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敢动笔，对这个承载了四辈人的屋子，心存敬畏。那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在文革中做过贫协主席的祖父，初小文化当兵复原后做了三十年烧砖工人的父亲和一直奔波在苦累生活线上的四位叔父，还有同样为生计奔波却喜欢文字的我，都曾经居住过的祖屋，历经沧桑，接近百年，现虽不复，却一直飘荡在梦中，扎根在心底。
　　祖屋主房四间，厦房三间。主屋的正中除挂有一一幅松鹤图及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对联外，剩下的就是四格柜上敬放着不知那位先辈的牌位，牌位上已无字，只有黑漆漆的一块木板。那幅称作中堂的不知是何人的手迹已无从考证。只是从我记字起就记忆犹新。土炕老祖母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世后成为祖父和祖母的卧室，也兼着吃饭的地方。屋内有一张小的陈旧的四方桌，一个三格柜上置放着几个瓦瓮，里面装着小麦面、玉米糁，还有其他的一些杂粮，再就是对面支着一块案板，放着油瓶、盐瓶、酱醋瓶、辣子瓶，这些家什是老祖母留给祖父、祖母及父亲弟兄五人。主屋其余的两间由父亲和二叔住着。
　　三间厦屋里的设施远不及主屋，除有一张土炕外，其他的地方放着农用杂具：架子车、铁锨、粪笼、木耙、芦席等占的满满当当。其时三叔、四叔、五叔在上学，便挤在一张土炕上。
　　祖屋院子外面的空地上种着三棵树，一棵柿子树，一颗苹果树和一颗槐树。剩余的地方栽着蔬菜苗和其他一些杂苗，周围用枯树枝围成篱笆圈在一起。我记得柿子树在古历的七八月份我们小孩就盯着树上的柿子，看那一个先红，那一个看起来先变软，好拿着竹竿去打那一个叫做蛋柿的柿子，打下的能吃便迅速消灭，不能吃的便远远地扔掉。更别说那些刚从开花就注意起的青苹果了，如果能长到有核桃大小时在大人不注意便偷偷地摘去偷吃。那些菜园子里的西红柿更是不得成熟。在刚有些发红的时候便时不时地悄然失踪。以至于祖母在吃饭要炒菜用时只有摘几个青西红柿，掐几颗葱摘几个青辣椒。那槐树更不用说了，在开满槐花的时候尽管树身有刺，也不过小腿粗的光景，我们便能麻利地攀上，将那一兜喽一兜喽的槐花捋下放在小笼里拿回家让母亲拌上玉米面蒸熟吃。尽管胳膊和腿上留下了槐刺划下的细血道道也不曾喊疼，或许是年龄小，或许当时的食物贫乏，或许是因为苦难，一切至今仍记忆犹新，以至于现在每次面对着满桌丰盛的菜肴，没有了太大的胃口。
　　岁月轻轻地抹去了儿时的记忆，犹如一阵炎热的风吹熟了旷野的庄稼，新罗八小麦退出了视野，商玉也无人想起。但是庄稼的产量却在逐年递增。柜子里满当当的，谁家的粮食都存有很多，也不再有借粮的人了。真的，包产到户后，父亲搬离了那座祖屋，三叔兴建了二层楼房，四叔盖了四间挑檐，五叔远在他乡日子也过得不错，今年春上，二叔也拆掉了祖屋建起了四间明亮的瓦房。
　　祖屋走了，我没有看上最后一眼，但我知道，祖屋迟早都会拆的，因为它夹在左邻右舍新盖的房屋之间真的太显眼，太丑陋，太让人寒碜，但祖屋曾陪我走过了青春年少，让我懂得了感恩。生命犹如河，祖屋却如同岸边的树，记忆长青。虽然拆掉了，却是必然，可是那些祖先的牌位，那些飘荡的灵魂连同我的心声，会在何处安放呢？
　　祖屋犹如童谣，仍时时在我的心灵深处轻轻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