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民间修谱人
文章字数:6002
捧着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家谱,冀再阳爱不释手。
屹立在杨村的千年古槐,如同山西大槐树一样,已成为杨村村民心中的精神图腾。
跋山涉水,张赞业在调查走访的路上。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远古的故事,是这样开端的:坐拥物华天宝的东方大国,在一个天气和朗的日子,某家族族人齐聚一堂,由长者小心翼翼地翻开家谱,工工整整地添上新丁姓名、郑重地记录族中诸事。有关家谱,据考证起源于商周时期,先后经历了由官修到私修的转变,内容大致包含了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族规族约等,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司马迁曰:谱乃家之史,史乃国之谱。谱不立,则昭穆混渊慒。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思想的繁荣,家谱对于深入研究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凸显。通过家谱,我们能够真实地了解某一时代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家谱,被提上与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地位,成为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在民间也涌现出一批不畏艰辛、热心于家谱修撰的修谱人。而他们的动力,来源于父辈郑重的托付,来源于无数次在身体里翻滚的寻根情怀,来源于血脉相连的家族大包菜最柔软的那一片菜心。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整个华夏民族。
一个农民的家谱情怀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过六旬后包里背的却是纸和笔;他,不是国家干部,甚至连个村干部也不是,却无论寒暑,用近5年的时间跑遍所有同姓族人的家,详细记录下每一个人的情况。为了续好老支书交给他的那一本家谱,他起早贪黑,却从未拿过一分钱报酬。他的名字,叫冀再阳,商州区大赵峪冀村人,今年73岁。也许,他不是将家谱修的最出彩的一个,但他绝对是最用心的人。
说起得以幸存的冀氏老家谱,冀再阳说这必须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老支书冀新安。“当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吵着要烧家谱,老支书一脚把来人踢出去,把家谱抢了下来,一直保存着。”冀再阳说,直到2006年全村人修祖坟,一天,年事已高的老支书叫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老家谱交到他手中,告诉他:“我老了,你念过书,有些文化,做事又用心,这家谱就交到你手里,想办法给咱续下去吧。”
冀再阳告诉记者,他是原商县中学1961年毕业的初中生,“上学的时候我就爱写作文,爱好文字。老支书把家谱交给我,我想当时也才六十三四岁,精力还行,要弄就把这弄好。”可能连老人自己都没有想到,后来续修家谱的过程中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由于冀再阳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在村里的号召力比较有限,虽然有村民偶尔也会感慨家谱不完整,但总体的积极性并不高。“我到人家家里收集资料,有的老年人怕是查计划生育的,直接就给我伤脸说她没有孙子。还有的人不记得他妈的名字,我就跑到外村去打听。”跑完了冀家村的4个组,冀再阳接着跑遍了当地的西涧村、刘河村、冀家沟村,以及渭南市富平县某冀姓村落(前后去了3次)。为了省钱,能步行的地方他就走着去,天不明出门,找到冀姓族人以后记录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文化程度、经历等个人信息,饿了在人家家里吃口便饭继续记录。
2010年,1880名家族成员的基本信息全部收集完毕。新谱全部沿用了老谱的体例和风格,只是将一些古文的字词表述改成了现代的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家谱眼见付梓在即,但接下来,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资金印刷。“2014年,我们村里筹了3万块钱,专门用来出家谱。”冀再阳说,为了节省出书的成本费用,他打听到渭南的印刷费便宜,他就专门跑到渭南去印书,“最后一回我在渭南呆了7天,给家谱设计图案、花纹,要弄得像样子嘛。”
冀再阳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当1000本冀氏家谱送回村里时,80岁的老支书说的那句话:“我是聋子,你一说家谱的事我就听见了。”老人说他真怕呀,怕有生之年看不到家谱修好了。
没有人知道,冀再阳为这本冀氏家谱费了多少心血。老家谱上的老字,全是他一个一个查字典核对过后重新誊写的;几十万字的资料,是他熬了多少个夜晚整理好的;每个人的名字事迹,他都核对了很多遍才写上去的;难绘的世系图,是他一家家打印部求着人家绘制的。而他靠的,是自己挖药材的微薄经济收入和国家发的养老金,再有,就是老人那一份热烈的家谱情怀。
修谱日久成专家
村口屹立的古槐、已成残垣断壁的烽火台、传承上千年的舞龙灯、垭豁崖上开凿数百年的崖洞……这里,是杨高智出生的商州沙河子镇杨村。50多岁的杨高智在市级机关工作,工作之余,他不打牌、不喝酒,而是迷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尤其对家谱文化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续修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杨高智告诉记者,杨村是沙河子镇一个很小的村庄,而如今他能够顺利续修好商州杨村杨氏家谱,得益于他年轻时期与自家家谱的一段缘分。“我的二伯父,名叫杨稳食,年轻时在国民党唐靖部队当过炮兵排长,算是杨村见过大世面的人。”杨高智讲道,“1983年秋天,一个礼拜天我从教书的沙河子镇中学回到老家,吃过早饭,伯父让我帮忙从小房子里抬出一个陈旧的桐木箱子,又从炕洞里找出一个揉得皱巴巴的塑料纸包,几番绽剥,找到一个钥匙。他慢慢打开箱子,里面全是颜色不一,大大小小,纸张各异的卷卷纸,有的用麻绳缠着,有的用红头绳缠着。打开一看,烟盒纸、学生的算数本、火纸……五颜六色,每片纸上都密密麻麻写着字。虽然纸质不好,但字迹非常工整,看得出来写的人很认真。”杨高智从伯父的口中得知,这些宝贝便是“四知堂杨氏家谱”,是伯父当炮兵时断断续续私自摘抄的。而这一份得来艰难的家谱,提供了四知堂杨震嫡传唐末宰相杨涉之后的脉系,为商州杨村杨氏二次迁商提供了依据,也为续写商州杨氏家谱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和线索。
整理好二伯父提供的这份家谱,杨高智还在《直隶商州总志》《商州市地名志》和《沙河子乡志》中查找了很多有关杨村的历史资料,对地名等信息进行了核对。随后,杨高智又加紧编纂了《杨村村志》《杨村民俗》《兴隆堂》等部分。2014年12月,以杨村杨氏家谱为核心,包含杨村其他姓氏基本情况、杨村民俗、经济发展状况的《商州杨村志谱》正式出版。作为商州的第一个村志,《商州杨村志谱》从杨村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到社会经济、人文、民俗等各方面全面记述了杨村的历史与现状,同时将灭绝的动植物以及绝迹的生活、生产工具也做了详尽记载,其中杨村杨氏箴言、民俗结婚嫁娶、民间工艺,绝技手艺等展现了杨村的地域特色。
除过编撰《商州杨村志谱》,近年来杨高智一直致力于《陕西商州杨氏家谱》的编撰,要将商州所有的杨姓后人都收录入谱。“5年多时间,我跑遍了商州所有3户以上杨姓居民的居住点。跑过的180多个村子,其中160多个村子找到了符合条件的杨姓后人。”杨高智利用星期天和闲暇之余,坚持冒着酷暑严寒,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趟沟过河,进行实地调查和走访。在杨高智的笔记中,记录了2013年9月28日那一次最艰难的走访。“早上7点就出发,穿过麻街隧洞,沿312国道到五星,然后拐进火神庙乡,溯油磨河西上,10时多来到了三岔河乡杨楼村。进村一打听,杨氏本家早已在国民党前就搬离杨楼村,现在没有一户姓杨。听了这话,如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寻访遇挫的杨高智并未放弃而打道回府,而是很快回忆以往搜集到的资料,想到山南管坪乡有杨氏本家,于是他决定翻梁到管坪乡。但途经一个名叫鬼子梁的地方时,沿途的老乡劝阻他不要走又高又陡的鬼子梁,太危险。“我执意要走,老乡就叮嘱我到了梁顶,给下面的人喊话报声平安。我扛着自行车开始翻梁,起先还有小路可以走,往后就是钻在树耙拽着藤蔓或者树枝走,最艰难的路段走十几步就得停下来歇几分钟。”近二里路,一千米坡,杨高智用了一个多小时走完。下午3点,杨高智终于到达管坪乡崔巷,找寻到了当地的杨氏本家。
5年来,杨高智经历过无数次翻山越岭的艰辛,也遭遇过因电脑内存不够、丢失资料的懊恼。杨高智说,到目前为止,为了修好《陕西商州杨氏家谱》他总共花费了6万多元。寻访期间,他丢了3辆自行车,损失一台相机,但无论付出多少,他仍然甘之如饴。“《陕西商州杨氏家谱》会将商州全部杨氏录入进去。记录下每个村子的地理位置。可能多少年后,村子都不存在了,这就是一个可以给后人留下念想的宝贵资料。”
修杨氏家谱的同时,杨高智还专注于家谱家训的研究,编著了《历代名人家训》《怎样编写家谱》等专著,另外,他还将近年来关于家谱的调查记录都写在即将出版的《长木柱天》一书中。“在对家谱的调查走访过程当中,我还有一些民俗方面的收获,查清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杨高智告诉记者,“比如柴湾村,人多认为其是因柴姓居住而得名。我考察后,是当地古时候有烽火台,柴湾是因存放烽火台上需要的柴火而得名。张村落旗河得名,是1943年左右,山阳县天竺山的老道,跑到龙王庙练兵。在村口遇到一个小伙子,强拉入伙,小伙不从,被打死。此事激怒群众,追赶而去,在现落旗河打落老道的旗子,村民将旗抗走视为胜利,此地被命名为‘落旗河’。”
花甲修谱人
2015年春,71岁的张赞业终于可以在他编撰的《秦(商洛)豫(邓州)张氏家族宗谱司南》一书的扉页,用健硕的笔锋写下几十年来他的心声: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家族年轮的符号。一份老父亲的重托,他花费了整整12年的时间,风餐露宿走访调研,查阅资料挑灯疾书,最终完成沉甸甸的书稿,也完成了自己寻根问祖、正本清源的梦想。
出生于丹凤县铁峪铺镇东川村张家塬组的张赞业,退休前曾任商洛市政法委副书记。1963年19岁的张赞业当兵入伍,进入陆军第四师步兵第11团,1984年转业前他任团参谋长、团党委常委。在部队期间,他曾参加过1968年罗布泊、阿尔金山、青海的硭崖、新疆若羌、楼兰古城等地区的国防测绘工程;1978年任高机连连长时,在独(山子)库(库车)公路6.5公里标段海拔5200米的无名大阪修路3年,在高寒缺氧情况下,连队无一伤亡,出色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在部队,张赞业是铁骨铮铮的军人;在地方上工作,他是刚正不阿的干部;在家里,他是心地柔软的孝子。“我1984年转业回家,80有余的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将一本蜡黄薄脆、虫蛀、水渍已存80余年的张门家谱递给我,他只说了一句话:‘老大,你一定要把他传下去。’”张赞业告诉记者,他当时有些诧异,不是说家谱在文革当中已经焚毁了吗?父亲告诉他,是自己将家谱卷在筒里,放在老鼠洞里才得以躲过那场浩劫。“我目不识丁却深明大义的老父亲说他永远记得,1949年的冬至,全家族的人聚会,族里的人是怎样郑重地将家谱交到他手上的,那是整个家族的托付。”
张赞业说,幸免于难的老家谱留住了张氏的根。为了完成父亲的重托,1996年开始,张赞业便开始构思、策划续修家谱一事。“我65岁那年,开始背着家谱,周游陕豫两市5县,40多个乡镇,100多个村,调查200余人。查阅市县有关馆藏史料,县志文史类素材。”通过大量艰苦的调查,他终于将自己张氏一脉600多年发展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我们的祖先弟兄3个,于明朝洪武八年从山西汾州,经洪洞过黄河,定居丹凤境内。后因朝廷规定,弟兄3人不能同时居住在一起,一祖先又迁居河南邓州。如今经过明清两朝600多年,繁衍人丁2万户近10万人。”
为了增加可信度,张赞业不管到哪里调查,总会用一个小皮箱装着老家谱,以便族内人过目。在为续修家谱而奔波调查的途中,张赞业遇到过对老家谱爱不释手的老人,也遇到过泼冷水的青年。“我遇到一个后生,见到家谱他也觉得新奇,但他以轻蔑的口气问我:‘你老闲着没事,是不是犯糊涂,背着这东西乱窜,社会都发展到啥年代了,只认钱,谁还认先人,认了先人的能咋?先人又不给钱。’”张赞业正色告诫那位年轻人:不知国史者为不忠,不知族史者为不孝,不知祖先名讳为不仁,不知自己辈字者为不贤。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贤的人,如何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件事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将家谱尽快修好的决心。
如今,家谱已经续修完成,张赞业说他心中的一块重石终于落了地,他对父亲的托付有了交代。在续修家谱的过程中,张赞业感慨良多,他说:“家谱记载的,是一部家族发展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有史记载的家族移民史。从家谱当中,还能为国家或地区历史的发展提供宝贵信息。比如我们的家谱上就记载过,3位老祖先来时,西安的钟楼还没有修。”
从家谱中窥探商洛历史
和其他修家谱的人不同,市青少年活动站站长郭志康告诉记者,他不仅热衷于修好自家的郭氏家谱,也热衷于收集商洛各家家谱,目的是通过对各家家谱的研究,来探究商洛的历史文化。
“家谱(族谱)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的伟人,像孙中山、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研究。”郭志康告诉记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崇拜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人家庭和宗族的团结力量非常强大。究其原因,实由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五种力量结合而成的天然团结。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家族纪念祖宗之工具。传纪之文献,换言之,即族之谱,亦则为吾族图发达,谋生存之宝贝也。希吾辈由家族宗族观念,发扬光大之,而致于国也。族谱记述中华民族由宗族团结扩大到民族大团结,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良好传统观念。毛主席也曾讲过,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资料。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村史和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
郭志康说,早期他研究郭氏家谱,其中记录的商州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起到了遗补县志和国史资料不足的作用。近年来,他广泛收集《任家家谱》《郝家家谱》等各家家谱进行研究,从中探索商洛人的源流问题。“有关历史资料显示,商洛大部分是明朝移民。明初,中原等很多地区因战争和灾荒而导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但元末农民战争没有波及到山西,人丁兴旺。因此,明太祖朱元璋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移民,这也是很多人听自家长辈说祖先从山西大槐树移民来的原因。而我的家族是另一种情况,自发移民。我《郭氏族谱》记载,我们的祖先是明初因天灾而从山东移民过来。”郭志康说,“如果不是对家谱进行仔细对比研究,这些资料就不会获得,这部分历史可能会被人疏漏或模糊。”
郭志康对家谱的研究,还解释了商洛人群分布特征的原因。“细心观察便会发现,我们的川道里面住的多是北方移民,因为资料显示北方移民先到商洛居住,有条件挑选较好的地理位置。而南方移民来的客家人,多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山沟地区,这也与他们来商较晚,川道多为人所居住有关。”
在研究家谱、编修家谱的同时,郭志康还著有《简明姓氏考》一书,他说:“我希望通过对家谱、对姓氏的探究,寻找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用亲情化解战争,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增强凝聚力。”
屹立在杨村的千年古槐,如同山西大槐树一样,已成为杨村村民心中的精神图腾。
跋山涉水,张赞业在调查走访的路上。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远古的故事,是这样开端的:坐拥物华天宝的东方大国,在一个天气和朗的日子,某家族族人齐聚一堂,由长者小心翼翼地翻开家谱,工工整整地添上新丁姓名、郑重地记录族中诸事。有关家谱,据考证起源于商周时期,先后经历了由官修到私修的转变,内容大致包含了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族规族约等,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司马迁曰:谱乃家之史,史乃国之谱。谱不立,则昭穆混渊慒。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思想的繁荣,家谱对于深入研究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凸显。通过家谱,我们能够真实地了解某一时代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家谱,被提上与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地位,成为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在民间也涌现出一批不畏艰辛、热心于家谱修撰的修谱人。而他们的动力,来源于父辈郑重的托付,来源于无数次在身体里翻滚的寻根情怀,来源于血脉相连的家族大包菜最柔软的那一片菜心。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整个华夏民族。
一个农民的家谱情怀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年过六旬后包里背的却是纸和笔;他,不是国家干部,甚至连个村干部也不是,却无论寒暑,用近5年的时间跑遍所有同姓族人的家,详细记录下每一个人的情况。为了续好老支书交给他的那一本家谱,他起早贪黑,却从未拿过一分钱报酬。他的名字,叫冀再阳,商州区大赵峪冀村人,今年73岁。也许,他不是将家谱修的最出彩的一个,但他绝对是最用心的人。
说起得以幸存的冀氏老家谱,冀再阳说这必须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老支书冀新安。“当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吵着要烧家谱,老支书一脚把来人踢出去,把家谱抢了下来,一直保存着。”冀再阳说,直到2006年全村人修祖坟,一天,年事已高的老支书叫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老家谱交到他手中,告诉他:“我老了,你念过书,有些文化,做事又用心,这家谱就交到你手里,想办法给咱续下去吧。”
冀再阳告诉记者,他是原商县中学1961年毕业的初中生,“上学的时候我就爱写作文,爱好文字。老支书把家谱交给我,我想当时也才六十三四岁,精力还行,要弄就把这弄好。”可能连老人自己都没有想到,后来续修家谱的过程中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由于冀再阳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在村里的号召力比较有限,虽然有村民偶尔也会感慨家谱不完整,但总体的积极性并不高。“我到人家家里收集资料,有的老年人怕是查计划生育的,直接就给我伤脸说她没有孙子。还有的人不记得他妈的名字,我就跑到外村去打听。”跑完了冀家村的4个组,冀再阳接着跑遍了当地的西涧村、刘河村、冀家沟村,以及渭南市富平县某冀姓村落(前后去了3次)。为了省钱,能步行的地方他就走着去,天不明出门,找到冀姓族人以后记录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文化程度、经历等个人信息,饿了在人家家里吃口便饭继续记录。
2010年,1880名家族成员的基本信息全部收集完毕。新谱全部沿用了老谱的体例和风格,只是将一些古文的字词表述改成了现代的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家谱眼见付梓在即,但接下来,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资金印刷。“2014年,我们村里筹了3万块钱,专门用来出家谱。”冀再阳说,为了节省出书的成本费用,他打听到渭南的印刷费便宜,他就专门跑到渭南去印书,“最后一回我在渭南呆了7天,给家谱设计图案、花纹,要弄得像样子嘛。”
冀再阳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当1000本冀氏家谱送回村里时,80岁的老支书说的那句话:“我是聋子,你一说家谱的事我就听见了。”老人说他真怕呀,怕有生之年看不到家谱修好了。
没有人知道,冀再阳为这本冀氏家谱费了多少心血。老家谱上的老字,全是他一个一个查字典核对过后重新誊写的;几十万字的资料,是他熬了多少个夜晚整理好的;每个人的名字事迹,他都核对了很多遍才写上去的;难绘的世系图,是他一家家打印部求着人家绘制的。而他靠的,是自己挖药材的微薄经济收入和国家发的养老金,再有,就是老人那一份热烈的家谱情怀。
修谱日久成专家
村口屹立的古槐、已成残垣断壁的烽火台、传承上千年的舞龙灯、垭豁崖上开凿数百年的崖洞……这里,是杨高智出生的商州沙河子镇杨村。50多岁的杨高智在市级机关工作,工作之余,他不打牌、不喝酒,而是迷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尤其对家谱文化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续修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杨高智告诉记者,杨村是沙河子镇一个很小的村庄,而如今他能够顺利续修好商州杨村杨氏家谱,得益于他年轻时期与自家家谱的一段缘分。“我的二伯父,名叫杨稳食,年轻时在国民党唐靖部队当过炮兵排长,算是杨村见过大世面的人。”杨高智讲道,“1983年秋天,一个礼拜天我从教书的沙河子镇中学回到老家,吃过早饭,伯父让我帮忙从小房子里抬出一个陈旧的桐木箱子,又从炕洞里找出一个揉得皱巴巴的塑料纸包,几番绽剥,找到一个钥匙。他慢慢打开箱子,里面全是颜色不一,大大小小,纸张各异的卷卷纸,有的用麻绳缠着,有的用红头绳缠着。打开一看,烟盒纸、学生的算数本、火纸……五颜六色,每片纸上都密密麻麻写着字。虽然纸质不好,但字迹非常工整,看得出来写的人很认真。”杨高智从伯父的口中得知,这些宝贝便是“四知堂杨氏家谱”,是伯父当炮兵时断断续续私自摘抄的。而这一份得来艰难的家谱,提供了四知堂杨震嫡传唐末宰相杨涉之后的脉系,为商州杨村杨氏二次迁商提供了依据,也为续写商州杨氏家谱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和线索。
整理好二伯父提供的这份家谱,杨高智还在《直隶商州总志》《商州市地名志》和《沙河子乡志》中查找了很多有关杨村的历史资料,对地名等信息进行了核对。随后,杨高智又加紧编纂了《杨村村志》《杨村民俗》《兴隆堂》等部分。2014年12月,以杨村杨氏家谱为核心,包含杨村其他姓氏基本情况、杨村民俗、经济发展状况的《商州杨村志谱》正式出版。作为商州的第一个村志,《商州杨村志谱》从杨村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到社会经济、人文、民俗等各方面全面记述了杨村的历史与现状,同时将灭绝的动植物以及绝迹的生活、生产工具也做了详尽记载,其中杨村杨氏箴言、民俗结婚嫁娶、民间工艺,绝技手艺等展现了杨村的地域特色。
除过编撰《商州杨村志谱》,近年来杨高智一直致力于《陕西商州杨氏家谱》的编撰,要将商州所有的杨姓后人都收录入谱。“5年多时间,我跑遍了商州所有3户以上杨姓居民的居住点。跑过的180多个村子,其中160多个村子找到了符合条件的杨姓后人。”杨高智利用星期天和闲暇之余,坚持冒着酷暑严寒,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趟沟过河,进行实地调查和走访。在杨高智的笔记中,记录了2013年9月28日那一次最艰难的走访。“早上7点就出发,穿过麻街隧洞,沿312国道到五星,然后拐进火神庙乡,溯油磨河西上,10时多来到了三岔河乡杨楼村。进村一打听,杨氏本家早已在国民党前就搬离杨楼村,现在没有一户姓杨。听了这话,如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寻访遇挫的杨高智并未放弃而打道回府,而是很快回忆以往搜集到的资料,想到山南管坪乡有杨氏本家,于是他决定翻梁到管坪乡。但途经一个名叫鬼子梁的地方时,沿途的老乡劝阻他不要走又高又陡的鬼子梁,太危险。“我执意要走,老乡就叮嘱我到了梁顶,给下面的人喊话报声平安。我扛着自行车开始翻梁,起先还有小路可以走,往后就是钻在树耙拽着藤蔓或者树枝走,最艰难的路段走十几步就得停下来歇几分钟。”近二里路,一千米坡,杨高智用了一个多小时走完。下午3点,杨高智终于到达管坪乡崔巷,找寻到了当地的杨氏本家。
5年来,杨高智经历过无数次翻山越岭的艰辛,也遭遇过因电脑内存不够、丢失资料的懊恼。杨高智说,到目前为止,为了修好《陕西商州杨氏家谱》他总共花费了6万多元。寻访期间,他丢了3辆自行车,损失一台相机,但无论付出多少,他仍然甘之如饴。“《陕西商州杨氏家谱》会将商州全部杨氏录入进去。记录下每个村子的地理位置。可能多少年后,村子都不存在了,这就是一个可以给后人留下念想的宝贵资料。”
修杨氏家谱的同时,杨高智还专注于家谱家训的研究,编著了《历代名人家训》《怎样编写家谱》等专著,另外,他还将近年来关于家谱的调查记录都写在即将出版的《长木柱天》一书中。“在对家谱的调查走访过程当中,我还有一些民俗方面的收获,查清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杨高智告诉记者,“比如柴湾村,人多认为其是因柴姓居住而得名。我考察后,是当地古时候有烽火台,柴湾是因存放烽火台上需要的柴火而得名。张村落旗河得名,是1943年左右,山阳县天竺山的老道,跑到龙王庙练兵。在村口遇到一个小伙子,强拉入伙,小伙不从,被打死。此事激怒群众,追赶而去,在现落旗河打落老道的旗子,村民将旗抗走视为胜利,此地被命名为‘落旗河’。”
花甲修谱人
2015年春,71岁的张赞业终于可以在他编撰的《秦(商洛)豫(邓州)张氏家族宗谱司南》一书的扉页,用健硕的笔锋写下几十年来他的心声: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家族年轮的符号。一份老父亲的重托,他花费了整整12年的时间,风餐露宿走访调研,查阅资料挑灯疾书,最终完成沉甸甸的书稿,也完成了自己寻根问祖、正本清源的梦想。
出生于丹凤县铁峪铺镇东川村张家塬组的张赞业,退休前曾任商洛市政法委副书记。1963年19岁的张赞业当兵入伍,进入陆军第四师步兵第11团,1984年转业前他任团参谋长、团党委常委。在部队期间,他曾参加过1968年罗布泊、阿尔金山、青海的硭崖、新疆若羌、楼兰古城等地区的国防测绘工程;1978年任高机连连长时,在独(山子)库(库车)公路6.5公里标段海拔5200米的无名大阪修路3年,在高寒缺氧情况下,连队无一伤亡,出色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在部队,张赞业是铁骨铮铮的军人;在地方上工作,他是刚正不阿的干部;在家里,他是心地柔软的孝子。“我1984年转业回家,80有余的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将一本蜡黄薄脆、虫蛀、水渍已存80余年的张门家谱递给我,他只说了一句话:‘老大,你一定要把他传下去。’”张赞业告诉记者,他当时有些诧异,不是说家谱在文革当中已经焚毁了吗?父亲告诉他,是自己将家谱卷在筒里,放在老鼠洞里才得以躲过那场浩劫。“我目不识丁却深明大义的老父亲说他永远记得,1949年的冬至,全家族的人聚会,族里的人是怎样郑重地将家谱交到他手上的,那是整个家族的托付。”
张赞业说,幸免于难的老家谱留住了张氏的根。为了完成父亲的重托,1996年开始,张赞业便开始构思、策划续修家谱一事。“我65岁那年,开始背着家谱,周游陕豫两市5县,40多个乡镇,100多个村,调查200余人。查阅市县有关馆藏史料,县志文史类素材。”通过大量艰苦的调查,他终于将自己张氏一脉600多年发展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我们的祖先弟兄3个,于明朝洪武八年从山西汾州,经洪洞过黄河,定居丹凤境内。后因朝廷规定,弟兄3人不能同时居住在一起,一祖先又迁居河南邓州。如今经过明清两朝600多年,繁衍人丁2万户近10万人。”
为了增加可信度,张赞业不管到哪里调查,总会用一个小皮箱装着老家谱,以便族内人过目。在为续修家谱而奔波调查的途中,张赞业遇到过对老家谱爱不释手的老人,也遇到过泼冷水的青年。“我遇到一个后生,见到家谱他也觉得新奇,但他以轻蔑的口气问我:‘你老闲着没事,是不是犯糊涂,背着这东西乱窜,社会都发展到啥年代了,只认钱,谁还认先人,认了先人的能咋?先人又不给钱。’”张赞业正色告诫那位年轻人:不知国史者为不忠,不知族史者为不孝,不知祖先名讳为不仁,不知自己辈字者为不贤。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贤的人,如何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件事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将家谱尽快修好的决心。
如今,家谱已经续修完成,张赞业说他心中的一块重石终于落了地,他对父亲的托付有了交代。在续修家谱的过程中,张赞业感慨良多,他说:“家谱记载的,是一部家族发展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有史记载的家族移民史。从家谱当中,还能为国家或地区历史的发展提供宝贵信息。比如我们的家谱上就记载过,3位老祖先来时,西安的钟楼还没有修。”
从家谱中窥探商洛历史
和其他修家谱的人不同,市青少年活动站站长郭志康告诉记者,他不仅热衷于修好自家的郭氏家谱,也热衷于收集商洛各家家谱,目的是通过对各家家谱的研究,来探究商洛的历史文化。
“家谱(族谱)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的伟人,像孙中山、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研究。”郭志康告诉记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崇拜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人家庭和宗族的团结力量非常强大。究其原因,实由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五种力量结合而成的天然团结。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家族纪念祖宗之工具。传纪之文献,换言之,即族之谱,亦则为吾族图发达,谋生存之宝贝也。希吾辈由家族宗族观念,发扬光大之,而致于国也。族谱记述中华民族由宗族团结扩大到民族大团结,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良好传统观念。毛主席也曾讲过,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资料。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村史和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
郭志康说,早期他研究郭氏家谱,其中记录的商州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起到了遗补县志和国史资料不足的作用。近年来,他广泛收集《任家家谱》《郝家家谱》等各家家谱进行研究,从中探索商洛人的源流问题。“有关历史资料显示,商洛大部分是明朝移民。明初,中原等很多地区因战争和灾荒而导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但元末农民战争没有波及到山西,人丁兴旺。因此,明太祖朱元璋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移民,这也是很多人听自家长辈说祖先从山西大槐树移民来的原因。而我的家族是另一种情况,自发移民。我《郭氏族谱》记载,我们的祖先是明初因天灾而从山东移民过来。”郭志康说,“如果不是对家谱进行仔细对比研究,这些资料就不会获得,这部分历史可能会被人疏漏或模糊。”
郭志康对家谱的研究,还解释了商洛人群分布特征的原因。“细心观察便会发现,我们的川道里面住的多是北方移民,因为资料显示北方移民先到商洛居住,有条件挑选较好的地理位置。而南方移民来的客家人,多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山沟地区,这也与他们来商较晚,川道多为人所居住有关。”
在研究家谱、编修家谱的同时,郭志康还著有《简明姓氏考》一书,他说:“我希望通过对家谱、对姓氏的探究,寻找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用亲情化解战争,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增强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