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最多算一个文学爱好者，能收到的只是一些零零散散发表在报刊上的“豆腐块”换来的稿费。这些稿费，虽说没有对我的家庭生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多少有点不添斤添两的效果。特别对我这个长期当教师的人来说，有生以来没挣过什么大钱，仅有的一点稿费也就是我对家庭的特殊贡献和自豪的资本，因而我把每一笔稿费都看得格外金贵，拿到稿费时的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三十多年来，每次拿到稿费的数额和花费情况，至今还清晰地存留在记忆之中。
　　第一笔广播稿的稿费只有8块钱。那是我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重点小学任教不久，课余时间把学校的教学教改和好人好事写成通讯和消息，送到学校背后的县广播站，一个月内采用了一篇通讯和6篇消息，月底拿到8块钱的稿费时，我的高兴劲别提了！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才31.5元，这笔钱顶得上两级工资了！拿着这笔钱干什么呢？思来想去，我决定大方一回，上街买了两瓶人称“绿棒槌”的西凤酒，又买了饼干、凉粉，罐头之类，把同时分到一个学校的4个同学喊来。大家一听是稿费买的酒，兴致更大，五个人吆五吆六地把酒菜来了个底朝天，把那8块钱打发个干干净净，我们几个落了个喜喜欢欢。
　　第一笔诗歌的稿费是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一首小诗，总共17块钱。那是学校党支部发展我为预备党员后第一次交党费时写的一首诗，题目为《党费》，诗不长，但当时在学校引起的轰动不小，校长在职工大会上表扬了我，学校的阅报栏里刊出了那首诗，同仁们也对我这个其貌不扬的普通教师有点刮目相看，还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领到稿费时，炎热的酷暑已经过去，飒飒的秋风已透着寒意，我想到母亲养育自己二十多年，自己还未给母亲尽过一点孝心，就跑到百货商店买了一条驼毛绒裤，刚好是17块钱。拿回家，母亲高兴得眼泪都快要流下来，我也尝到了孝敬母亲的快乐。
　　第一笔散文的稿费破了记录，40元。那是我从学校调到县教育局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回家看望母亲，与母亲坐在家门口拉家常时，看到丹江对岸的南山上繁星点点，如银河般迷人，就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那是南山人拉了电，现在磨面做豆腐都不用人力了，还把清湛湛的丹江水抽上了山，吃水喂牲口都不用熬煎了。由此我想起了过去南山人的苦焦和劳累，等母亲睡下以后，连夜写了一篇散文《南山的星》，翌日便寄给了《农民日报》，谁知不久就见了报，且寄了40元的稿费单。拿到这40块钱，我真是兴奋不已，觉得自己好像发了大财，立马到县里最大的百货商场，给父亲买了个小收音机和一副老花镜，给母亲买了一双泡沫底子的布鞋——她脚上有鸡眼，穿手做的布鞋常疼得钻心，给妹妹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衣。剩下的自己到饭店里吃了一盘炒面，还喝了一瓶啤酒，真像个当时的暴发户，开心了好几天。
　　也许小说值钱点吧？我的第一篇小说稿费多达70元。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和妻子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突发奇想：何不把我俩因读书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写成小说，给她一个意外惊喜，也给我们的爱情注入新的活力？说写就写，恰好那晚心情极佳，文思泉涌，脱稿后几经修改，寄给了《陕西教育》“学人恋情”栏目，时隔不久，杂志发表了我的小说，寄来稿费70元。一时间，我在全县教育系统成了“红人”，下乡到基层学校，常有人指指点点，还有几个女同学开玩笑问我为什么当初不对她示好，弄得我脸红到耳根。令我欣慰的是妻子对那篇小说爱不释手，常常呆在房间里边看边笑，对我也愈加体贴和疼爱，或在我的碗底埋两个荷包蛋，或晚上在我写作时端来一杯热茶。我也投桃报李，用那笔稿费买了一束红玫瑰和一条洁白的纱巾，在我俩结婚纪念日那天送给了她，她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打那以后，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我俩一直恩恩爱爱，我觉得与那篇小说是有关系的。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至今，我发表的各类文学作品有142篇，最多的一篇稿费450元，最少的3元。有些作品在国家、省市级文学作品大赛中获奖，最大的一笔奖金1000元，最少的200元。略算下来，这些年所得的稿费、奖金接近万元。我用这些稿费先后给孩子买了个电脑，给自己买张席梦思床，给家里买了沙发、茶几，还给汶川地震灾区捐款500元，交纳特殊党费300元，每笔钱都花得高高兴兴，坦坦然然。因为我觉得，作品是作者心血和汗水的结晶，稿费是作者应得的劳动报酬，它是世界上最干净、最纯洁、最清廉的钱，没有臭铜味，也没有血腥气。攥着它，没有贪官受贿时的不安，没有盗匪偷抢后的惊恐，只有像农民用汗水换来金灿灿的粮食时的高兴、快乐、踏实；花掉它，使人在享受物质精神相互转换相互作用过程中得到满足、愉悦的同时，感受到劳动的伟大，命运的公平，从而得到心灵的宁静，精神的升华。
　　转眼间，我已经薄霜涴鬓，注定成不了什么文学大家，也肯定指靠不了稿费来维系生活，但我己与文学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它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还是要在这条路上踽踽前行。当然，也希望更多的稿费青睐于我，让它继续带给我快乐——真正发自内心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