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旧志中有不少值得发掘研究的问题，“邵雍卜居天柱山”即是一例。几部旧商志均说邵雍卜居(用占卜的方法选择居地)于天柱山8年。
　　邵雍，即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诗的作者，他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012年1月21日)，卒于神宗熙宁十年七月五日(公元1077年7月27日)，字尧夫，宋代理学家，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共载于《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据《邵雍传》载：“其先范阳人，父古(邵雍父名)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晚年定居洛阳。笔者注)卒年六十七。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赐谥康节。”
　　以上所引《宋史》本传所记邵雍游学游道的地域，虽未提及商州，但有“涉淮汉”一语。汉即汉江，丹江乃汉江的支流，乳水(南秦河)乃丹江的支流。1665年成书的《康熙续修商志》说“天柱山，南五里。邵康节最爱此山，因乔寓卜居于此”，“卜居八年”。1744年乾隆年间编纂的《直隶商州总志》说“天柱山，在州南五里。宋邵雍最爱此山，因卜居于此”。民国《续修商县志稿》也言其“结庐天柱山”。可见方志与正史所记其宏观地理位置是吻合的，天柱山与本传是可以对接的，它就在汉江之滨。
　　至于天柱山的具体位置，《康熙续修商志》《直隶商州总志》均说“天柱山，南五里”(“南”是说在商州城南)。民国《续修商县志稿》更具体为“天柱山，自流岭分支北迤至杨峪河口名柏朵山。折而东迤至四合村之南为天柱山。”意为天柱山是流岭在南秦川的一个分支，即四合村背依的那座山峦。四合村即今杨峪河镇东陲第一村。据《杨峪河》志载，四合村“原为全学底村”，后全姓人迁走，清时赵、崔、罗、苏四姓来居，遂名四合村。今天村人名其背依的那座山峦曰“粉子疙瘩”，粉子疙瘩上已了无邵雍“结庐”的痕迹。想来，宋至今虽已逾2000多年，但民国志稿史料的下限是止于1943年，可见天柱山古称之消失年代并不遥远，只是近几十年中才失传的。
　　邵雍为何会寄居天柱山呢？旧志均说“邵雍最爱此山”“爱天柱之胜”“爱南秦川风土”。这就是其驻足天柱山的主要原因。须知昔时的南秦川是商州的“小江南”，于是它才有魅力牵留住了邵雍西行的脚步。邵雍有诗《谢商守宋郎中寄到天柱山户帖仍依元韵》5首，末两首明言决意终老于天柱山。其诗云：“一簇烟岚锁乱云，孤高天柱好栖真。从今便作西归计，免向人间更问津。”“无成麋鹿久同群，占籍恩深荷使君。万古千秋名与姓，得随天柱数峰存。”(诗中的“西归”是死亡的讳语)邵雍热爱南秦风物，他的《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诗说“梅覆春溪水绕山，梅花烂漫水潺湲。南秦地暖开仍早，比至春初已数番。”甚至晚年还念念不忘南秦川，还想故地重游，并赋诗曰：“忽忆南秦为客日，洛阳东望隔秦川。云山去此二千里，岁月于今十九年。柳色得非新婀娜，江声应是旧潺湲。衰躯设使能重往，畴昔情怀奈杳然。”(见邵雍《为客吟(之一)》)又，宋时南秦川风景之优美，贬居商州的王禹偁(大邵雍58岁)有一首名为《春游南静川》的诗还可作佐证。其诗云：“南过高车岭，川原似掌平。峰峦开画障，畎亩列棋枰。帝女柔桑绿，王孙野莫生。提壶催我醉，戴胜劝人耕。商岭堪携妓，丹河好濯缨。盖圆松影密，鞭乱竹根狞。勃勃畲田气，磷磷水磑声。野桃谁是主，山鸟不知名。欲舞宁无蝶，思歌亦有莺。官闲春日永，担酒此中行。”(诗中的“南静川”即今之南秦川，“提壶”“戴胜”是两种鸟名)这应当是宋时南秦川景色的真实记录。作为贬官，心情本是郁闷的，但在王禹偁的笔下却有如此生动逼真、优美如画、垂涎欲滴的描绘，足见当时南秦川景色迷人魅力之大。
　　邵雍寄居天柱山的具体年份虽然旧志未详，但几部旧志均说邵雍“与州守宋郎中友善”，往来密切，又说曾与州守宋郎中、商洛令章惇在凤凰塬议牡丹，三人又多次以诗作相唱和。宋郎中(郎中是官名，帝王侍从官的通称)即宋敏修，宋绶之子、宋敏求之弟，庆历三年(1043)进士。与宋敏求哥俩交好的著名诗人梅尧臣有一首《送宋郎中知商州》(“商於六百里”)的诗(见《梅尧臣诗集》)，据《梅尧臣年谱》所记此诗写于嘉祐四年(1059)，是宋敏修赴任商州知州时梅尧臣的送别诗。章惇则凿凿可考，字子厚，是公元1035-1105年人，曾拜宋相，嘉祐二年(1057年)22岁进士及第不久即任商洛县令。宋敏修、章惇二人在商任职的时间即可将邵雍寄居天柱山的时间锁定。可见邵雍寄居天柱山的时间在1059年(47岁)左右。又据邵雍本人的忆南秦川《为客吟(之一)》诗句“岁月于今十九年”逆向推算，假若此诗写于邵雍卒前一年的66岁时，那么他在南秦川的起始时间即是他47岁(1059年)时，恰好与梅尧臣送行、宋敏修到职的时间相合。由此可知，邵雍在天柱山寄居的时间段在1059-1067年即他47-55岁时左右，之后离商州还洛阳。
　　邵雍寄居天柱山的高踪，几部旧志所记其在此期间的文化活动主要是与商守宋郎中、商洛令章惇一起赏议牡丹、赏月、赏雪等，反映在邵雍的诗歌唱和中的计有《谢商守宋郎中寄到天柱山户帖仍依元韵五首》《和商守雪霁对月》《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7首，其它诗作迄今仅知有《辨熊耳》《题四皓庙四首》《商山旅中作》6首。这13首诗均已载入已出版的几部旧商志中。此外，笔者走马观花地浏览了《全宋诗》所选邵雍的1000多首诗，发现其中具有明显商州标志的还有《为客吟(之一)》《泉布吟》《商山道中作》《商君吟》《寄商守宋郎中》《和商守新岁》《代书寄商洛令陈成伯》《和商守雪霁登楼》《和商守雪残登楼》《和商守西楼台雪霁》《和商守宋郎中早梅》《和商守登楼看雪》，以及同名的另三首《谢商守宋郎中寄到天柱山户帖仍依元韵》、另三首《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另一首《和商守雪霁对月》，共19首之多。据说邵雍一生作诗5000多首，他在《失诗吟》中说“胸中风雨吼，笔下龙蛇走。前后落人间，三千有余首”，可见邵雍在商的诗作绝非以上32首而已。我们所知的这32首只是他在商诗歌作品的一鳞一爪罢了。
　　由以上的考证，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的结论：邵雍确实在公元1059-1067年即他47-55岁左右时曾在商州南秦川四合村背依的天柱山(今曰粉子疙瘩)寄居8年，留下诗作目前已知的有32首。
　　邵雍一生隐居不仕，曾两次被荐举，均托病不出。当时学者“谓雍有玩世之意”，“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皆宋史本传语)。他在天柱山隐居8年之久，其高踪芳迹自然不少，但迟至今天，其逸闻轶事却鲜有人知，实须进一步挖掘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