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时，老人把记者一行送至门口，满带笑容地挥手告别。
　　胡怡德老人经常看着照片想起过去的战友，视力不太好的他如今已很难在照片上找到他熟悉人的身影。
　　胡老正在讲述抗战时期的历史，在讲到战友牺牲时，他的眼睛有些发红。

　　一位老人，曾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留给了充满危险和斗争的抗战岁月，他组织抗日武装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日，后方战场上有他不惧生死、顽强斗争的身影。就是这位老人，也曾为商洛的解放和发展付出了心血，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大半生。也是这位老人，他的字典里似乎只有付出，他从不让子女、家庭享受公家带来的一点点方便，就连一壶热水他也不愿去沾公家的光。这位令人敬佩的老人，他是原商洛地委副书记胡怡德，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老兵”。今天，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我们由衷地向胡怡德及其他为抗日战争、为新中国成立洒过热血的老兵深深致敬！
　　38年加入共产党
　　1917年8月，胡怡德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胡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兄妹4人，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胡怡德的父亲因识文墨，曾被村民选举为村长，是个开明之人。在胡怡德15岁时，与当地坪上村12岁女子边秀梨定亲。当时盛行女子缠足，不缠足嫁不出去，而其父亲主张不用给女子缠脚。村里极少有女子上学，而胡怡德的妹妹也在父亲的提倡下进了学堂。也因为父亲的开明，胡怡德参加抗日工作时，其父极力支持，并说：“大敌当前，匹夫有责，家里应该有为国家效力的。”
　　1934年8月，胡怡德高小毕业，之后回家务农两年。“两年的务农生活，不仅让我锻炼了意志，耐力和体质，还深感到了农民的艰辛和不易，体验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底层农民的艰难抗争。”胡怡德说。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军影响日益增强。这年秋，胡怡德的四舅从外地身着军装来到他家，四舅的到来影响了胡怡德的一生。当时正是蒋介石、阎锡山反共的高潮时期，穷人对共产党的性质并不了解。四舅来到了胡怡德家后，给他讲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讲了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讲共产党皆是为人民自由平等，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的。他还讲了当前日寇侵略中国，血性男儿要为国家效力。
　　四舅的一席话，让胡怡德认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当即就决定跟四舅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那一年，胡怡德18岁。虽然那一次，因为条件限制，四舅并没有带上他离开，但四舅留给了他一种深深的信念，就是坚定参加共产党、抗日救国、解放全中国。
　　1936年，胡怡德得知“牺盟会”成立，他了解到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群众组织，随即填表参加。当年11月，他被招入军官教导团，教导团汇集了全国24个省市的青年，训练的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在这次训练期间，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又一次加深。”胡怡德说。当时八路军的一些首长给他们讲述了游击战战略战术，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大踏步向南撤退，且军纪败坏，而八路军北上抗日开往前线，所到之处纪律严明。
　　后来，教导团整顿改编，胡怡德去了岚县工作，不多久就回到了他的家乡五台县进行抗日。当时五台县已经建立了党的地方武装组织，县设人民抗日自卫队总队部，胡怡德加入了刚组建的胡家庄村武装抗日自卫队，并被推举为中队长。在担任中队长期间，胡怡德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完成支援前线的物资筹集运输任务，站岗放哨搞情报，护送过往抗日干部。同时还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当地保安队、新二师暗中进行斗争。
　　1938年秋，五台县抗日自卫总队举办全县中队长训练班，胡怡德也在其中。在训练期间，训练班的指导员找胡怡德谈话，询问起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在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后，指导员愿意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他还记得当时指导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党组织欢迎你，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流血牺牲，你有这个准备吗？”胡怡德听后当即表示有决心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在指导员和大队长的介绍下，胡怡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坚持敌后抗战
　　1940年，日军扩大伪军。在胡怡德工作的四区，日寇在石佛寺和坪上村建立据点，修碉堡，长期驻扎。日寇在五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后，日军实行了所谓的治安强化，建立了无人区，县境不少村成为了绝村。胡怡德感慨说：“曾是烟云缭绕、人声萦回、庄田郁绿的山区，一下变成了‘百里村庄断炊烟，田园荒芜蓬蒿生，群狼争尸鸦雀鸣’的悲惨世界。”
　　1941年，胡怡德任四区武委会主任、自卫大队长，并任区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当年11月，他被调任县武装工作部任政治工作股股长。胡怡德所在的四区为敌占区与游击队的结合部，调到县武装部后，也一直活动在游击区和敌占区。“我们每个武装工作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胡怡德说。在敌占区，他们在日据点附近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开展反拉夫、反抢粮、反抓捕斗争，拖延碉堡工事的构筑，减少了日军的掠夺，抗拒了日军抓丁和扣捕干部。在游击区他们搞了“两面政权”，日伪政权的村长、闾长、联络员，名义上支应日伪军，实际上是我军的通讯员和情报员。在反“扫荡”作战中胡怡德所在的四区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当日伪军向他们所辖地区进行“扫荡”“清剿”时，他们发动和组织群众也以一部分力量深入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除掉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或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人民做工作。
　　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胡怡德回忆说，那时候他们摸清敌伪人员的姓名、家庭和善恶表现等情况，指名道姓，有针对性地喊话。“我们一喊话，碉堡里常常乱作一团，内部争吵声不断。”胡怡德说。他们还做伪军家属工作，要家属劝告敌伪人员早日弃恶从善。他们还曾发动群众一起破坏敌、伪军交通，割电线、埋地雷、抓汉奸，到敌占区散发传单、写标语，安排队员送情报、抬担架、搞运输，带领地方武装配合我军大部队行动等。
　　“抗日武装工作总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胡怡德说。冬天他们睡在破窑洞里，为了能暖和些，他们常常怀抱庄稼秸秆，冻得实在不能入睡时，就再转移一个窑洞。往往早晨起来，脚、手冻得发肿，开口说话语不成句。有时寒冷难忍，明知有危险，也只好侥幸冒险回村去睡。饥渴的滋味胡怡德也深有体会。有一次，在路上行走时，他浑身无力、头晕眼花难受得一步也走不动，他以为生病了，后来等他到达地方吃过饭后，他才知道是肚子饿的缘故。比起饥饿，干渴更难忍受，当时他们常常口含草桔以生津来缓解，但终无济于事。因常年住潮湿窑洞，住村公所盖公用被子不卫生，不少同志每年都要害疟疾、生疥疮，几乎成了规律。
　　遭遇危险时刻
　　对抗日人员，日寇采取的政策是斩尽杀绝，格杀勿论。而对于胡怡德和当时坚决抗日的同志而言，他们时刻准备的是流血牺牲。“当时二区自卫大队长李联奎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胡怡德说。在说这句话时，胡老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曾和李联奎一起在县上开会，李联奎给他的印象是人长得秀气。但不幸的是，在1941年10月的一天，李联奎在红石头村被捕，敌人用尽酷刑逼问区干部情况，而他始终没有泄漏。再次审讯时，他一进敌据点就大骂汉奸特务，敌人用冷水浇、木板压、用烧红的铁铲烫，他仍骂声不断。当敌人在高洪口用铡刀铡死他时，他大义凛然、昂首阔步走向铡刀，大声对乡亲们说：“老乡们，不要悲伤，敌人是杀不尽我们的……”那一年，李联奎英勇就义，时年19岁。人生自古谁无死，马革裹尸是英雄。在胡怡德心里，他也抱定了同样的信念，如果被捕，他一定也要英勇不屈，他不会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在抗战的日子里，胡怡德多次遭遇危险，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胡怡德任四区武委会主任、抗日自卫大队长期间，日寇两次侵占坪上村。在日寇第二次进驻前，胡怡德患伤寒病，高烧不退，几日昏迷不醒。当时区上决定送他回胡家庄的家里治养。但因其妻当时在娘家坪上村，区上又派担架把他送到了坪上村。刚转运到时，坪上村村民就听说日寇正往村里开动。紧急之时，坪上村村长和胡怡德的内弟及村里两人赶紧用担架把他抬走，在抬走的过程中，敌人发现了他们，就不停地用机枪扫射，庆幸的是，他们躲过了敌人的机枪。但他们很难摆脱敌人的追踪，在实在无法转移的情况下，他们将担架藏在一个已不住人的废旧窑洞内。刚进窑洞，尾追来的敌人立即赶到。来的是汉奸刘河良及几个伪军。当时，刘河良认出了他是胡怡德，胡怡德的妻子和内弟在一旁惊怕不已，认为必死无疑，但他们一口咬定胡怡德是边家庄的边文林。伪军实在没办法，准备撤走时刘河良扬言要去叫人，但出门时他将屋门关闭，并在门上拦几捆玉米秸秆。刚做完这些，就听到几名日寇到了窑洞门口。对方问：“有没有人？”刘河良答说：“看过了，没有甚。”随后带着日寇一起撤走。他们躲过了一劫。“刘河良是我的高小同学，那一次他保护了我。”胡怡德说。
　　胡怡德还能记得，那是在1941年8月份的一天夜里，他带领区小队的一个班组织民兵去破坏公路、埋地雷、割电线。完成任务后，各村中队长带领各自民兵把割的电线等战利品带回各自村里保存。胡怡德和区小队员共9人到新堡村，在村小学的教室里休息，准备吃饭后转移。当时已经到了第二天中午，天气炎热，加之一夜疲劳，等待吃饭时，大部分同志倒在课桌上睡着了。不料，村口放哨的民兵报告说敌人来了。等到胡怡德他们听到喊声时，敌人已堵住了校门，枪身从门两侧探出。在这紧要关头，胡怡德告诉大家不要慌，他先投出手榴弹，然后一把推开敌人的枪支，第一个冲出门外顺着街道跑。“当时真是十分惊险，敌人一直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为避子弹就跳着拐弯跑，跑向村外河边，扑向近两米深的河水中。”胡怡德说。后来，虽然敌人向河中开枪打炮，胡怡德他们最终还是逃脱了危险。
　　配合主力作战
　　1944年8月，冀晋二分区武装部任命胡怡德为寿榆县武装委员会政治股股长。当时，全县正在开展以秋季反抢粮为主的反掠夺斗争。已经到了抗战后期，由于日寇后备力量薄弱，大肆进行抢粮和经济掠夺。武委会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抢粮斗争。“当武委会得知敌人要到某村抢粮的消息时，就事先安排实行坚壁清野，敌人到时，村里大多数人已按计划转移，剩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维持会的人，维持会用一些秕谷二谷之类应付敌人。在敌人不满意、正要搜查之际，村外民兵按规定安排打枪，并叫喊说八路来了，敌人便仓皇而逃，这种办法很有效果。”胡怡德说。有时也会安排人在敌人抢到粮食返回的路上埋伏，进行截击，结果使敌人一无所获，扫兴而归。日军还曾组织督励班，集中了两个中队的伪军，由20多名日军督战，出发至卢家庄地区，结果不仅粮食没有抢走，反被榆寿支队击毙300余人。
　　当时，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中，队伍由区小队到县大队逐步扩大，由被动到主动，主动出击打据点、攻炮台，而且仗越打越大。其中，在草沟战斗、北河战斗、西山战斗中，胡怡德与战友奋不顾身，打出了地方武装的神威。1945年1月，武委会组织武装力量配合太行军分区侦查队，在正太路寿阳城东伏击火车一列，俘日本官兵8名，毙伤日官兵60余人，并生擒当时的伪山西省政府教育厅行政顾问。还突袭了孟家井、张家河之敌，俘虏敌人40多名，缴获战马10多匹……
　　在对敌斗争中，他们始终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种口号。比如，在鼓舞自己队伍士气上，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必胜，敌人必败”。要求武装斗争工作方面，要达到“火车走不动，电话打不通，日军不敢单独出门，汉奸不敢欺负百姓”的效果。在劝敌伪人员上，他们劝说：“身在曹营心在汉，瞅准机会就回来”，这些口号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县军民欢欣鼓舞，人们奔走相告，以各种形式庆祝抗战胜利。胡怡德说，当他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后，一时间还不相信，数天后见到上级的简报才确信无疑。当时他万分激动，想起牺牲的同志和所受的艰辛，不由得热泪盈眶。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竟然还不能适应，半夜听到狗叫和脚步声，还会一跃而起，头脑里依旧是鬼子来了的反应。
　　抗战胜利后，胡怡德历任晋察冀军区冀晋二分区人武部政治股长，晋察冀解放区南下干部团中队长，陕南区山阳县委副书记。期间他参加了反击阎军的斗争，并配合主力牵制阎锡山兵力，使其无力阻碍我军向东北进军。
　　1948年，党中央决定从华北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中原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进而解放全中国。胡怡德接到了南下的通知，当时华北的形势刚刚稳定，而南下将面临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但是胡怡德并没有退缩，他抱定了解放全中国的信念，决意南下。在南下的122天里，胡怡德和战友实际行走55天，途经4省33县，行程3060里。也因此，原本腿受伤的胡怡德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
　　商洛成为第二故乡
　　之后，胡怡德被分配到陕南区山阳县，任山阳县委副书记。自此，他与商洛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建国后，他历任丹凤县、山阳县、商县县委书记，商洛地委秘书长、副书记。1964年6月，胡怡德因病离职休养，“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恢复工作，先后任商洛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商洛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胡怡德说。
　　如今，已98岁高龄的胡老在省委干休所安享晚年。据其女儿说，今年老人的身体不如往年，去年还能下楼，与一些老干部聊聊党的好政策、国家的新发展，如今，老人也只能整日呆在家里，通过看报了解一些时事新闻。但始终不变的是，老人总是要把他认为的一些重大时事新闻摘录下来，写在一些用废弃的纸盒或者用过的药盒做成的卡片上，然后将其订在一起，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看。记者在老人写过的一张卡片上看到：“十八大后，习近平两次谈到责任，特别强调‘打虎还须自身硬’，还谈到开会不摆鲜花，不封路……国家发生的变化让人非常兴奋，不要小看细节，星火燎原。”
　　记者发现，在老人床侧的桌子上，放有一些略显旧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可见老人平时用的三角尺、放大镜、眼镜等物品。在老人看过的一沓沓报纸上，一眼就能看到老人用蓝色笔重点勾出的直线，看得出来是借助尺子细心划出的，旁边还有老人的评论。对于某项好的政策，他会在旁边标注一个字“牛”。
　　老人的女儿说，老人一生很俭朴，对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允许家里人享受国家带来的一点恩惠，甚至连一壶开水，都不让家人去院子里提。在1962年老人休病假时，他专门找到上级，不让给他发工资。在扣了几个月工资后，当时的地委书记知道了此事，说坚决不能扣，但在他的坚定意志下，最终还是扣了工资。老人始终不想沾国家一点点便宜，哪怕是他应该享受到的待遇。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人经常下乡，他看到群众穿着破烂，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衣服送给老百姓，有时候带的衣服送完了，他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把群众的烂衣服穿回来。“我爸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子女和家庭关注的很少，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都曾埋怨过他。”胡老的女儿说。
　　再看看面前这位98岁的老人，头发花白，但仍精神矍铄，带笑的脸庞上充满了亲切感。翻看老人的笔记本，在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他早年英勇战斗、勤奋工作的身影，感受到他崇高的敬业精神、朴实严谨的作风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听他说过去的故事，在谈到牺牲的战友和故去的同志时，他几次泪流满面，而当他讲起战斗的艰辛和“文革”所受到的迫害时，又是那么的平静和淡定。从其子女那里了解一些老人的生活片段，我们不由得对面前这位老人大公无私、对党忠心耿耿，工作任劳任怨，顾全大局的一生和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而敬佩不已。
　　“一生之经历，让我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让我没有虚度此生。我是战争年代的幸存者，经历了香港回归，跨越了世纪，我很满足、很知足。但我又不知足，还想看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再看一看祖国更强大，人民更幸福，生活更美满。”这是一个98岁的老兵，一个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他的祖国饱含的全部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