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老人状告两名小学生撞到自己一案败诉。当事双方各执一词，老人坚称学生先撞倒他，学生则辩解称自己是救人之举，最终老人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诉讼请求。此案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扶老人”话题的关注。
　　究竟只是“扶老人”做好事，还是撞了老人却把过失说成了“好事”？面对这样“你知我知”的罗生门，法院可以裁定官司的输赢，但无法替代“公道人心”。人们呼吁，法治诚然可贵，道德更不可缺。
　　打官司老人败诉能推定“诬告”吗？
　　历时一年多，广州老人伍某状告两名小学生撞倒自己的诉讼案终于画上句号。年过七旬的伍某此前诉称，2014年3月28日，她在回家路上被两名小学生撞倒，两人将她搀扶到人行道旁，向家长电话求助，家长把她送往医院就诊，并垫付了救护车和急诊拍片的费用。
　　“案发当晚对方积极和我们商讨赔偿问题。但在发现监控录像没有撞人那一段录像之后，一致反口。”伍某说。
　　学生一方则表示，两人并没有撞倒老人，老人倒地后，学生和家长做好事扶老人去医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认为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中没有伍某倒地的画面，无法确定事发时伍某与两名学生有身体接触，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伍某的主张，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这起案件迅速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一些观点“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法院判定伍某败诉，就说明老人是“诬告”、“小学生做好事又当了被告”。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松林教授解释称，法院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依法进行裁决，不仅要有理还要有据，假设有理无据，法院只能裁定原告败诉。
　　“法律也有局限性。它不能超出证据之外去认定客观事实。”多方法律人士认为，法院判定伍某败诉，是严格按照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不能以司法程序中的败诉，推定客观事实中的“诬告”。
　　罗生门“扶老”善举为何越来越复杂？
　　老人摔倒扶一把，原是简单的行为，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少事件甚至演变成法律也无法穿透的“罗生门”。
　　回溯问题的脉络不难发现，2006年的“彭宇案”是关键转折点。多年来，该案几乎成为倒地老人“扶不起”的代名词和“好人没好报”、“社会道德滑坡”的符号。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2012年彭宇又公开向媒体承认，自己确实碰撞了老人。
　　事实上，近年来天津、郑州、厦门等多地被曝类似事件，都被贴上“彭宇案”标签。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4起典型案件，其中包括被社会称为天津版“彭宇案”的许云鹤案。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认为，这些案件在认定事实或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困难。有的被告宣称自己是做好事反被诬陷，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但根据现有的证据和法律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山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认为，诸如彭宇案等类似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容易被人们按照阅读心理贴上“情绪标签”，催生出“倒地老人都是会讹人的坏人，不去扶才对”的情绪，“这种倾向性的舆论很容易产生放大效应，让大众越来越习惯性地批判跌倒的老人。”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谈方说，近年来，做好事被冤枉的事虽有发生，但放在整个社会看仍属于个案。部分人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将一些个案作为理所当然袖手旁观的理由。
　　事实上，扶老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去年年底，南京大学3名学生遇到老人摔倒，好心搀扶并送老人上车，不留姓名离去。一个月后，老人凭着学生身上的校徽，在学校的帮助下找到学生，特意送上感谢信。
　　扶不扶法律无法回答的疑问谁来解？
　　在不少地方曝出“扶老人”争议事件后，一些网友纷纷支招，甚至自编“老年人跌倒干预指南”，提出救助跌倒老人要拍照、录像、找证人，否则“不要太热心，以免成为肇事者”。
　　对此，谈方说：“拍照、录像只是老人跌倒后的证据，怎么证明在这之前老人不是你撞倒的？这样只会加重人们做善事的心理负担，把简单的事变复杂。就算真的发生纠纷，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只要坚守‘谁主张谁举证’，没证据也冤枉不了你。”
　　专家认为，如今出现了一种“视频过度依赖症”，好像离开了视频就不能做好人了。“技术证据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依赖。我们不可能每天带着录像机、记录仪提心吊胆地走路，也不可能生活在24小时全覆盖的视频监控中。”
　　在深圳、北京等地，对受到伤害的救助者进行法律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有关人士认为，法律是社会行为的底线，而道德是更高层面的要求，靠法律来解决道德问题，恰恰凸显了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
　　“再多的法律，再先进的技术，也不能替代人心的诚信和善意。”李宗桂说，救死扶伤、患难相助不仅是中国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友善的体现，当务之急是唤起扶危助患的善意。“我们的努力不该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还需要重塑社会诚信，让公序良俗真正发挥作用。”(据新华社广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