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母亲去世十好几年了，她的音容笑貌虽在眼前却很模糊，她的唠唠叨叨又在耳边却不再嫌烦。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可她一生也沒正儿八经地住过医院，唯独进过一次医院，已是她停止呼吸后的抢救。母亲的病痛都靠忍、硬扛，实在撑不住了才买点四环素、去痛片。那年月，5毛钱就买10片四环素，不算贵但很管用，母亲喝上三两次就不痛了，留下四五片下次应急，可总被不懂事的我偷偷舔去药片外的糖衣过了吃糖的瘾。没有药时，母亲病了就让姐给“立水碗”，在瓷碗里装半碗清水，拿三根竹筷子竖在碗心，一边不停地用手撩水从筷子顶端灌下，一边念叨着“菩萨显灵保佑我妈快好”之类的话，捣鼓好半天，等筷子立住了，母亲就“不痛”了。我总想不明白，竹筷子为啥能立在碗里，还能治病？问哥，哥说：“傻瓜，药让你当糖吃了，妈不立水碗你给买药？竹子芯里水灌满了，菩萨不管也能立住！”
　　母亲没念过几天书，认得的几个字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扫盲班里学的，可母亲深知读书的好，坚持供我们姐弟仨上学。姐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哥哥要不是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也能考出好前途，我在母亲连哄带骗连打带骂下读完了中专端上了公家的碗。那时候上学可不容易，小学就要跑几里路，还要爬一截坡、趟一条河。下雪天母亲早早起来扫了坡路的雪，再用小火炉烫化石步子上的冰溜子，方便我们过河。初中寄校，一天两顿稀糊汤，饿得人心思都在肚子上，现在早已记不住当年哪几个老师带哪几门课，可谁陪我摘过青涩的苹果、烧过半生的洋芋却记得一清二楚。每到礼拜天，母亲就东家借面西家讨菜给我做干粮，实在没法就炒些包谷花，反正不叫我饿肚子。中专离家三百多里，半年才回一次家。开学的前几晚，母亲都要已是半大小伙子的我睡在她脚底下，开学那天步行几十里把我送出家乡那条沟。家里采了五味子、十菖蒲，收了核桃，卖了鸡蛋，母亲就让哥在信里给我夹寄个十元二十元的“巨款”或是五斤八斤的粮票，抠抠俭俭供我混完求学路，邻居打趣母亲“从鸡尻子里掏出个大学生”。
　　母亲不懂啥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却知道教育我们做人要实诚、做事要踏实，见面叨叨的就是那几句耳朵听起茧子的老话：“端公家的碗要服从公家管”“要把公家的事当个事”“少让人家戳脊梁骨骂羞先人”。参加工作第一天，母亲把戴了多年的蝴蝶表给了我，捎带了一句“不是让你耍牌子的，别误了给娃上课”。1993年发大水冲走好多人，我教书的地方变成了孤岛，母亲天天打电话问，十几天后见我第一句却是：“带的娃没事吧？”后来我到乡镇当文书，不会记账弄混了账，差点背上“贪污公款”的罪名，幸遇公道县长行政复议弄清原委为我翻了案。风言风语传到母亲那儿，母亲气得半死，几天没吃饭，让我扎扎实实记住了做事偷不得半点懒，不敢马虎，“不敢贪”。
　　母亲的教导，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