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要扫盲吗？
文章字数：2269
文盲？扫盲？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话题。
前不久，杭州一百岁老人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脱盲证书。这一故事在励志的同时也引人疑问：现在还有多少人需要扫盲？
9月8日是“国际扫盲日”，这个日子旨在鼓励各国消除文盲现象。那么，现在我国还有多少文盲？在今天，扫盲是否已过时？该如何扫盲？
扫盲话题并不过时：
数千万文盲压力犹在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文盲话题渐行渐远。几年前，全国扫盲“指挥部”——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扫盲教育处”已在建制上取消，多地早已解散扫盲工作组，并将相关工作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多个部门。记者要采访当前扫盲整体概况，却找不到一个权威部门能完全讲清楚。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已不知扫盲为何物，安徽某社区干部曾反问记者，“现在还有文盲吗？”
不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全国仍有5400万文盲，这是能查阅最近的权威数据。记者通过查看近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报告》发现，2010年到2014年，全国共扫除文盲325.36万人。
近5年来，全国扫除文盲数量逐年降低，特别是2012年全国扫除文盲数量比上年减少四分之一。专家认为，之所以速度放缓，是因为2011年以后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剩下的基本是“硬骨头”。
老少边穷地区依旧是文盲高发地。数据显示，在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3.6个百分点，文盲村仍然不少。比如，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的菇类村全村1200多人，其中1100余人是文盲、半文盲，当地人告诉记者不少村民打小没读过书，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即便在发达省份，文盲也并不鲜见。据浙江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该省文盲率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文盲总人数就达1300人，当地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中小企业众多，当地产业结构相对低端，这里有不少低文化水平的农民工。
扫盲正当时，
“硬骨头”撞上“拦路虎”
千万级文盲人口彻底脱盲，犹如一块“硬骨头”。扫盲正进入“攻坚期”，需警惕“拦路虎”。
——标准27年未调，识字就算脱盲？1988年2月，《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中规定个人脱盲标准：“农村居民能识读1500个汉字，城镇居民2000个汉字”，然而记者了解到，27年以来，这一标准一直原地踏步，未作修改。
不少基层人士指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加速，这样单纯的识字扫盲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在互联网时代，文盲的内涵不能仅仅只是不识字的，比如对社会规则不了解、不会使用现代信息工具等，这才是应该关注的新时代文盲。”湖北省荆门市一公办小学语文教师陈燕说。
——资源不足，正规扫盲只限少数人？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扫盲教育专任教师仅为1.08万人，连续第三年减少，参加扫盲学习人数仅为45.55万人，相比总基数，只占很小的比重，特别在偏远农村，正规扫盲班难以见到。
“这里大部分文盲群体要么发放教材自学，要么年龄太大，不再做扫盲要求。”安徽省岳西县来榜镇枫树村第一书记汪云峰告诉记者，目前村中150余名文盲学习文化主要通过“看电视”。
经费资金亦是扫盲中面临的一个制约问题，记者调研安徽、贵州等多地，基层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多年没有扫盲专项资金拨付了，扫盲也常常因此停滞。
——流于形式，脱盲只为挣钱领证？记者了解到，在不少地方，如今仍有针对文盲率的考核，这一方面敦促基层单位重视扫盲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易带来扫盲的“变味”。采访中，基层透露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在扫盲验收时，甚至有代考等弄虚作假的行为。
更多的情况是，福利成为调动民众参与扫盲班积极性的唯一“良药”。杭州市江干区一社区干事告诉记者，来参加扫盲班学习的人每天可拿到30元补贴，最后考试通过了还会有200元的奖励，“十天的课程能挣到500元！但会不会复盲，倒很难说”。
扫盲“再出发”，
从识字走向识技能文化
全国性、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的确渐行渐远，但扫盲工作远没有落下休止符。相关专家认为，新时代的扫盲要变“漫灌式”为“滴灌式”，与时俱进，提高“精准度”。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告诉记者，下一步扫盲“再出发”更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去满足一个数字上的提升。
——“升级”扫盲概念，从“扫文字盲”走向“扫文化盲”。专家建议，新时期的扫盲，不能单纯地满足于从不识字到认识字，而是要使其更好地理解社会、掌握现代社会生活的知识和技能。
2011年，教育部印发《扫盲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材料编写指导纲要》，也已要求各地扫盲课程把读写算知识学习与成人基本生活技能、职业技能培训、保健卫生、法律知识及权益保障等结合。
——整合教育资源，“巧劲儿”扫盲。专家建议应有机整合扫盲教育教学资源，在具有中小学的地方，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开展扫盲工作，在九年义务制学校的基础上增设牌子，创建扫盲学校，在农村利用夜晚或农闲的时候对老百姓进行识字和技术培训，同时也在田间地头实施技术指导。
杨建华认为可通过分散与相对集中、一对一辅导与就近办班、传统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等多种多样方式，送教送考上门，灵活、便捷地开展扫盲教育。并可开发扫盲教育电视教学片、手机app，方便文盲学院自学。
——针对不同人群，精准扫盲。专家建议脱盲标准应与扫盲对象对应挂钩，对于不同人群，相关工作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老年人以识字和现代基本生活技能为重点，农村青壮年则应在扫盲教育中加入农业技术培训等专业内容。
目前，一些地方针对出国劳务人群的“外语扫盲”，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生活能力扫盲”都已经开展多年，专家认为这样的精准扫盲值得推广，并亟待细分和常态化。“扫盲不是拿证就结束了，要让老百姓感受到脱盲对自身生活的改变，同时还需注重回访，形成长效学习机制。”杨建华说。(文/新华社记者 陈诺 黄筱 骆飞)
前不久，杭州一百岁老人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脱盲证书。这一故事在励志的同时也引人疑问：现在还有多少人需要扫盲？
9月8日是“国际扫盲日”，这个日子旨在鼓励各国消除文盲现象。那么，现在我国还有多少文盲？在今天，扫盲是否已过时？该如何扫盲？
扫盲话题并不过时：
数千万文盲压力犹在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文盲话题渐行渐远。几年前，全国扫盲“指挥部”——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扫盲教育处”已在建制上取消，多地早已解散扫盲工作组，并将相关工作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多个部门。记者要采访当前扫盲整体概况，却找不到一个权威部门能完全讲清楚。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已不知扫盲为何物，安徽某社区干部曾反问记者，“现在还有文盲吗？”
不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全国仍有5400万文盲，这是能查阅最近的权威数据。记者通过查看近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报告》发现，2010年到2014年，全国共扫除文盲325.36万人。
近5年来，全国扫除文盲数量逐年降低，特别是2012年全国扫除文盲数量比上年减少四分之一。专家认为，之所以速度放缓，是因为2011年以后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剩下的基本是“硬骨头”。
老少边穷地区依旧是文盲高发地。数据显示，在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3.6个百分点，文盲村仍然不少。比如，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的菇类村全村1200多人，其中1100余人是文盲、半文盲，当地人告诉记者不少村民打小没读过书，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即便在发达省份，文盲也并不鲜见。据浙江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该省文盲率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文盲总人数就达1300人，当地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中小企业众多，当地产业结构相对低端，这里有不少低文化水平的农民工。
扫盲正当时，
“硬骨头”撞上“拦路虎”
千万级文盲人口彻底脱盲，犹如一块“硬骨头”。扫盲正进入“攻坚期”，需警惕“拦路虎”。
——标准27年未调，识字就算脱盲？1988年2月，《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中规定个人脱盲标准：“农村居民能识读1500个汉字，城镇居民2000个汉字”，然而记者了解到，27年以来，这一标准一直原地踏步，未作修改。
不少基层人士指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加速，这样单纯的识字扫盲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在互联网时代，文盲的内涵不能仅仅只是不识字的，比如对社会规则不了解、不会使用现代信息工具等，这才是应该关注的新时代文盲。”湖北省荆门市一公办小学语文教师陈燕说。
——资源不足，正规扫盲只限少数人？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扫盲教育专任教师仅为1.08万人，连续第三年减少，参加扫盲学习人数仅为45.55万人，相比总基数，只占很小的比重，特别在偏远农村，正规扫盲班难以见到。
“这里大部分文盲群体要么发放教材自学，要么年龄太大，不再做扫盲要求。”安徽省岳西县来榜镇枫树村第一书记汪云峰告诉记者，目前村中150余名文盲学习文化主要通过“看电视”。
经费资金亦是扫盲中面临的一个制约问题，记者调研安徽、贵州等多地，基层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多年没有扫盲专项资金拨付了，扫盲也常常因此停滞。
——流于形式，脱盲只为挣钱领证？记者了解到，在不少地方，如今仍有针对文盲率的考核，这一方面敦促基层单位重视扫盲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易带来扫盲的“变味”。采访中，基层透露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在扫盲验收时，甚至有代考等弄虚作假的行为。
更多的情况是，福利成为调动民众参与扫盲班积极性的唯一“良药”。杭州市江干区一社区干事告诉记者，来参加扫盲班学习的人每天可拿到30元补贴，最后考试通过了还会有200元的奖励，“十天的课程能挣到500元！但会不会复盲，倒很难说”。
扫盲“再出发”，
从识字走向识技能文化
全国性、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的确渐行渐远，但扫盲工作远没有落下休止符。相关专家认为，新时代的扫盲要变“漫灌式”为“滴灌式”，与时俱进，提高“精准度”。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告诉记者，下一步扫盲“再出发”更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去满足一个数字上的提升。
——“升级”扫盲概念，从“扫文字盲”走向“扫文化盲”。专家建议，新时期的扫盲，不能单纯地满足于从不识字到认识字，而是要使其更好地理解社会、掌握现代社会生活的知识和技能。
2011年，教育部印发《扫盲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材料编写指导纲要》，也已要求各地扫盲课程把读写算知识学习与成人基本生活技能、职业技能培训、保健卫生、法律知识及权益保障等结合。
——整合教育资源，“巧劲儿”扫盲。专家建议应有机整合扫盲教育教学资源，在具有中小学的地方，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开展扫盲工作，在九年义务制学校的基础上增设牌子，创建扫盲学校，在农村利用夜晚或农闲的时候对老百姓进行识字和技术培训，同时也在田间地头实施技术指导。
杨建华认为可通过分散与相对集中、一对一辅导与就近办班、传统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等多种多样方式，送教送考上门，灵活、便捷地开展扫盲教育。并可开发扫盲教育电视教学片、手机app，方便文盲学院自学。
——针对不同人群，精准扫盲。专家建议脱盲标准应与扫盲对象对应挂钩，对于不同人群，相关工作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老年人以识字和现代基本生活技能为重点，农村青壮年则应在扫盲教育中加入农业技术培训等专业内容。
目前，一些地方针对出国劳务人群的“外语扫盲”，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生活能力扫盲”都已经开展多年，专家认为这样的精准扫盲值得推广，并亟待细分和常态化。“扫盲不是拿证就结束了，要让老百姓感受到脱盲对自身生活的改变，同时还需注重回访，形成长效学习机制。”杨建华说。(文/新华社记者 陈诺 黄筱 骆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