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教师节来临时，我就会想起我的老师杨吉昌。因为那时候青春年少不懂事，曾顶撞过他，以致产生过怨恨，最后选择了留级。后来走出校门才醒悟：老师是为了我好，才这样的。有几次回去想登门给老师道歉，却因这样那样的事错过了。最后与他相见时，却在他的葬礼上。这件事一直让我难以释怀。
　　杨老师是我初一初二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我没能在他的班上毕业是我一个错误的选择。
　　如果说，我在文学的道路上有一点小成绩的话，那完全得益于我的恩师杨老师的栽培。是他让我对文学有了兴趣，也是他的一次作文课改变了我的人生。
　　记得读初二时，有一节语文课，杨老师讲完《人民大会堂》这篇课文，又带我们到公社去参观。他给我们布置作业是写一篇类似的作文。我不喜欢作文。可是我喜欢我们的公社，我家就在公社附近住，小时候常从公社大门楼经过。偶尔也进院子里玩儿，总是被公社干部驱赶出来，那时就觉得那个地方很神圣。参观后，我就回教室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爱我的公社》。第二堂作文课，老师竞把这篇作文，在课堂上作为范文朗读了一遍。老师声情并茂地读着，底下不时发出“啧啧”声，我的心嘣嘣直跳。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老师这么好的“待遇”，真是受宠若惊。
　　作文本发下来，我看到老师在字里行间划出一道道红色波浪线，还有长长的批语。没想到一次偶然的作文，让我对作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其实我之前是最不爱写作文的。
　　我把这篇作文清誊在信纸上，稀里糊涂地投给县办小报《栗乡》。之后编辑给我写了一封足足三页的回信。从此，我有了满满的自信。杨老师也鼓励我学好文化课，好好练习写作。
　　打那以后，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小学升初中的。那个年代是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的时代，打打闹闹惯了，进入杨老师的班级，他要求非常严格，我时常“挨批”，没完成作业被“扣留”，不遵守纪律经常被罚站。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他高大的个头，长长的马脸看上去都有些怯，再加上洪亮的嗓音，一声吼，让人直打哆索。我因为受不了他的严厉管束，在初一留级未遂，初二下定决心“成功”留级。
　　走出他的班级，大有“翻身农奴得解放”的狂喜，终于“冲破了牢笼”，获得了“自由”。换了班主任，我不再压抑。有一次，我把一根木棍扔进校园的花园里被他发现，他大声嚷嚷说我不该了。我也大声质问，是你的花园吗？我愿意，你管不着呢！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那来的勇气，敢这样说话。老师怔住了，从来没人敢这样对待他，老师的脸都气青了，再没说什么。我摔了一句“少管闲事”径直进了我的教室。过了一会，杨老师出现在我的座位前。他语气平缓地说：“发这么大火，以前我对你苛刻了些，我是为了你，以后你会理解的。”
　　我没有理会他。他说完就出了门。我在心里说，这里不是你的地盘。我，也不再是你班上的学生了。
　　打那以后的两年时间，我们在校园形同陌路，没说过一句话。
　　我在这个班上随马由缰，没人管束，感觉很开心。可是，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勉强考上高中，只因偏科，高考名落孙山。
　　我后悔当初不该自作主张，没有继续在他的班上，也不至于荒废了学业。所幸的是一直喜欢语文，爱好文学，最后有了用武之地。虽然没有多大的建树，但我能用自己的拙笔，放牧在文学的原野上，在这里，我自由驰骋。
　　我感谢我的杨老师，是他给了我文学的种子，给了我成长的营养，最后开花结果。虽然不丰硕，但我知足了。
　　我的新书《心灵在纸上行走》出版后，我郑重地托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学杨玲，捎给我的恩师，也让她带去我的问候。并嘱咐：这年的教师节一定去拜望他。这本书算是学生三十多年后向老师交的作业。我在上面工整地写着：“恭请我的老师指教”。我希望这本书作为敲门砖，打开我与老师的心结。
　　上苍没有给我向老师当面赔罪的机会。还没有等到这年的教师节，老师就去世了。
　　在殡仪馆里，82岁的杨老师安祥地躺在鲜花丛中。哀乐低回，喇叭声咽，外面春雨绵绵，老天在为一个慈祥的老先生落泪。
　　我点燃一柱香，虔诚地举过头顶，向着我的老师三叩首。香烟袅袅，老师的灵魂在去往天堂的路上。我在心里祈祷：杨老师，一路走好！我想，我的老师会原谅曾经叛逆的懵懂的我，请接纳学生一声迟到的歉意。
　　老师呵，长大后我才懂得你说的那句话：“严是爱，宽是害。”这种爱老师埋藏得很深，需要我用青春用一生去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