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里，总有一块柔软的地方，收藏着些好的东西，就像玩古玩的捡漏，不会轻易拿出来示人却美美地内心欢喜着，快活着。我也算有了些年纪，记忆力也大不如前。可几十年前的两个人却让人终生难忘。只要一想起他们，这世界一下就美好起来，好像阴雨多日的天气一下子晴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十几岁的我像好多同龄人一样爱上了文学。晚上不睡觉在大学的窑洞里发疯似地写小说。我写的是少儿题材，索性每次都投给当时最顶级的《儿童文学》杂志。从铅印退稿信到手写退稿信，我的作品引起了一个叫康文信的老编辑的注意。他来信说，让我多写山里熟悉的生活。1983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像往常那样去逛书摊，竟然在新出的《儿童文学》上看到了我的小说《撵走的和撵不走的》。我那种兴奋没法形容，一下觉得吹到脸上的风沙都温柔了好多，平常听着别扭的陕北话都像唱歌一样好听。这篇处女作还得了奖，让好多人知道了我，这篇作品至今依然是我的代表作之一。第二年夏天，去北戴河参加杂志社组织的笔会，我只想着见见康老师，当面说一声谢谢。谁知阴差阳错，他在北戴河时我在北京，他在北京我却到了北戴河，愣是没见上。后来我给他写了封信，说的啥内容忘了，反正是山里人对首都大编辑的感谢活。他只回了几句话：不用谢，好作品当编辑的都喜欢，趁着年轻好好写吧。后来他退休了，他走前专门叮嘱接手的年轻编辑跟我联系……后来就没有了消息。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那始终没有见过面的恩师不知如今可好？他肯定想不起他当年的慧眼改写了一个山里孩子的人生，他只是尽了一个好编辑的本份而已。
　　写作有了点名气，市上想调我当文学干部。我当教师的局里硬是不放，我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县广播站的老温也是文人，他说，你写封信，我给地委周书记。他跟书记是乡党，书记也真爽快，笔一挥批了。我没花一分钱，烟也没发一根就调成了，真让人不敢想象。后来书记调走了。多年前，他回来参加报社社庆，好多人围着他。我厚着脸皮挤到跟前，红着脸说声谢谢时，他竟然不记得了。老是把文化人高看一眼的老领导好事做多了，自然想不起来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老先人说的话，也是做人的重要原则。可面对这两位我生命里的恩人贵人，一个至今没见过，一个早就忘了做过的好事，真叫人报恩无门。只能把美好的记忆收藏在心底，学着他们做人做事，当个好编辑当个好人，给别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不求他们的感谢和报答，只想着把美好的东西传承下去，也算作一种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小小善举吧。后来我也当了编辑，学着康老师那样对待作者，尤其是农村的可怜娃，这些年不敢说桃李满天下，至少无愧我心。当他们表示感谢时，我总是说康老师说的那句话：不用谢，好作品当编辑的都喜欢，趁着年轻好好写吧。
　　这些年，世事变化快，美好的东西像好空气一样少了。活了一大把年纪，早就见怪不怪。不敢说心如止水，至少有点久经沧海难为水的味道。看看央视新闻联播里的幸福生活不笑，看看网络上稀奇古怪的丑事也不恼。早就明白了这个花花的世界什么颜色都有才是正常的日子，要是只有白天没有黑夜，那便是灾难的开始。但内心深处那最柔软的地方，还收藏着那份美好，就像酒越放越香。要是人人都记着别人给予的美好，时不时想着把美好传承下去，这世界肯定会天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