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地委机关工作已满八个春秋，本以为这是退休前的最后一站，谁知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又被调到地区一个老牌危困工业企业主持党委工作。这辈子从未和工业打过交道的我，对工厂非常陌生，只知道五六十年代，农村姑娘找对象时提出，“一工二干三教员，誓死不嫁庄稼汉”，可见对工厂和工人老大哥是多么的向往。可是，今非昔比，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举步艰难，财政断奶，产品滞销，工人的铁饭碗被砸碎。由于诸多特殊原因厂子已处于半停产状态，累计负债一千五百多万元，连续拖欠职工工资七个月，工人生活相当困难，近4万平方米的厂区没有一栋楼房，厂部职工挤在阴暗潮湿的土坯房里办公，工人们蜗居在六十年代修建的一排排破旧土木平房内，仅有的一处公共厕所与生活垃圾相伴，内外臭气熏天。职工食堂早已停业，家家门前搭建着简易的矮小厨房，中午做饭很难听到有炒菜的声音。企业要想起死回生必须先输血，急需解决流动资金问题，一保职工吃饭，二保主导产品开发和生产经营正常运转。听说去年一位主管工业的副专员来厂里召开现场办公会议，拍板解决恢复生产启动资金二百万元，但银行不同意贷款，说把钱贷给亏损企业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结果不了了之。厂长对我说，要突破银行这道关隘现在只好请你去恳求地委最高长官出面了。
　　晚上我硬着头皮，装怯作勇放胆敲开地委杨书记的家门，屋内坐着几位部局级头头正在说话，我赶紧往后退，觉得来的不是时候。没想到书记一把拉住我，让我坐到沙发上，书记夫人忙递上一杯茶水。书记对那几位部局长们说：“咱先停一下，让企业的同志先说，他们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场景让我非常感动，一下子怯懦顿消，把厂里的困难和请求毫不保留地全盘端出来。杨书记说：“二百万元资金厂里设法自筹一百万元，另一百万元我来想办法解决，但有一条你告诉厂长，钱到账后必须用在刀刃上，一定要搞出主导产品，不能像现在那样零敲碎打混日子，那不是国营企业家所为，而是马路边小炉匠的做法。”
　　为了落实这笔资金，杨书记带上地委、行署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银行信贷人员到企业考察论证，现场会诊制定输血方案。银行方面先以资金沉淀为由拒绝放贷，杨书记做工作后，又以贷款无规模(指标)推辞不贷。书记一锤定音；“一百万元贷款不能变，我亲自上省要规模，一周后资金到账。他又说，地方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企业上交的利税，谁要是见危困企业不帮，见死不救就是人民的罪人”。会后杨书记到省银行反复作工作才把贷款定下来。银行领导城府很深，既顾及书记的面子，又不愿资金沉淀无回，让厂长办理好一百万元贷款手续后，只兑付九十万元现金，剩余十万元说是提前扣除的回笼利息。杨书记无奈地说，九十万要当作一百万来用，要争口气有所作为，才对得起这笔拿脸呲下来的钱。
　　企业用这笔来之不易的救命钱，解决了拖欠职工的工资，恢复了主导产品生产，又从江苏省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工艺造出了新产品投入市场销售，还自筹资金恢复了职工食堂。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职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企业党委也被计经委授予“先进党委”称号。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二十多年过去了，杨书记已于1993年因病谢世，但他亲民爱民的优良作风，扶危帮困的高尚精神、费心费力的领导艺术长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