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抗战经典给今天带来什么启示？
文章字数：2078
一部著作、一个故事、一个人物，却能影响几代人。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多地举行重温抗战经典活动。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也于8月底前完成重印再版。再读抗战经典，尽管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与局限，但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扎根生活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天，反映冀中军民抗击日军五一大扫荡的长篇小说《腹地》出版。以此为开端，在新中国成立的十几年里，《平原烈火》《小英雄雨来》《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平原枪声》《小兵张嘎》等相继出版。
这些作品有的被列入课本，有的被拍成电影，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而很多故事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就是武工队支队长、神枪手。他曾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身参加的。”
《烈火金刚》的作者刘流曾是侦察科长、军区司令部参谋和政治部军事教官。他也说过：“我所熟悉的一些抗日英雄们的形象和他们的光荣事迹，老在我的脑海里游来游去，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感情，非写不可。”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曾担任过步兵团长、保定地下工作负责人。《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13岁当上了八路军，担任过锄奸干事，参加大小战斗百次以上……
“这些作家是斗争的参与者，而不是斗争的旁观者，更不是用第二手资料来编写斗争。”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王力平说，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对战争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有太多的故事、爱憎要表达诉说。
然而，反观当下，脱离大众生活甚至虚幻浮夸的作品大行其道，一些肤浅庸俗、瞎编乱造的故事开始占据阅读热榜。究其原因，是作家离生活比较远，难以拿出反映现实、引人共鸣的佳作。
河北文学馆副馆长杨建萍指出，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有很多热点问题值得作家们去研究，国家发展、民族命运需要去深入思考。和平年代也不应该无病呻吟，一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品，来得快，走得也快。
忠于人民墙头写诗、麦场演戏
晋察冀文学是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投身民族解放，创造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生动范例。据资料记载，当时军区、军分区乃至每个村庄都办起了剧团或剧社，仅冀中地区就有1000多个剧社。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刊物和剧社内部形成庞大的青年作家队伍。“墙头写诗、麦场演戏”成为那个时代作家的印记。
“抗战经典的主角是基层官兵、游击队员，还有堡垒户大娘，甚至还有小兵张嘎、放牛郎王二小这样的农村少年，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主要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立传的局面。”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刘建东说，这类作品写人民，通俗好读，深为群众喜闻乐见。
小说《平原烈火》中描写了一位叫“瞪眼虎”的小八路。他确有其人，其原型除了抗战时期赵县的两名小侦察员外，还有军队里那些质朴、可爱、机智、勇敢而又顽皮、倔强的小八路。徐光耀搜集和誊写平时积累下来的关于“瞪眼虎”的材料，写出了《小兵张嘎》。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南京周女士至今记得，被敌人抓住拷问时，嘎子勇猛反抗，坚强不屈。“那一段让我很受触动。那么小的孩子，就懂得担当，令人感动。”
今天，没有枪林弹雨，没有威逼利诱，但英雄的故事、普通人物的担当，在新的时代下仍然感染一批批读者，使更多人找到新的共鸣。
网络时代，缺乏精品有着复杂的原因。然而一些文艺作品迷失方向，值得反思。一些作品创作理念混乱，创作态度浮躁，读者读起来不仅“不知所云”、浪费时间，更造成价值观混乱等不良影响。
“作家不能宅在书房里。最重要的是，要到群众中去。”王力平说。
铭记历史大浪淘沙经典永存
“黄豆豆，豆豆圆，咱村选举村议员……一颗黄豆搁在碗，……俺活七十头一遍。”戈焰的诗歌《豆选女县长》，描写的则是陈舜玉通过“豆选”当选县长的故事，诗中有“她碗里黄豆乒乓落”的句子。
陈舜玉1940年8月在冀中腹地唐县的民主选举中一举当选县长，当年才25岁。所谓“豆选”，是当时共产党为了动员不识字的农民参与选举，用投豆子的办法进行民主选举，豆子多者当选。
在严酷的五一反扫荡的日子里，作家王林拒绝了随部队机关转移的组织安排，坚持留在敌后的据点村，认为“我不能时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当他终于获得组织上“作为例外”的批准后，他就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开始了《腹地》的创作。
一些文艺评论家认为，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残暴罪行，华夏大地不灭的抗日烽火，抗日军民沸腾激烈的复仇热血，成为作家们魂牵梦绕的生死记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些作家的作品，带来一种“史”的风格，让这些作品成为后人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的历史佐证。
王力平说，抗战文学把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和根据地历史时期自身的需要结合起来，是历史的产物，不必作为今天推动文学发展的固定模式。但是，其所反映的尊重历史、民族精神和价值观、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应该保留，艺术和民族命运的关系和责任应当传承。
“今天，无视史实的抗日神剧，是极不严肃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王力平说，经典之所以有生命力，在于它源自生活。(新华社记者 白林 聂可)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多地举行重温抗战经典活动。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也于8月底前完成重印再版。再读抗战经典，尽管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与局限，但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扎根生活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天，反映冀中军民抗击日军五一大扫荡的长篇小说《腹地》出版。以此为开端，在新中国成立的十几年里，《平原烈火》《小英雄雨来》《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平原枪声》《小兵张嘎》等相继出版。
这些作品有的被列入课本，有的被拍成电影，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而很多故事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就是武工队支队长、神枪手。他曾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身参加的。”
《烈火金刚》的作者刘流曾是侦察科长、军区司令部参谋和政治部军事教官。他也说过：“我所熟悉的一些抗日英雄们的形象和他们的光荣事迹，老在我的脑海里游来游去，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感情，非写不可。”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曾担任过步兵团长、保定地下工作负责人。《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13岁当上了八路军，担任过锄奸干事，参加大小战斗百次以上……
“这些作家是斗争的参与者，而不是斗争的旁观者，更不是用第二手资料来编写斗争。”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王力平说，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对战争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有太多的故事、爱憎要表达诉说。
然而，反观当下，脱离大众生活甚至虚幻浮夸的作品大行其道，一些肤浅庸俗、瞎编乱造的故事开始占据阅读热榜。究其原因，是作家离生活比较远，难以拿出反映现实、引人共鸣的佳作。
河北文学馆副馆长杨建萍指出，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有很多热点问题值得作家们去研究，国家发展、民族命运需要去深入思考。和平年代也不应该无病呻吟，一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品，来得快，走得也快。
忠于人民墙头写诗、麦场演戏
晋察冀文学是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投身民族解放，创造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生动范例。据资料记载，当时军区、军分区乃至每个村庄都办起了剧团或剧社，仅冀中地区就有1000多个剧社。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刊物和剧社内部形成庞大的青年作家队伍。“墙头写诗、麦场演戏”成为那个时代作家的印记。
“抗战经典的主角是基层官兵、游击队员，还有堡垒户大娘，甚至还有小兵张嘎、放牛郎王二小这样的农村少年，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主要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立传的局面。”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刘建东说，这类作品写人民，通俗好读，深为群众喜闻乐见。
小说《平原烈火》中描写了一位叫“瞪眼虎”的小八路。他确有其人，其原型除了抗战时期赵县的两名小侦察员外，还有军队里那些质朴、可爱、机智、勇敢而又顽皮、倔强的小八路。徐光耀搜集和誊写平时积累下来的关于“瞪眼虎”的材料，写出了《小兵张嘎》。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南京周女士至今记得，被敌人抓住拷问时，嘎子勇猛反抗，坚强不屈。“那一段让我很受触动。那么小的孩子，就懂得担当，令人感动。”
今天，没有枪林弹雨，没有威逼利诱，但英雄的故事、普通人物的担当，在新的时代下仍然感染一批批读者，使更多人找到新的共鸣。
网络时代，缺乏精品有着复杂的原因。然而一些文艺作品迷失方向，值得反思。一些作品创作理念混乱，创作态度浮躁，读者读起来不仅“不知所云”、浪费时间，更造成价值观混乱等不良影响。
“作家不能宅在书房里。最重要的是，要到群众中去。”王力平说。
铭记历史大浪淘沙经典永存
“黄豆豆，豆豆圆，咱村选举村议员……一颗黄豆搁在碗，……俺活七十头一遍。”戈焰的诗歌《豆选女县长》，描写的则是陈舜玉通过“豆选”当选县长的故事，诗中有“她碗里黄豆乒乓落”的句子。
陈舜玉1940年8月在冀中腹地唐县的民主选举中一举当选县长，当年才25岁。所谓“豆选”，是当时共产党为了动员不识字的农民参与选举，用投豆子的办法进行民主选举，豆子多者当选。
在严酷的五一反扫荡的日子里，作家王林拒绝了随部队机关转移的组织安排，坚持留在敌后的据点村，认为“我不能时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当他终于获得组织上“作为例外”的批准后，他就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开始了《腹地》的创作。
一些文艺评论家认为，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残暴罪行，华夏大地不灭的抗日烽火，抗日军民沸腾激烈的复仇热血，成为作家们魂牵梦绕的生死记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些作家的作品，带来一种“史”的风格，让这些作品成为后人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的历史佐证。
王力平说，抗战文学把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和根据地历史时期自身的需要结合起来，是历史的产物，不必作为今天推动文学发展的固定模式。但是，其所反映的尊重历史、民族精神和价值观、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应该保留，艺术和民族命运的关系和责任应当传承。
“今天，无视史实的抗日神剧，是极不严肃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王力平说，经典之所以有生命力，在于它源自生活。(新华社记者 白林 聂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