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延安 挺起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文章字数：4208
2015年，盛夏延安，延河水边，宝塔山下，游客往来如织。从凤凰山顶俯瞰，一条条大道延展开去，满目苍翠。
70年前，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个夏天，整个延安城化作欢乐的海洋，人们载歌载舞，庆祝全民族抗战胜利。
延安，这个位于中国西北一隅的小城，那时是中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圣地”！是反法西斯国际友人眼中中国的希望！
瓦窑堡的窑洞中、洛川的会议室里、凤凰山麓的煤油灯旁，中国共产党人擎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终促成全民族的觉醒与团结。
延安，就如同那个历经日军17次轰炸岿然矗立的宝塔，竖立起一座不灭的“灯塔”，指引着中华民族顽强抗争奋斗前行的方向。
“灯塔”不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从这里高擎
从长征时喊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到东征打出“抗日先锋军”的旗帜，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高擎起团结抗日的大旗。
1935年12月，陕北大地，千里冰封。子长县瓦窑堡镇一孔窑洞内，13名共产党员倚桌围坐，全民抗战的战略思想正在辩论中酝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动华北自治，全民族陷于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将何去何从？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认为，在日本加紧吞并全中国之时，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力量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中国共产党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
“我们的任务，是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统一思想之后，大家心情愉悦。“会议结束，博古走出窑洞，扶了扶眼镜，开怀大笑。”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这样回述当时的情景。
宣言即成行动。
瓦窑堡革命旧址内，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东征的场景。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希望穿过山西开赴华北前线与日作战，遭到阎锡山和蒋介石军队的阻拦。75天战斗过后，山西20多个县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或抗日游击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决心，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拥护和响应。
王志厚说，瓦窑堡会议和红军东征，是全面抗战的前奏与序幕，吹响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抗战的号令，既是对“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声援，更促成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延安，15岁的“红小鬼”白光耀正在红军后方第三医院学习护理知识。听到蒋介石被扣押，他一蹦老高。但等到的消息是，中共中央提出释放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听闻此讯，他觉得怎么也想不通。
“兄弟二人正在闹矛盾，这时突然闯进一个强盗，我们是应该继续打架呢，还是联合起来对付强盗？”
“当然是联合起来，反抗强盗！”
这是彼时共产党领导人与红军战士的一席对话，统一了党内和军内的思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重大枢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翌日，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筑成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等三项政治主张。9月23日《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发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至此，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全民族抗日的热忱，各阶层爱国的力量，汇聚到团结一致抗日的伟大旗帜之下！
但，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民生凋敝、军力孱微，苦难深重的民族，何以抵抗强大的外敌？
在延安洛川县冯家村一孔窑洞内，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答案。
1937年8月下旬，就在村民冯建勋的私塾窑洞里，毛泽东提出，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
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说，洛川会议的决策，是基于敌强我弱现实的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要将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已经16岁的白光耀，自此跨过黄河，随八路军115师开赴抗日前线。他曾亲历平型关大捷，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击得粉碎。“我们和敌人打游击，兜圈子、捉迷藏，把他们围困起来，一个一个消灭光。”回忆起当年与日寇作战的情形，老人记忆犹新。
1938年，抗战伊始。艰难苦战中，抗日局势究竟将沿着怎样的方向演进？中国会亡国？中国能“速胜”？
延安凤凰山麓的小油灯下，毛泽东写就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持久抗战、人民战争、游击战争……他以极具历史性的战略眼光，勾勒出抗日战争发展演变的3个阶段，并指出“我必胜、敌必败！”
迷雾就此散去。这个发自西北一隅的铿锵宣言，迅速传遍全国，宛若一盏明灯，照亮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航向，亦照亮了国人彷徨的心灵。
当时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由感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战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延安的山峁窑洞，成为培养抗日将士的摇篮
抗战时的延安，交通闭塞，环境恶劣。
交通不便和人为阻隔，都没有阻挡住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脚步。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座为适应抗战形势而更名的学府，最为爱国青年心驰神往。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登上抗大讲台，发出抗日救国的动员号令。“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抗大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在毕业证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希望的火种，就这样从延安洒向全国。“到1938年底，已有1.5万人涌入抗大学习，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上百名的新学员，其中不乏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爱国将士。”抗大旧址工作人员杨默说，抗战期间，抗大总校共招生八期，在各根据地创办分校12个，培养出10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抗日将才的摇篮。
距延安数百里之外，又一座抗日青年的熔炉在渭水边火热开办。
泾阳，安吴堡。爱国青年、留学生、士兵、工程师、艺术家，甚至店员、小贩、农民……或来自日军铁蹄之下的东三省，或来自北平、上海、南京，更有从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地跋涉万里的爱国华侨，经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聚集来到这里。
“从1937年10月开班到1940年4月撤回延安，安吴青训班开班十四期，毕业学员一万两千余人，向延安和抗大、陕公、鲁艺、中央青干班输送学员八千余人，三千多人奔赴全国各个战区。”安吴青训班旧址工作人员王文说。
黄河怒吼，山川咆哮。
抗战的延安，从未远离战火烽烟。据《解放日报》1946年统计，抗战期间，日军飞机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死伤近400人。1938年，延安城内尚有6条大街、30多个小巷，3个城门，经日军多次轰炸，渐成一片废墟。轰炸之外，陕晋交界的500多公里黄河沿线，八路军守军打退了日军23次进攻，河防保卫战之悲烈，气壮山河。
轰炸没有摧毁延安宝塔，更毁不掉山山峁峁间希望的讲坛！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延安共有30余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抗日军政干部。他们从黄土高坡出发，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或凯旋而归，或马革裹尸，上演了一幕幕不屈不挠的救亡活剧！
“不发枪，不发炮，只发干部和电报”，一批批共产党员从延安被派到敌后，建立、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星点火种，速成燎原之势。至1944年，连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民心倾向共产党，日军只能以县城为中心，占领少数农村。”
无怪乎，曾担任过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发出哀叹：“宁可用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从军杀敌，以笔为枪——
拿起文艺的武器，为民族存亡而战
“延安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在正义的人民战争中，文艺是鼓舞和组织群众最好的武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特聘教授刘煜说。
抗日救亡的歌声与号角，从延安传遍中国大地，大批文艺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看到宝塔山那一刻，有人竟深情俯身，“伸手抚摸延安的土地，用鼻子闻，用嘴亲。”
延安城北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四面的山坡上，还留有师生们挖出的窑洞宿舍。一箪食、一瓢饮，因陋就简，多少流芳于世的伟大抗战作品，就诞生于这样的条件下。
鲁艺校园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十余平方米的平房中唯有书桌与床铺，冼星海的居所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旧貌。1939年春天，六天六夜，冼星海在此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公演后，轰动延安。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一声北方惊雷，响彻中国。万里黄河奔涌而来，在延安壶口冲波逆折，以不可阻挡、荡涤一切邪恶的气势滚滚而去，发出整个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怒吼！
《延安颂》平静高昂、深沉宏阔；《二月里来》悠扬中孕育出希望；《南泥湾》的曲调欢快婉转……抗战时期的延安，是座“歌咏城”，四处飘扬着动人的歌声。这里是整个抗日根据地作曲家、作词家最集中之地。
在中国人民大多数是文盲的条件下，图画宣传更占了重要的地位。“……鲁艺派到前线去的木刻工作团创作的年画，极受群众欢迎，一出版，群众马上买光。”朱德对当时的木刻版画家们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抗日游击队》《丈夫上前线杀敌，妻子在后方生产》《予侵略者以打击》《保卫大西北》……这些来源于当时的斗争和生活的画作，穿过战火硝烟，拨动万众心弦。一幅幅画作，像无声的呐喊，传递不屈的力量，助燃抗日烽火！
歌声、画作，还有众多斗志昂扬的文学作品。周扬、丁玲、何其芳、沙汀、卞之琳、萧三、严文井……一系列延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影响全国，深入人心。
“我们和战地服务团的三十个人一起行动。著名女作家丁玲是这个团的组织者。我们分成好几个小组……服务团就像是一支飞行宣传队，当部队一停下来，他们就要在营地、村头、镇上或在其他部队驻地演出。服务团还要深入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发动他们起来战斗。”这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描述。
“从军杀敌，以笔为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花。”这是1942年7月，朱德为鲁艺殉难校友送的挽联。
战火纷飞的岁月，延安文艺界用自己的力量，御外敌于前线，唤民众之斗志，为全民族抗战奏响一曲曲慷慨壮歌。延安，也因之成为无数爱国志士的精神家园！
激昂岁月远去，往事回声悠扬。
回首历史云烟，始知真理所向。
在这片苍凉的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全民族命运休戚与共，挺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一纸抗战史，半部延安赋。
延安，抗战中的“灯塔”，注定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据新华社西安电记者李勇梁娟陈晨姜辰蓉)
70年前，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个夏天，整个延安城化作欢乐的海洋，人们载歌载舞，庆祝全民族抗战胜利。
延安，这个位于中国西北一隅的小城，那时是中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圣地”！是反法西斯国际友人眼中中国的希望！
瓦窑堡的窑洞中、洛川的会议室里、凤凰山麓的煤油灯旁，中国共产党人擎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终促成全民族的觉醒与团结。
延安，就如同那个历经日军17次轰炸岿然矗立的宝塔，竖立起一座不灭的“灯塔”，指引着中华民族顽强抗争奋斗前行的方向。
“灯塔”不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从这里高擎
从长征时喊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到东征打出“抗日先锋军”的旗帜，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高擎起团结抗日的大旗。
1935年12月，陕北大地，千里冰封。子长县瓦窑堡镇一孔窑洞内，13名共产党员倚桌围坐，全民抗战的战略思想正在辩论中酝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动华北自治，全民族陷于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将何去何从？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认为，在日本加紧吞并全中国之时，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力量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中国共产党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
“我们的任务，是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统一思想之后，大家心情愉悦。“会议结束，博古走出窑洞，扶了扶眼镜，开怀大笑。”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这样回述当时的情景。
宣言即成行动。
瓦窑堡革命旧址内，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东征的场景。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希望穿过山西开赴华北前线与日作战，遭到阎锡山和蒋介石军队的阻拦。75天战斗过后，山西20多个县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或抗日游击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决心，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拥护和响应。
王志厚说，瓦窑堡会议和红军东征，是全面抗战的前奏与序幕，吹响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抗战的号令，既是对“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声援，更促成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延安，15岁的“红小鬼”白光耀正在红军后方第三医院学习护理知识。听到蒋介石被扣押，他一蹦老高。但等到的消息是，中共中央提出释放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听闻此讯，他觉得怎么也想不通。
“兄弟二人正在闹矛盾，这时突然闯进一个强盗，我们是应该继续打架呢，还是联合起来对付强盗？”
“当然是联合起来，反抗强盗！”
这是彼时共产党领导人与红军战士的一席对话，统一了党内和军内的思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重大枢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翌日，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筑成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等三项政治主张。9月23日《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发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至此，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全民族抗日的热忱，各阶层爱国的力量，汇聚到团结一致抗日的伟大旗帜之下！
但，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民生凋敝、军力孱微，苦难深重的民族，何以抵抗强大的外敌？
在延安洛川县冯家村一孔窑洞内，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答案。
1937年8月下旬，就在村民冯建勋的私塾窑洞里，毛泽东提出，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
洛川会议纪念馆馆长段志鹏说，洛川会议的决策，是基于敌强我弱现实的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要将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已经16岁的白光耀，自此跨过黄河，随八路军115师开赴抗日前线。他曾亲历平型关大捷，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击得粉碎。“我们和敌人打游击，兜圈子、捉迷藏，把他们围困起来，一个一个消灭光。”回忆起当年与日寇作战的情形，老人记忆犹新。
1938年，抗战伊始。艰难苦战中，抗日局势究竟将沿着怎样的方向演进？中国会亡国？中国能“速胜”？
延安凤凰山麓的小油灯下，毛泽东写就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持久抗战、人民战争、游击战争……他以极具历史性的战略眼光，勾勒出抗日战争发展演变的3个阶段，并指出“我必胜、敌必败！”
迷雾就此散去。这个发自西北一隅的铿锵宣言，迅速传遍全国，宛若一盏明灯，照亮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航向，亦照亮了国人彷徨的心灵。
当时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由感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战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延安的山峁窑洞，成为培养抗日将士的摇篮
抗战时的延安，交通闭塞，环境恶劣。
交通不便和人为阻隔，都没有阻挡住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脚步。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座为适应抗战形势而更名的学府，最为爱国青年心驰神往。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登上抗大讲台，发出抗日救国的动员号令。“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抗大二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在毕业证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希望的火种，就这样从延安洒向全国。“到1938年底，已有1.5万人涌入抗大学习，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上百名的新学员，其中不乏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爱国将士。”抗大旧址工作人员杨默说，抗战期间，抗大总校共招生八期，在各根据地创办分校12个，培养出10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抗日将才的摇篮。
距延安数百里之外，又一座抗日青年的熔炉在渭水边火热开办。
泾阳，安吴堡。爱国青年、留学生、士兵、工程师、艺术家，甚至店员、小贩、农民……或来自日军铁蹄之下的东三省，或来自北平、上海、南京，更有从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地跋涉万里的爱国华侨，经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聚集来到这里。
“从1937年10月开班到1940年4月撤回延安，安吴青训班开班十四期，毕业学员一万两千余人，向延安和抗大、陕公、鲁艺、中央青干班输送学员八千余人，三千多人奔赴全国各个战区。”安吴青训班旧址工作人员王文说。
黄河怒吼，山川咆哮。
抗战的延安，从未远离战火烽烟。据《解放日报》1946年统计，抗战期间，日军飞机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死伤近400人。1938年，延安城内尚有6条大街、30多个小巷，3个城门，经日军多次轰炸，渐成一片废墟。轰炸之外，陕晋交界的500多公里黄河沿线，八路军守军打退了日军23次进攻，河防保卫战之悲烈，气壮山河。
轰炸没有摧毁延安宝塔，更毁不掉山山峁峁间希望的讲坛！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延安共有30余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抗日军政干部。他们从黄土高坡出发，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或凯旋而归，或马革裹尸，上演了一幕幕不屈不挠的救亡活剧！
“不发枪，不发炮，只发干部和电报”，一批批共产党员从延安被派到敌后，建立、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星点火种，速成燎原之势。至1944年，连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民心倾向共产党，日军只能以县城为中心，占领少数农村。”
无怪乎，曾担任过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发出哀叹：“宁可用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从军杀敌，以笔为枪——
拿起文艺的武器，为民族存亡而战
“延安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在正义的人民战争中，文艺是鼓舞和组织群众最好的武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特聘教授刘煜说。
抗日救亡的歌声与号角，从延安传遍中国大地，大批文艺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看到宝塔山那一刻，有人竟深情俯身，“伸手抚摸延安的土地，用鼻子闻，用嘴亲。”
延安城北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四面的山坡上，还留有师生们挖出的窑洞宿舍。一箪食、一瓢饮，因陋就简，多少流芳于世的伟大抗战作品，就诞生于这样的条件下。
鲁艺校园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十余平方米的平房中唯有书桌与床铺，冼星海的居所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旧貌。1939年春天，六天六夜，冼星海在此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公演后，轰动延安。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一声北方惊雷，响彻中国。万里黄河奔涌而来，在延安壶口冲波逆折，以不可阻挡、荡涤一切邪恶的气势滚滚而去，发出整个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怒吼！
《延安颂》平静高昂、深沉宏阔；《二月里来》悠扬中孕育出希望；《南泥湾》的曲调欢快婉转……抗战时期的延安，是座“歌咏城”，四处飘扬着动人的歌声。这里是整个抗日根据地作曲家、作词家最集中之地。
在中国人民大多数是文盲的条件下，图画宣传更占了重要的地位。“……鲁艺派到前线去的木刻工作团创作的年画，极受群众欢迎，一出版，群众马上买光。”朱德对当时的木刻版画家们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抗日游击队》《丈夫上前线杀敌，妻子在后方生产》《予侵略者以打击》《保卫大西北》……这些来源于当时的斗争和生活的画作，穿过战火硝烟，拨动万众心弦。一幅幅画作，像无声的呐喊，传递不屈的力量，助燃抗日烽火！
歌声、画作，还有众多斗志昂扬的文学作品。周扬、丁玲、何其芳、沙汀、卞之琳、萧三、严文井……一系列延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影响全国，深入人心。
“我们和战地服务团的三十个人一起行动。著名女作家丁玲是这个团的组织者。我们分成好几个小组……服务团就像是一支飞行宣传队，当部队一停下来，他们就要在营地、村头、镇上或在其他部队驻地演出。服务团还要深入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发动他们起来战斗。”这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描述。
“从军杀敌，以笔为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花。”这是1942年7月，朱德为鲁艺殉难校友送的挽联。
战火纷飞的岁月，延安文艺界用自己的力量，御外敌于前线，唤民众之斗志，为全民族抗战奏响一曲曲慷慨壮歌。延安，也因之成为无数爱国志士的精神家园！
激昂岁月远去，往事回声悠扬。
回首历史云烟，始知真理所向。
在这片苍凉的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全民族命运休戚与共，挺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不屈的脊梁！
一纸抗战史，半部延安赋。
延安，抗战中的“灯塔”，注定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据新华社西安电记者李勇梁娟陈晨姜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