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惠渠渡槽

　　当年《洛南日报》刊登西安电影制片在洛惠渠拍摄的报道
　　当年洛惠渠工程炮炸龙山崖瞬间
　　当年修建洛惠渠土渠工程没有机械全靠人力
　　当年火热的建设场面

　　勇士走进洛河源
　　在保安这片宁静的原野，传说5000年前，仓颉仰观奎星、俯察鸟迹，首创28个汉字。5000年后，同样在保安这片原野，英雄的洛南儿女开凿出了一条清澈的生命线。
　　1958年9月6日，这个万山红遍、秋光灿烂的日子，注定会被写入洛南的史册——洛惠渠施工典礼在仓颉造字的保安隆重举行。
　　1958年9月9日的《洛南报》以《千人万马齐出战，誓把洛水引上塬》的通栏标题，报道了洛惠渠水利工程举行开工典礼的盛况。报道记载，在开工仪式上，县委书记兼洛惠渠工程团政委的冯培智发表了气壮山河的讲话，他说：“洛惠渠的兴建，是广大人民征服自然又一英雄行动，这一工程完成后，将使永丰、祖师、城关等6万多亩旱地变成水田。”
　　当时提出的战斗口号是：“苦战90天，把洛水引上塬。坡上扎营，工地安锅，完不成任务绝不下坡。”
　　同日的《洛南报》还发表以《全民大协作、征服苦梁塬》为题的社论：“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前辈创业，后辈享福。为了子孙万代永不受穷，我们就得用自己的双手提起洛河水，洗净穷根根，栽起摇钱树，修下聚宝盆。”
　　这个洛河上游最大的水利工程，这个牵动着无数人梦想的水利工程，这个宣告一个历史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的水利工程，就这样在秋日的阳光下，破土动工。
　　据资料记载，1958年的9月1日，施工就已经开始，放炮310多个，炸开290多方山石。
　　这项工程的开工时间，比举世闻名的红旗渠早了两年。
　　陕西省水利厅教授级总工程师王建杰说，虽然红旗渠影响很大，但是从洛惠渠修建时洛南面临的极端困难，洛惠渠工程复杂的地形条件、引水条件等等来说，它不仅是红旗渠的缩小版，而且意义更为重大。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由县长张东任团长、书记冯培智任政治委员、武装部长周良才任副政治委员的洛惠渠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和战斗团。抽调40多名干部，组织3300余名民工，以军事编制组成洛惠渠工程战斗团。战斗团采取“三三制”，即分成三个营，每营又分成三个连，每连又分成三个排，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直属连，战斗团主要负责施工，直属连主要负责后勤。
　　张明哲记得，他1958年到洛惠渠时被编在7连，是直属连，有民工980人。从排到连有技术员、安全员还有铁匠、水泥匠和制炸药的等等。
　　军事化的编制，也是军事化的管理。据资料记载，每天早上工人们提前半个小时集合跑步、出早操、唱歌。张明哲记得当时唱得最多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军歌》。晚上回来还要点起灯笼练武。
　　今年75岁的刘平山记得，每天出早操、上工地都要吹哨子。
　　今年80岁的张生福回忆，“大冬天，为了不误吹哨时间，有时候吹哨子的只穿条裤衩，跑上跑下吹哨子，让几个连都能听到。”
　　为了激发工人的积极性和战斗热情，工地上还开展形式多样的评比、奖励活动。
　　现在定居在渭南市金堆城镇的殷延富，今年74岁，他说：“我在战斗团一营，那时候各连都在夺红旗，一月一评，哪个连干得好，就夺红旗，哪个连落后了就扛黑旗。”
　　张明哲记得，每月都评先进，给先进者没啥奖的，连里和排里商量就奖饭，奖包谷馍。
　　困难超乎了想象
　　当3300多人的建设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保安的时候，住宿怎么办？
　　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供工人住宿的只能是保安当地家家户户的房子。地上住不下，就住楼上。没有床铺就用麦秸秆、河滩里割来的荒草打地铺。
　　今年81岁的范六计说，他们当时睡的草铺人挤人，一晚上就一个通铺。今年75岁的韩永昌说，当时因为人多，把楼压得吱吱响。77岁的景福祥说：“冬天里，两个人三个人一条被子，晚上蹬着蹬着，铺的草都蹬没了，就睡在光地上。”
　　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保安，对于在草铺上睡觉的工人们来说，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是多么难熬。但是，好在草铺上挤的人多，彼此取暖，而一天超负荷工作之后，他们是多么需要睡眠，香甜的睡眠把冬天的寒冷挡在门外。
　　3000多人吃饭怎么办？
　　办大灶，吃大锅饭。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洛惠渠工程粮油供应极为紧张，许多物资都要从外地购置，而物资的运输则全靠架子车、马车。
　　今年85岁的蔡忠杰老人，当年是保安供销社采购员。他说，那时工人吃的粮食除了从全县各地筹集外，还要从渭南等地购置或兑换，然后靠人力挑回来。工地吃的咸菜、萝卜干儿，都是他和同事从湖北的孝感等地购置的。他记得，后来盐又紧张，当时保安每户每月只供应半斤盐，他们只好到河南省巩县购置4吨盐特供洛惠渠建设者。
　　工人们一天三顿吃的都是粗粮、杂粮。粗粮指的是包谷，包谷加工都是从头到尾磨出的“连面子”，包谷皮都不能浪费；杂粮，指的是小豆等杂粮做成的面粉。饭食主要是包谷糊汤；馍，是包谷馍、豆渣馍。用殷延富的话说，包谷馍被他们称作“牛屎噗嗒”。84岁的谢中信，到现在也难以忘记吃豆渣馍的感觉：“实在难吃啊。”
　　在那些极端困难的日子里，香喷喷的麦面对挥汗如雨的洛惠渠建设者来说，是多么难得的好饭食。但是在最初，根本就吃不到麦面。后来渐渐有了麦面，张明哲记得，他们一个星期可以吃一次麦面馍；而伤病号可以得到另外的照顾，随时给他们拌些拌汤什么的。
　　麦面极少，而肉味当然是无论如何也尝不到的，但是有宽厚而体贴的洛河，浪花里的鱼儿是可以让工人们在闲暇之余打打牙祭的。
　　今年84岁的梅礼华说，他们当时吃的缺少油水，肚子实在寡淡，他就从砖瓦窑上买来几个尿壶，从工地买来炸药，在洛河里炸鱼，炸了7担子鱼，分到工地的各个灶上，让大家尝尝肉味。
　　吃住是如此困难，而洛惠渠工程所需物资供应更为紧张，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当时没有电，照明就靠小小的豆油灯。”今年77岁的何宏飞说。
　　洛惠渠工程需要大量的炸药、石灰、水泥，但是这些又是何等奇缺。据资料记载，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工地先后办起了火药、土硝、木炭、石灰、水泥、工具修配等30多处工厂。烧石灰的农民制作出了300号的水泥，造鞭炮的农民创造性地用火硝、木炭、牛粪制成了火药、炸药；引燃炸药的导火索，用棉纸包上黑火药来充当。张明哲说，当时造炸药用芶树什么的充当原料，实在难找。找回来原料制作炸药要先上碾子来碾，而碾药的碾子不能用白火石的碾磙子，要找红石头的碾磙子，否则不小心会爆炸。
　　烧制石灰、水泥需要煤炭，而煤炭要从60多里外的县城东南边的煤矿用架子车来运。架子车也是奇缺的工具，今年75岁的韩永昌说，他和当时任副县长的祁碧森曾经到西安买过架子车。而在运输煤炭的过程中也有人牺牲。他记得有个叫李永堂的，用架子车拉运煤炭时，下坡没有控制住，被架子车轧死。
　　钢钎、铁锤是最容易消耗的工具，每天都在磨损、断裂。
　　今年80岁的张生福、77岁的景福祥都记得，那时候钎子最长的一米，磨得最短的时候只能拿竹签、铁丝拧着来勉强使用。据资料记载，后来，为了解决钎子磨秃、断裂、短小，工人们经过反复试验，在铁匠炉子采用高温双搓牙接的办法，使磨秃、断裂、损耗的钢钎等工具起死回生，反复使用。
　　当时缺乏专业的测量仪器，在施工中只能靠原始的“三点一线”目测方法，来确定施工的水平面……
　　没有洛惠渠建设者克服不了的困难。
　　张明哲深深地慨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血汗奔涌在群山
　　施工是没有任何现代施工设备的，所有的工程全部靠的是肩挑背托，靠的是手中最简单、最原始的钢钎、铁锤、笼筐，靠的是川流不息的汗水，靠的是一双双不知疲倦的手，靠的是洛南汉子一副副顶天立地的身板。
　　对于洛惠渠建设者来说，季节已经失去任何意义，春夏秋冬只剩下了一种味道：汗水的味道。
　　酷暑严寒无法阻挡建设者汹涌的血汗和在荒山野岭、悬崖峭壁奔走的身影。夏战酷暑、冬战严寒，在洛惠渠沸腾的工地，不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以血肉之躯展开的鏖战。
　　今年75岁的刘平山清楚地记得，冬天雪下得一尺多厚都要干活，干活才不会感到冷，“人们干活时棉袄都脱得扔了，光着膀子。”
　　工人们吃住在保安镇，到工地去每天都要过无数次洛河，洛河上没有桥，就趟洛河，大冬天同样挽起裤腿过。
　　曹建民，20多岁从富庶的关中泾阳县来到洛南，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洛南水利，他与张东县长一起勘测洛惠渠、设计洛惠渠，又与工人们一道建设洛惠渠。他的大儿子、今年66岁的曹毓敏，当年跟在父亲屁股后头，在洛惠渠工地上跑。“那时候，数九寒天，工人们穿的都是草鞋，在泥里水里干活。”他说。
　　白天在悬崖绝壁挥锤抡钎，放炮凿渠，晚上还要加班。山上没有照明设备，就割来山上的柴草照明。
　　洛惠渠要穿越的是2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悬崖绝壁。
　　把绳子拴在施工人员的腰间，吊在悬崖绝壁，挥锤抡钎，开山凿石，打眼放炮。有时候吊在半崖上够不到工作面，就用竹竿来撑，借着惯性让施工人员够到工作面施工。
　　最原始的施工方式完整地呈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洛惠渠建设工地上。
　　今年83岁的李忠英说，挥锤抡钎是技术活儿，技术不熟练的，常常打到掌钎人的手上、胳膊上，而打到脑袋上就不得了。
　　张明哲说：“吊在半空都不敢往下看，都是悬崖，把人能吓死。”
　　面对洛河岸边的悬崖绝壁和千沟万壑，仅靠铁锤钢钎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凿眼放炮，成为开山凿渠所必须的手段。
　　放炮首先要打炮眼，要打立眼、平眼、台眼等等。立眼最难打，钎子朝上，锤子往上打，手上胳膊上到处都是锤子打的伤。
　　据资料记载，起初爆破是小炮，后来工人们经过反复琢磨，试验出了上面小、下面大的“葫芦跑”，还有泥糊炮等等。小炮变成大炮，威力更大，效果更好。
　　最危险的不是凿炮眼，而是装炮和点炮。往凿好的炮眼里装炸药得格外小心，炸药放进去，得小心翼翼地夯实，手上力气过大过小都不行，得均匀地使力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危险还有点炮捻，有时一次要点30到40个炮捻。
　　今年77岁的董林贵说，他一次要点30多个炮，按着顺序一个个地点，心里还要估摸着点过的炮捻子的长短，待点完后赶紧藏在山岩或者大石头背后，待炮陆续炸响后再继续点。
　　对于点炮者来说，与其说是穿梭于一个个炮眼之间，倒不如说是穿梭于生死之间。
　　这是洛惠渠的英雄们与死亡的博弈。
　　张明哲记得他差点就被炸死，他点了十几个炮之后，突然发现离他丈把远的另一个点炮的人已经点着了炮，眼看着就要炸了，危急时刻，他就近找个大石头藏起来，巨大的爆炸之后，工人们都说，“张明哲死了”。
　　梅礼华、雷显法也有着同样经历。梅礼华一次点炮近40个，没有估算好时间，前面点的炮突然响了，他赶紧躲在石头底下，炮响之后人们都喊“梅礼华被炸死了”，结果他又从弥漫的烟尘飞石中钻了出来。
　　雷显法点炮的时候，脚底下一滑，来不及躲藏到预定的藏身地，在炮响的一瞬间，他把脑袋塞进一个石缝，捡回一条命。
　　没有爆炸的炮被称为“哑炮”。
　　工地上的哑炮必须要排掉，否则无法安全施工。排哑炮更危险，肖民生记得，有人在排哑炮的时候被炸死。董林贵记得，一营有个叫麻虎的去排哑炮，一支胳膊被炸飞。
　　在洛惠渠工地，对于这些来自洛南乡村的普普通通的农民来说，生与死，苦与乐，早已被置之度外。他们的眼中只有洛惠渠，只有他们所期盼的、在洛惠渠中轻轻流淌的洛河水。
　　这是一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农民队伍。
　　他们经历了洛惠渠建设中最艰巨的四处工程：老虎嘴，龙山崖，鸡冠山，神仙洞。
　　老虎嘴是一道陡立的山崖，高高耸立，险峻难当。要劈开老虎嘴，只能在山顶打桩，把施工队员吊在悬崖，一锤一钎打炮眼。随着一声声炮响，老虎嘴轰然倒在建设者们的脚下。
　　这是1958年冬天。
　　1959年春，施工到了龙山崖。犹如一条巨龙般的龙山崖是一块巨大的山体，要开山凿渠，也只能用炮炸。在一锤一钎中，两个月过去，打了100多个炮眼。
　　炮炸龙山崖是洛惠渠施工中放的最大一炮，仅炸药就用去2430斤。
　　张明哲记得，装炮时用的是在洛河边和泥巴，把做成砖块一样大小的泥巴一个个扛到龙山崖，再一个个装炮，装炮就用去两天多的时间。
　　在巨大的爆炸声里，龙山崖低下了头。
　　1958年11月25日的《洛南日报》，以《开山英雄苦钻研，爆破奇迹频频传——洛惠渠一炮炸石1365方》为题，报道了爆破英雄们炮炸龙山崖的壮举。
　　接着到了1959年夏，工程进展到鸡冠山。鸡冠山同样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山崖，要斩断山崖，凿出大渠，也需要炸山开路。但是鸡冠山笔立陡峭，险峻挺拔，山体上面大底部小，下面搭梯子够不着，只能从山顶把施工队员用绳索吊下去，打凿炮眼，生生打通了鸡冠山。
　　夏去秋来，一个流沙台横亘于施工人员面前。
　　流沙全是山上不断落下的山石、流沙。白天铲除流沙石块、开挖渠道，晚上又被沙石填满。正在施工，山崖上面的沙石就哗哗地滚落下来，既开不成渠道，又威胁工人安全。雷显法在流沙中脚下踩空，就差点掉到悬崖底下。
　　但对于已经闯过一道道难关的洛惠渠建设者来说，一个流沙台岂能难住他们？
　　工人们和流沙争时间。
　　一个营三班倒全部上，昼夜不停，挖出渠道，马上封盖。仅仅100多米的流沙台工程，竟然用去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洛惠渠要穿过一道道山崖，打隧道必不可少。而隧道同样是用钢钎铁锤一点点地凿出来的。
　　打隧道不仅没有现代施工设备，甚至没有照明和通风设施。
　　韩永昌说，钻洞子，照明用的是豆油做的渣滓灯，洞子钻得太深，空气不好，拿做饭用的风箱往洞子里送风，“工人们从洞子出来，鼻子、眼睛、嘴巴到处都是黑的。”
　　1959年9月，距洛惠渠工程开工时间仅仅过去1年，3300多名洛惠渠建设勇士先后打通鸡关山、老虎嘴等26座悬崖、29座峻岭，凿出22.5公里的盘山石渠。
　　在1959年10月1日的《洛南日报》上，洛惠渠工程被称为“洛南十年新八景”之一。
　　1959年10月11日，洛南县委又做出了修建洛惠渠洛源土渠工程的决定。
　　1959年10月22日的《洛南日报》报道称，“百名战将上阵，万人大军出征，决心大战十天，打通土渠干线。”
　　10月26日，万名劳力、百名干部开始了梁塬土渠工程建设。到当年11月5日，31.5公里土渠也基本开通。
　　1959年11月6日的《洛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英雄洒下万滴血汗，旱塬洛河指日可现——洛惠渠土渠干线工程基本竣工。”
　　就这样，在1958至1959年1年的时间里，洛南人民用双手开凿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洛惠渠。
　　因为地质条件复杂和技术条件落后，建成后的水渠渗漏严重，解决水渠渗漏又成为建设者不能不面对的课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解决水渠渗漏只能靠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用泥巴、土石一点点地塞住渗漏的渠缝。
　　张生福记得，为了解决水渠漏水严重的问题，连里组织打草鞋，他们穿着草鞋，冬天里下到水里糊缝子，堵渗漏。张生福说：“那些冬天里堵渗漏的工人们，后来大多都患上了风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