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家里的责任田没人经管了。长庄稼的一等地让给四邻耕种着，边边拉拉的瘠薄地就荒芜了。每次看见荒草糟践的地块，我的心里像针扎一样，说不出来地难受。
　　父亲在世时，从没有糟蹋过一寸土地。每年春风一露头，父亲就开始收拾那几块瘠薄地了。去年翻过的冬地本来就可以点洋芋了，但父亲非要再深挖一遍才放心。早春的气温还很低，河道里的风仍像刀子一样硬。但父亲像挖战壕一样，不一会儿就热得脱掉了身上的棉袄。父亲每次从地下掏出一块小石头，就像拣到了金元宝一样高兴。扔掉石头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一个石头四两油哩。
　　河滩地里长庄稼，长得更多的是杂草。尽管父亲的板锄抡得呼呼生响，杂草还是悄悄地从地缝里钻出来，见风就长；锄禾日当午的三伏天，父亲的孽果就大了。河滩地里更喜欢涨大水。涨一场大水后，河滩地里一片狼藉，庄稼叶子上糊弄着脏乎乎的淤泥，父亲又得重修一遍河滩地了。就这样天道轮回着，父亲洒在那片河滩地上的汗水，慢慢地滋润到了汝河水里流淌着。
　　父亲是农民，一辈子就认得土地，认得粮食。不论啥样的地块，到了父亲手里都能焕发出生机。瘠薄不耐旱的土地，父亲从坡上弄回木拉叶肥田；低洼不平整的土地，父亲削高垫低地整治成水浇地；年久失修的水毁荒地，父亲垒石砌堰后，整修一新的农田比原来的面积大了许多；沟垭里别人嫌远的抛荒地，父亲种上了洋芋；黄土梁顶上多半亩的高山田，父亲撒上了高粱种；对窝崖上脸盆大的几个石窝子，父亲垫上了土，栽上了南瓜秧。中秋时节，瓜藤黑黝黝地绿得发亮，一个个滚瓜肚圆的老南瓜，笑眯眯地在石堰上晒太阳，金灿灿地像一枚一枚的劳模奖章。
　　父亲六十多岁的时候，背有点驼了。但父亲依然一个人在堡子洼里修梯田。父亲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在山上煮面条吃，缺盐少调和地凑合着。堡子洼的烤树叶黄了又青了，崖畔上的柿树叶红得发紫时，四个台阶近乎两亩的水平梯田修成了。父亲赶在霜降前种上了麦子。来年端午节割麦时，堡子洼的麦子厚实得一层一层地割不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那年碾场的劳动情景如在眼前。
　　五黄六月的天际上光溜溜地，连一绺云彩都没有，白花花的太阳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这正是碾场的好光景。父亲戴着老草帽，右手挥着柳条鞭子，左手挽着青麻缰绳，“吁、吁”地使唤着牲口碾场。戴着牛笼嘴的黄牛拉着沉重的碌碡一圈一圈地转着同心圆，麦秆嗤嗤啦啦地抖动着，直到麦秆碾得服服帖帖不发一声了，就到了清场的时候了。父亲用木叉撩起麦秆，白花花的新麦香气在小南风里就飘出老远。到了晚上，母亲在月光下簸麦子，孩子家在麦草堆上翻跟斗，父亲坐在麦堆旁有滋有味地听着秦腔戏，看得出父亲心底的高兴来。
　　父亲小时候挨过饿，经历过种田的千辛万苦，爱惜粮食是出了名的。父亲一年年收回来的粮食吃不完，就做了几条大柜存起来。到后来，柜子里装不下了，只好忍痛卖掉粮食。每当购销站的农用车开到我家院子里时，父亲总是舍不得多卖。粮食拉走了，父亲觉得心里空荡荡地不踏实。到晚年，实在翻晒不动陈年旧粮了，只好整车卖掉了一些粮食。父亲去世后，二哥开着机动三轮往返了粮站好几趟，才把剩余的粮食卖掉。这次卖粮的钱，安葬父亲都用不完。想起小沈阳“人走了，钱还在”的伤心话，我的眼泪哗哩哗啦地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