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他那刻苦好学、勤劳质朴、仁厚正直的人品德行，以及由他传承和身体力行的“杨门家风”，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后辈人的心中。
　　祖父没有上过学，他深知没有文化的苦衷，一方面东挪西借供我父亲上学读书，一方面刻苦自学识字。他常利用一切机会请识字的人给他教念。父亲参加工作后，给祖父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并教给查字方法，祖父如获至宝，日积月累地认识了许多常用汉字，也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祖父这种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对我的父辈乃至后辈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
　　祖父刻苦好学，善于思考，虽是一个没进过学堂门的庄稼汉，却具有很强的是非曲直辩析力和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几年，祖父曾与多位亲友私下里谈论“大跃进”的错误，为秉持真理、敢为人民鼓与呼的彭老总的遭遇深抱不平。196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表祖父樊景耀来到我家，与祖父在一起谈论当时的国内乱势。祖父忧心忡忡地对表祖父说：“中央可能出了奸臣，你不信往后看，国家还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果不其然，“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元旦节，李河公社书记牛振山来到我家，祖父高兴地对牛振山说：“现在，中华民族的灾难已经结束了，后边将会有一个空前的盛世展现。”他还即兴撰吟对联一副，内容是“华开正红千载盛，叶绽常绿万年兴”，把华国锋、叶剑英的姓氏嵌在联内。牛振山听后高兴地给传扬出去，那一年的春节，许多人家的大门上都张贴着这副对联。
　　祖父为人宽厚善良、乐于扶贫济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遇到三年困难。祖父怕饥荒夺去我兄妹幼小的生命，经常到附近的高山深沟处剥树皮、挖草根，掺合一丁点玉米面蒸成窝窝头让我们充饥。在此期间，经常有衣衫褴褛的人上门乞讨，凡是上我家讨饭的，祖父都和颜悦色地送给他们两三个窝窝头。当时，我们有两家远房亲戚，由于子女多，家中经常揭不开锅。祖父知道后，把我家非常紧张的一点粮食匀出来，帮他们渡过难关。祖父这些淳朴善良的言行举动，对我们兄妹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决定并开始平反冤案错案。由于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十年动乱的阴影中走出来，有些人缺乏实事求是的勇气不愿纠错；挨过整的一些人怨气很大想算旧账。针对这一倾向，祖父多次对下乡到我家的公社书记牛振山说：“你一定要耐心做好受过整的人的思想工作，开导他们肚量放大些，要忘掉过去，不要冤冤相报，仇恨越结越深。”祖父一席话说得牛振山连连点头，他握住祖父的双手说：“你老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肚量大，真是一位农民政治家呀！”“文革”前，我叔父担任大队支书多年，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批受整，吃了不少苦头，三中全会后他又重新担任了村上主要干部。由于受宽厚待人家风的影响，叔父不但没有打击报复当年整过他的人，而且在一些人遇到特殊困难时，及时伸出援手相助。
　　“文革”动乱中，叔父被打成“四不清”干部，上了数十次批斗会仍下不了“楼”。1966年6月份的一天，一名姓王的造反派来到我家，让我祖父写一份能整倒时任李河公社书记刘振民的证言材料，并承诺若按他们的口径写，可减轻对我叔父的处罚。但祖父没有屈从他们的威逼利诱。祖父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刚直不阿，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不搞落井下石，保护了党的好干部。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四清”运动中，社教工作组在我们当地搞了第二次“土改”，没收了地主成份家中的一些财产分给贫下中农，当时也给我家分了一个比较“高档”的黑油漆大立柜。但祖父坚决不让我们往家中抬，他认为1951年“土改”时对地主家的财产已作了处理，二次又分人家财产不符合党的政策。在“四清”运动结束后的10多年间，那个让人眼红的大立柜还一直放在大队的会议室里，直到1979年后才被其主人抬走。事后有不少人问我祖父为啥能有先见之明，祖父淡然一笑说：“道理很简单，君子生财要有道，不义之财不能得。”
　　祖父一生崇尚俭朴，反对铺张浪费。到了晚年，我和弟弟考虑祖父辛苦劳碌了一生，准备给他修建一座像样的墓碑，祖父坚决反对。并让我们当着表祖父的面作出保证，在他去世后只给他穿三身寿衣，而且不准请乐队大操大办。我们看祖父的态度很坚决，也只好流着泪向他作了承诺。祖父去世后，我们遵照他老人家生前的遗愿，没有请乐队、没有摆酒席，从简办理了后事。
　　我无限感恩我的祖父，他的言传身教，让我耳濡目染，学会怎样做人做事，使我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忠实履行了一个公务员的职责。今天缅怀祖父，就是要将祖父身体力行的优良家风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