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剧坛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已涌现出不少高峰之作，商洛花鼓剧《带灯》的出现，无疑在当代现实主义土壤上竖起了一座划时代的艺术丰碑。
　　底层视角下的国画图景
　　根据著名作家贾平凹小说《带灯》改编的同名戏剧、表现了乡镇干部带灯和一群上访百姓的生活情状。全剧以内心世界颇为丰富并坚持良知正义的女主人公带灯为切入点，塑造刻画这位世俗观念中“另类”形象的人生经历，是现阶段中国乡村情景的真实写照，具有典型的警世意义。
　　主人公带灯自来樱镇参加工作开始，便试图将纯粹的价值理念融入工作实践。她以综治办主任的身份上任履职，面对的是繁复琐碎的上访事务。上访群众的遭遇处境各不相同，带灯除了带着一颗赤诚之心外别无他物。她工作的态度坦率客观，工作的方法步骤直接明朗，不瞻前顾后，无绕弯推诿。她拒绝中庸无为，不计个人得失，心怀大众，不做一件昧良心的事。古代先贤金圣叹在归总中国历史上从奸邪佞臣到仁人志士的各种不同处世方式时，特别提及一类最为可敬可赞者，即“心之所至，行亦至焉”，此类人与大多数所谓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者有着根本不同。鲁迅也曾给前者以“勇士”称谓。其实此类“勇士”的行为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巨大作用，但“心”“行”统一者所遭遇的挫败也不在少数。纵观带灯所处的逆流环境以及她身在其间的所作所为，她实际上就是一个现时代的“勇士”。
　　在陈腐势力强大到已经形成传统习惯的群体车轮下，带灯伸张摹写的是最底层人的愿望和诉求。群体车轮的运转冷酷无情，谁是它前行路上的障碍它就碾碎谁。带灯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危险，她也知道怎样才是安全的，但在危险和安全的背后，她盯在了道德的天平上，于是最终选择了危险。
　　乡村群众的上访内容错综复杂，有冤假错案，有为待遇不公鸣不平，有的甚至困苦到仅仅是为了活着。无数未得了却的新旧案例日积月累，从表面看去已经形成了一座无法跨越的大山，同时在人们内心则积聚成了一条浑浊幽深的地下暗流。往日的乡镇干部对上访人员一味采取压制办法，对上粉饰太平，对下打压蔑视，长此以往问题就更加严重，最后积重难返，干群对立更加突出尖锐。带灯以萤火之光挺身直面这一现状，她冲破眼前魔障壁垒的艰难可想而知。
　　带灯并不具备抵御或消解邪恶的足够力量，准确地说她是非常弱小的，随时都会失败或覆灭。她用个人的青春演绎的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言。所以在带灯为上访群众工作期间，老百姓身上发生的现行悲剧从未间断，令带灯触目惊心不忍卒视。上访群众或疯狂或死亡，或挣扎或呐喊，或含忍痛苦或承受屈辱，这些不断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带灯所愿意看到的。如朱声唤父亲死去，他自己成为含冤死刑犯，朱母又遭遇凌辱……带灯亲历了所有这些不幸的发生。而这些不幸发生在群众身上与发生在带灯身上是同样的感受，因为她心里只有群众。
　　在众多上访者中，上访专业户王后生的存在是一种例外。他的形象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既是底层社会的旁观者，同时又是一个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他起先也利用上访之名谋利，后又因上访被乡镇干部殴打。可他骨子里区别于常人的是，他有一种乡土哲人的观察和思考。他善于调侃讽喻，临近末场时他那“龙是龙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猪在圈里捂不白，羊在山上嗮不黑”的俚语乡谚，本质上是站在事物发展的高度上辩证诠释带灯整个行为的因果关系，从而勾勒出一幅中国乡村政治的立体风俗画。
　　强劲犀利的现实批判
　　《带灯》在第七届陕西省艺术节和西北地区戏剧展演时都曾引起截然相反的两种争议：褒奖者认为这是一部标新立异且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力作，大胆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批评者认为《带灯》的戏剧格调过于消极，过分强调阴暗面的存在，甚至认为这样的戏对社会只能产生负面作用。
　　其实，《带灯》遭遇的批评正是一些人戏剧观念呆板僵化的反映。
　　戏剧的“高台教化”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会为虚假现象的蒙蔽而呈现歧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本来是文艺学中的一个常识，但人往往是在最简单的常识问题上大犯其错。其实，政治与文艺不能简单以拥护与反对作结论。追溯千百年来的人类戏剧史，从莎士比亚、莫里哀、席勒到关汉卿、曹禺、老舍，以戏剧表现重大社会主题的精品佳作屡见不鲜。它们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流芳于世，推动了社会进步。西方某位人类学家讲过：在人类精神的全部劣迹中，人总是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与变革。而历史上每一阶段的社会文明，又无一不是通过面对真实的变革才得以完成的。任何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闹剧，无论对国家或个人而言，最终都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弄虚作假、阻挠变革的沉疴痼疾永远是社会文明的死敌。
　　作为戏剧艺术，自然应该按照戏剧艺术规律办事。《带灯》没有进行笼统抽象的说教，思想情感的善恶好坏都是通过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当镇长指责带灯不要那么全心“向下”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时，带灯的回答是严正诘问，她问镇长：“你为了谁？你是谁？”镇长惊悚得无言以对。显然，他生命和灵魂的根基被带灯步步紧逼的追问撼动了。在这里镇长所谓的“官场生态”虽然在约定俗成的可怕铁律中得以长久维持，但在一个“弱女子”的追问下，在“向上”还是“向下”这个问题上，泾渭分明的界限立时明朗无疑，而澄清和划定这一界限的人不是别人，恰巧就是带灯。带灯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纠结极端化地对应起来，震聋发聩的举止言行使人们“平静”的心灵受到冲击。
　　诚然，像历史上任何一位敢于担当正义者一样，带灯在与丑恶与野蛮的角力中也蒙遭了挫败与不幸。她被人打伤，又被爱人遗弃，出现失眠、抑郁和梦游，精神一度陷入崩溃边缘。她接着直起腰杆挺立起来，咽食下眼泪苦果，接受了所有的打击伤害，“孤苦伶仃”地回归到群众的一边。而此时唯一给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的，也只有最底层的群众。
　　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带灯即使流血流泪也会站在群众一边，她人生的弃绝与追随于是赫然呈现。剧情到这里，戏剧《带灯》带给人们郑重严肃的政治思考就是，一个国家只有其政治意志与人民意志趋同一致，两者相互依存又融为一体，那才是真正美好的社会图景。
　　脱颖而出的全新形象
　　纵观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戏剧舞台，充斥了大量的优柔抒怀、自娱娱乐之作。《带灯》则知难而上，反其道而行之，甘冒被大众拒绝的危险，寻觅社会良心，以独特的风骨植根于戏剧热土。
　　《带灯》从历史和现实的系统化思想脉络中尝试重建戏剧的现代意识观念。在中国已有的戏剧成果营养中，它继承汲收了《窦娥冤》《赵氏孤儿》的浩然正气，接纳摄取了《雷雨》《茶馆》的民族情怀，采用一线串珠的方法把一个零散多义的题材，集中演绎成一部新颖别致的透力之作。
　　《带灯》的思维构造是持续叠压的多层高塔形状，同时具有婆娑玲珑的开放辐射性质。在宏观的维向度把握上按照辩证统一的思维，作了对比照应的复调处理，在细微内在的形象塑造上将语言对白与行为抒情有机结合。戏剧从始到终，主人公带灯不是表象化地停留在日常事务的前后纠缠中，而是准确地抓住一些抒情性很强又与剧情密切相关的物象道具，诸如萤火虫、指甲花、乐器埙等，以此作为戏剧点和精神点，挖掘寄托思想感情。为了获得饱满热烈的氛围和客观理性的艺术效果，也融入不少话剧元素，使剧情不因繁杂琐碎而坠入杂乱无章。
　　现实环境带给主人公带灯残酷的命运，但命运的终结绝不是精神的终结，所以萤火虫的首尾多次出现，使戏剧的精神灵魂空间更加深邃宽广。
　　戏剧到最后，带灯在樱镇辛苦播下的希望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带灯在赢得群众爱戴的同时，也感化了镇长。在事情真相大白后，带灯也当上了樱镇的父母官，云开雾散万象更新，樱镇必将会出现美好的未来。
　　戏剧《带灯》与贾平凹的原作相比较，结局有一定差别，主创者按照东方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欣赏习惯，对小说进行了戏剧化处理。事实证明这正是戏剧的点睛之笔，既收到了广泛的社会好评，也完成了中国戏剧画廊中一个全新人物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