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烈——王柏栋
文章字数:4157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为抗日战争光荣献身的“群众领袖”,原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烈士。
王柏栋,丹凤县商镇显神庙人,生于1910年8月3日,1926年春就读于龙驹寨紫阳宫高小。1927年3月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孙连仲部途经龙驹寨,他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师河南攻打军阀吴佩孚。不久,冯玉祥、蒋介石、汪精卫互相勾结镇压工农革命,他目睹了该部的反共行径,年底愤然离队回乡重新就读于朝阳乐育小学(今两岭小学),于1929年夏毕业后,受父命到河南荆紫关其岳父处当学徒做生意,同年底便瞒着家人到杨虎城属下的补充第四旅杨子恒部当兵,因他勤奋努力,又有文化被杨子恒赏识留在身边当勤务兵。时间不长适逢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教导队,王柏栋被保送到南阳教导队学习,由于教导队的骨干多为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十分舒畅,政治觉悟大为提高,1920年6月经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阎维良、王允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中原。杨虎城十七路军奉命讨伐冯玉祥,由南阳开赴洛阳,继而进驻西安。同年10月经十七路军中的党组织介绍,王柏栋与中共陕西省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党的关系。根据组织安排,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仍回到杨子恒旅。此时,该旅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他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我国土。“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驱逐日本侵略者。王柏栋通过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学友米信公将《告西安各界人士书》、苏联《真理报》(中译版)等抗日救国传单秘密地散发到学生中,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的斗争积极性。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广大师生,先后掀起了“驱逐师范学校校长侯培苍”、“反对蒋介石在西安设建陪都”等学潮。西安群众和各校学生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宣言、提抗议、抵制日货,坚决反对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卖国投降主义,成立了西安学生反日总会。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省委和三原县委领导下,武字区的中共党组织很快恢复,发展党员200余人,中共武字区委组织了武字区反日会,候守愚任主任,下辖5个分会。王柏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发动兵变受到通缉,到甘肃参加“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被安排到警卫队。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3月,陕甘游击队到达同官(今铜川)马四什村高山煤矿区,动员矿工当红军。王柏栋在宣传动员群众工作上显露了他的才能。多年后,在陕北,有当时经他动员参加红军的矿工对王柏栋的弟弟王杰说:“都是听了你哥哥的话才来当红军的”。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宣告成立。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机关驻薛家寨。这里先后有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5月,王柏栋在渭北游击队任参谋和二分队队长。据渭北游击队老战士回忆:“王柏栋当时在游击队很活跃,爱说笑,性格开朗,和同志们关系相处的很好,很受大家的尊重。柏栋同志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6月,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王柏栋任一连政治指导员。1933年调任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指挥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长。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后,王柏栋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团参谋长、团政委。不久,奉命到陕北苏区,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11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
1934年春,王柏栋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1934年秋,王柏栋回陕南汉中、商洛一带调查地方情况。在家乡,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给其学友米信公、刘焕尧等送《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宣传马列主义的真理;给其二弟柏桢赠《政治常识读本》;给商洛镇民团头目、他的故旧张虎森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劝说在地方民团当班长的三弟柏梁多学军事技能,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拉部队参加革命。在此期间,他一心一意地完成党交付的革命工作,白天,走亲串邻,东村进,西村出;夜间,总是鸡叫后才和衣而睡。妻子埋怨,他劝释;父母不解,他道歉。10月29日,他用墨笔在其家房檐墙上写下了“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度此血的惨辜生涯”等誓言,表示了革命者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决心。就在王柏栋回乡了解情况期间,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到陕南商洛,大部队西进后,留下了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在队长程启文领导下,活动于洛南与商县交界的孙家山(今属丹凤县)一带,而国民党军队亦正准备对此三路“围剿”。得知这一情况后,王柏栋一方面对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晓以大义,要他帮助红军小分队,然后,又冒雪奔上30余里外的孙家山,和程启文取得了联系,促成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后当敌军“围剿”孙家山时,由于张虎森事前送了情报,小分队立即转移到外线作战,避免了损失。
1935年3月底,王柏栋离开家乡赴陕北。9月,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在“瓦窑堡监狱”。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下令纠正错误肃反,释放被关押人员。王柏栋被释放后到红一方面军工作,后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1936年6月又调任红十五军团总政治部地方科工作,后任敌工部科长。西安事变后,王柏栋随红十五军团南下商县(今商州市)。因他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仍搞地方工作。部队在商县住了两个月。期间,他发动群众,组织筹粮筹款,发展组织。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陕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在西安高中召开陕西学联大会,成立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李连壁任学联主席。为加强对学联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黄学源任省委学委书记。“七七”事变爆发,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年8月,王柏栋任红十五军团募补处负责人。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遂在泾阳县云阳镇建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王柏栋任地方科科长。后又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陕西省委派他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同年11月,他返回家乡商洛镇,就把他家作为中共商洛工委工作办公的地址。12月下旬,他参加了陕西省委在云阳镇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洛川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会后,王柏栋根据家乡群众受红军影响易发动的优点,以他母校两岭朝阳乐育小学为中心,广交进步师生,并向师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从中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同时,他又把发动范围扩大到龙驹寨小学、商县中学、商洛镇农村和民团中,先后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妇女救国会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发展了王连成、刘丹东、米信公、王士哲、巩德芳、巩德胜、王柏梁、王柏桢(柏栋两个弟弟)、薛兴军、彭一民、陈寿益、陈效真、雷振杰、刘焕尧、李长华等一批20多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3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并分批把党员、民先队员送到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及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同时,他还广泛结识王佑卿、王建三、张德祥、刘筱斋、刘松林等开明人士,并对一些地方民团头目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很快结成当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4月,龙驹寨保安中队队长冯麟生唆使国民党驻军马彪师长,收了商镇民众抗日武装100余支枪。王柏栋为此三下龙驹寨同国民党驻军讲抗日统一大计,说服驻军索要回原被没收的商镇联保处百余步枪,用以组建当地抗日武装。当向驻军要回抗日武装后为感谢驻军申明大义,他又组织了老君河、商洛镇一带千余民众,拿鸡蛋、牛羊肉等对驻军进行了慰问。之后,他又闻知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党(俗称黑煞道)在龙驹寨、商县夜村进行暴乱。他再次下龙驹寨做国民党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的工作,黑煞道策划在龙驹寨和夜村暴动,被一举歼灭。到6月底,中共商洛工委已有30余名共产党员,为商洛山区以后的艰苦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6月,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到商洛,高度评价王柏栋回商洛7个多月,就将党的影响扩大到商县、商南、洛南、山阳等县。他在两岭朝阳乐育小学、龙驹寨高小、商县中学及商洛镇农村和民团中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并分批把党员和民先队员送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广泛结识爱国进步人士,并对一些地方民团头目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很快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组建抗日武装。对此,国民党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怒不可遏,曾三次“告诫”要他离开当地。王柏栋义正词严,晓以民族大义,并以蒋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抗日守土之责”之“训示”据理力争。温无言答对,遂蓄谋暗杀,指示冯麟生买通土匪头目曹建勋。7月25日黎明,曹率匪众到显神庙向王柏栋连击数枪,将他杀害于家中,时年仅28岁。
1938年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王柏栋烈士追悼会,汪锋同志致悼词,称赞他是“群众领袖”,是“最忠实、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翌年,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在《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中,又满怀革命激情地颂扬了王柏栋同志,把王柏栋和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烈士并提,文章中写到“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
王柏栋牺牲后,他的遗体存放在棺材里,置放在庭院的后场,用土坯和泥封住,直至解放后的1951年,人民政府将他安葬在金凤山烈士陵园。1988年7月25日,商洛地委行署在王柏栋烈士牺牲50周年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2011年,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在中共商洛工委旧址——王柏栋烈士故居修建了纪念展馆,并确定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弘扬先辈革命精神,珍惜和平岁月的美好时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聚精会神谋发展,埋头苦干奔小康,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好,在烈士用生命鲜血染红的这块土地上作出无负于时代的贡献,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梦想,以实际行动告慰长眠于地下的先烈。
先人已逝,保家卫国抗战精神永存!
王柏栋,丹凤县商镇显神庙人,生于1910年8月3日,1926年春就读于龙驹寨紫阳宫高小。1927年3月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孙连仲部途经龙驹寨,他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师河南攻打军阀吴佩孚。不久,冯玉祥、蒋介石、汪精卫互相勾结镇压工农革命,他目睹了该部的反共行径,年底愤然离队回乡重新就读于朝阳乐育小学(今两岭小学),于1929年夏毕业后,受父命到河南荆紫关其岳父处当学徒做生意,同年底便瞒着家人到杨虎城属下的补充第四旅杨子恒部当兵,因他勤奋努力,又有文化被杨子恒赏识留在身边当勤务兵。时间不长适逢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教导队,王柏栋被保送到南阳教导队学习,由于教导队的骨干多为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十分舒畅,政治觉悟大为提高,1920年6月经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阎维良、王允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中原。杨虎城十七路军奉命讨伐冯玉祥,由南阳开赴洛阳,继而进驻西安。同年10月经十七路军中的党组织介绍,王柏栋与中共陕西省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党的关系。根据组织安排,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仍回到杨子恒旅。此时,该旅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他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我国土。“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驱逐日本侵略者。王柏栋通过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学友米信公将《告西安各界人士书》、苏联《真理报》(中译版)等抗日救国传单秘密地散发到学生中,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的斗争积极性。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广大师生,先后掀起了“驱逐师范学校校长侯培苍”、“反对蒋介石在西安设建陪都”等学潮。西安群众和各校学生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宣言、提抗议、抵制日货,坚决反对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卖国投降主义,成立了西安学生反日总会。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省委和三原县委领导下,武字区的中共党组织很快恢复,发展党员200余人,中共武字区委组织了武字区反日会,候守愚任主任,下辖5个分会。王柏栋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发动兵变受到通缉,到甘肃参加“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被安排到警卫队。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3月,陕甘游击队到达同官(今铜川)马四什村高山煤矿区,动员矿工当红军。王柏栋在宣传动员群众工作上显露了他的才能。多年后,在陕北,有当时经他动员参加红军的矿工对王柏栋的弟弟王杰说:“都是听了你哥哥的话才来当红军的”。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宣告成立。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机关驻薛家寨。这里先后有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5月,王柏栋在渭北游击队任参谋和二分队队长。据渭北游击队老战士回忆:“王柏栋当时在游击队很活跃,爱说笑,性格开朗,和同志们关系相处的很好,很受大家的尊重。柏栋同志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6月,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王柏栋任一连政治指导员。1933年调任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指挥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长。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后,王柏栋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团参谋长、团政委。不久,奉命到陕北苏区,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11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
1934年春,王柏栋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1934年秋,王柏栋回陕南汉中、商洛一带调查地方情况。在家乡,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给其学友米信公、刘焕尧等送《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宣传马列主义的真理;给其二弟柏桢赠《政治常识读本》;给商洛镇民团头目、他的故旧张虎森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劝说在地方民团当班长的三弟柏梁多学军事技能,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拉部队参加革命。在此期间,他一心一意地完成党交付的革命工作,白天,走亲串邻,东村进,西村出;夜间,总是鸡叫后才和衣而睡。妻子埋怨,他劝释;父母不解,他道歉。10月29日,他用墨笔在其家房檐墙上写下了“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度此血的惨辜生涯”等誓言,表示了革命者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决心。就在王柏栋回乡了解情况期间,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到陕南商洛,大部队西进后,留下了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在队长程启文领导下,活动于洛南与商县交界的孙家山(今属丹凤县)一带,而国民党军队亦正准备对此三路“围剿”。得知这一情况后,王柏栋一方面对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晓以大义,要他帮助红军小分队,然后,又冒雪奔上30余里外的孙家山,和程启文取得了联系,促成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后当敌军“围剿”孙家山时,由于张虎森事前送了情报,小分队立即转移到外线作战,避免了损失。
1935年3月底,王柏栋离开家乡赴陕北。9月,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在“瓦窑堡监狱”。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下令纠正错误肃反,释放被关押人员。王柏栋被释放后到红一方面军工作,后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1936年6月又调任红十五军团总政治部地方科工作,后任敌工部科长。西安事变后,王柏栋随红十五军团南下商县(今商州市)。因他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仍搞地方工作。部队在商县住了两个月。期间,他发动群众,组织筹粮筹款,发展组织。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陕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在西安高中召开陕西学联大会,成立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李连壁任学联主席。为加强对学联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黄学源任省委学委书记。“七七”事变爆发,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年8月,王柏栋任红十五军团募补处负责人。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遂在泾阳县云阳镇建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王柏栋任地方科科长。后又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陕西省委派他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同年11月,他返回家乡商洛镇,就把他家作为中共商洛工委工作办公的地址。12月下旬,他参加了陕西省委在云阳镇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洛川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会后,王柏栋根据家乡群众受红军影响易发动的优点,以他母校两岭朝阳乐育小学为中心,广交进步师生,并向师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从中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同时,他又把发动范围扩大到龙驹寨小学、商县中学、商洛镇农村和民团中,先后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妇女救国会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发展了王连成、刘丹东、米信公、王士哲、巩德芳、巩德胜、王柏梁、王柏桢(柏栋两个弟弟)、薛兴军、彭一民、陈寿益、陈效真、雷振杰、刘焕尧、李长华等一批20多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3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并分批把党员、民先队员送到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及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同时,他还广泛结识王佑卿、王建三、张德祥、刘筱斋、刘松林等开明人士,并对一些地方民团头目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很快结成当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4月,龙驹寨保安中队队长冯麟生唆使国民党驻军马彪师长,收了商镇民众抗日武装100余支枪。王柏栋为此三下龙驹寨同国民党驻军讲抗日统一大计,说服驻军索要回原被没收的商镇联保处百余步枪,用以组建当地抗日武装。当向驻军要回抗日武装后为感谢驻军申明大义,他又组织了老君河、商洛镇一带千余民众,拿鸡蛋、牛羊肉等对驻军进行了慰问。之后,他又闻知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党(俗称黑煞道)在龙驹寨、商县夜村进行暴乱。他再次下龙驹寨做国民党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的工作,黑煞道策划在龙驹寨和夜村暴动,被一举歼灭。到6月底,中共商洛工委已有30余名共产党员,为商洛山区以后的艰苦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6月,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到商洛,高度评价王柏栋回商洛7个多月,就将党的影响扩大到商县、商南、洛南、山阳等县。他在两岭朝阳乐育小学、龙驹寨高小、商县中学及商洛镇农村和民团中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并分批把党员和民先队员送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广泛结识爱国进步人士,并对一些地方民团头目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很快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组建抗日武装。对此,国民党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怒不可遏,曾三次“告诫”要他离开当地。王柏栋义正词严,晓以民族大义,并以蒋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抗日守土之责”之“训示”据理力争。温无言答对,遂蓄谋暗杀,指示冯麟生买通土匪头目曹建勋。7月25日黎明,曹率匪众到显神庙向王柏栋连击数枪,将他杀害于家中,时年仅28岁。
1938年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王柏栋烈士追悼会,汪锋同志致悼词,称赞他是“群众领袖”,是“最忠实、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翌年,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在《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中,又满怀革命激情地颂扬了王柏栋同志,把王柏栋和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烈士并提,文章中写到“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
王柏栋牺牲后,他的遗体存放在棺材里,置放在庭院的后场,用土坯和泥封住,直至解放后的1951年,人民政府将他安葬在金凤山烈士陵园。1988年7月25日,商洛地委行署在王柏栋烈士牺牲50周年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2011年,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在中共商洛工委旧址——王柏栋烈士故居修建了纪念展馆,并确定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弘扬先辈革命精神,珍惜和平岁月的美好时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聚精会神谋发展,埋头苦干奔小康,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好,在烈士用生命鲜血染红的这块土地上作出无负于时代的贡献,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梦想,以实际行动告慰长眠于地下的先烈。
先人已逝,保家卫国抗战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