水。
　　为新中国再立新功
　　1949年8月，在参加完兰州战役后，明道兴先后在兰州军队办的速成中学和河南新乡军械预备学校共学习四年多，学成后任11师31团军械主任，直到1963年因伤转业。在任军械主任期间，数次随部参与西北剿匪行动，于1955年被授予上尉军衔，1959年参加平息西藏叛乱。
　　在平叛期间，明道兴见证了藏族同胞对解放军的欢迎。在日喀则的叛匪基本剿灭后，当地组织了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展示农奴主对农奴惨无人道的迫害。一位四十多岁的藏族妇女参观完后，把明道兴几人约到穷得一无所有的家中，指着歪坐在拐角的男人说，丈夫的脚筋就是被农奴主割断的，“剿匪不光是你们的事，也是我们的家事，我们都恨他们。”
　　1962年11月，明道兴随部参加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的西山口之战。为了截断敌军退路，明道兴所部奉命实施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他肩扛子弹、腰挂手榴弹与部队一起7天5夜强行军，在高海拔地区翻越了一座座雪山，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行军路上，雪盖住了山上的路，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钩子逐一钩着树爬上山，后面的部队抓着前面留下的绳子登山。下山时，大家基本都是直接坐在雪上向下滑。“到了山下，许多战士的棉裤破了，屁股上的棉花耷拉在外面，甚至有些都成了光屁股，但谁也不顾这些，继续疾跑。”回忆起当年艰苦的岁月，明道兴呵呵一笑。
　　就是在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中，明道兴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运送弹药时，流弹片击中了他的头皮，头盖骨打碎，陷了下去。由于战场上治疗简单，明道兴伤愈出院后，只要一低头，就感觉咔嚓一声，头就剧烈疼痛起来。组织上安排他先后到拉萨、兰州等地医院治疗。1963年，明道兴在第四军医大学手术成功，取出了掉在里面的三块骨头，用医用玻璃纤维高分子绷带修补颅骨。“当侦察兵时，见惯了国民党对待伤病的样子，走不动的伤兵，经常是补上一枪，向路边一扔了事。只有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我们的命才这么珍贵，不然早都死了。”明道兴感慨地说。
　　明道兴没学到多少文化，小时候在家放牛，用棍子在地上“画”字，学了五六百个字；做地下交通员和侦查员时要记住情报，认了一些字；在速成班和军械预备学校学习时，才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上学。但是行武出身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文化人。1963年转业后，明道兴先后在镇安县党校当理论教员、电信局任局长、文化馆当馆长。“我是一个‘粗人’，全靠自学成了文化人，后来还当起了文化馆长。”明道兴笑嘻嘻地说，文化馆长任了16年，直到1987年退休。近年来，明道兴先后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共和国创立者”荣誉勋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