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派原商县显神庙人王柏栋回到地方任商洛工委书记，谱写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商洛党的斗争历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
　　王柏栋生于1910年一个识字的农民家庭。1929年毕业于商洛镇两岭小学。后到河南在杨虎城属下杨子恒部当兵，并在该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红二十六军任团政治委员，后到陕北苏区工作，1936年6月调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地方科科长。在这之前的1934年秋冬，王柏栋曾回到地方做调查研究工作。他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领土，充满着仇恨，“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激奋着他的心潮。10月29日，他用墨笔在其西厦房檐墙上写下“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度此血的惨辜生涯”，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决心。当他知道在孙家山有一支红二十五军长征小分队被敌三路“围剿”时，他一方面给商镇民团团总张虎森做工作，要以抗日为重，为红军小分队解困。并冒雪步行30里到孙家山与红军队长程启文商议，与张虎森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使红军小分队安全转移，胜利归队。程启文回忆说：“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我们的队伍路过延安以北一个很大的村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们。突然，一位同志一把拉住我：“小程同志，你们终于来到陕北，我们又会合了！”我激动地说：“柏栋同志，半年多来，全队同志都想着您哩！”
　　程启文见王柏栋之时，王柏栋穿着黑色便服，才从监所出来。其原因是：1935年3月王柏栋回到陕北后，在“左”倾肃反中被关押。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纠正错误肃反，释放被关押人员，汪锋、刘志丹、王柏栋等才被释放出来。王柏栋回商任工委书记，7个月办4件大事：
　　(1)以两岭小学和商县中学为据点，以商洛镇一带农村为阵地，宣传抗日，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了王连成、巩德胜、刘丹东、彭一民、米信公、周文斌、王士哲、巩德芳、薛兴年等30余名党员，建立了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3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缔造了商洛地下党。
　　(2)培养骨干，掌握武装。王柏栋以他的远见卓识，重视对新党员的培养和在敌武装中发展党员，掌握武装。有计划的将王连成、刘丹东等共产党员和部分民先队员，派往延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安吴堡青训班和省委党训班学习，为商洛未来的斗争培养骨干。发展敌茶房联常备队副队长巩德芳和常备队护兵班长薛兴军为党员。团结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部属。为党掌握了武装。
　　1938年4月，商县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为了扩充他的势力，煽动其所在的龙驹寨驻军，收了商镇联100余支枪。这明显是冲着王柏栋来的。王柏栋将计就计，挺身而出，组织商镇周围1000多民众，向政府交农器，向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请愿。他被选为请愿代表，以破坏民众抗日罪，要求马师长惩办。他据理说服马师长，悉数归还了枪支，大长了民众抗日志气，灭了抗日顽固派的威风。他深受民众的拥护，被选为商洛镇联的联队附。接着他将共产党员彭一民，张银治等3人派进常备队任班长。常备队8个分队长有5个是共产党员，敌队长谢孝廉被架空了。
　　(3)建立抗日民众组织。他所到之处向师生和民众大力宣传抗日，号召与抗日顽固派作斗争。在请愿胜利的基础上，先后建立起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抗敌促进会和妇女救国会等一批抗日群众组织，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4)联合驻军，剿灭黑煞道。这时，商洛山区出现了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党”(俗称黑煞道)，企图利用月初古会全面暴乱，破坏抗日。王柏栋识破这一阴谋，即联系当地驻军剿灭。龙驹寨道首陈会明所领导的数百名暴徒刚一起事，即被剿灭。夜村道首何根庆、蒋长有聚众起事，刚杀羊祭旗，被全部剿灭。胜利后，王柏栋又组织千名民众，赴龙驹寨慰问驻军。
　　事情闹大了，国民党四区(商洛区)专员温良儒害怕了，亲自到龙驹寨，“请”王柏栋谈话。两人唇枪舌剑，直到深夜，辩驳得温良儒无言以对。
　　王柏栋短暂一生，充满浩然正气，省委已发现他太暴露了，派赵希愚赴商洛视察工作，肯定了他的成绩，指出了这一缺点，让他立即返回省委。王柏栋接受了省委的批评，正当他交待、安排党的工作，还未动身，温良儒指示冯麟生买通土匪头子曹建勋于1938年7月25日将王柏栋杀害于显神庙家中，英年28岁。英年早逝。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举行了追悼王柏栋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汪锋致悼词，说王柏栋的牺牲不仅是共产党的一个损失，而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不可补救的损失。第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写的《纪念“七一”陕西共产党》文中，颂扬了王柏栋，把他和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烈士并提，指出：“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