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习”并非“关”，只是“武关道”上的一座险山
　　在很多人的引述里，都说“武关”是春秋时期的“少习关”，但翻阅古籍资料，并无“少习关”这一说。
　　《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记楚人击败“蛮氏”后，“蛮子赤”逃到晋国的“阴地”(今陕西洛南县东，河南熊耳山以北、黄河以南、嵩山以西地区)。楚派人对阴地的命大夫士蔑以威胁的口吻说：“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杨伯竣注说：“少习山在今商县东一百八十五里，山下即武关”。这就是说，楚国若打通少习山就可以同秦国联盟，东取阴地，北渡黄河，可直逼晋都。在这里，少习山显然是秦、楚通道上的一道障碍，但并不是“关隘”。同样，《括地志》说“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少习也”，也没有说它就是“关”。只有在引杜预的话时，才说“少习，商县武关也”，但这只能理解为武关属少习之地。因为《水经·丹水注》就有“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的话，这也正好说明“山”与“关”二者的关系。
　　“少习山”在什么地方，即以前引文献而言，有说“在今商县东一百八十五里”，或说“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一些注家都把秦的商县与隋的商洛县解释在今陕西商洛市东南的商洛镇。实际上，秦汉时期的商县在今丹凤县(1949年6月设立)所在的龙驹寨西北2.5公里的古城村，且有商鞅封邑的考古资料为凭。由丹凤县向东南沿312国道行35公里，即是“武关”遗址。少习山在今武关村之北，村南有白岩山、笔架山，武关河由少习山北面流来，贴山东流，武关就坐落在河的凸岸上。
　　1996年在丹凤县古商邑探测出100座小型楚墓，时代在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再由墓葬排列整齐、并无迭压或打破关系看，足见楚国长时间据有丹江上游的今陕西商洛、安康一带广阔的地域，而商邑还属于楚的领土。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秦穆王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以楚的失败告终，令尹子玉自杀，司马子西(斗宜申)贬为“商公”(《左传》文公十年)。那么，偏南的少习山还处于楚的“商邑”之内，绝不是秦、楚的界山，更不是关隘。
　　当然，它形势险要，一旦通过即可同秦直接接触。
　　二、战国时期秦、楚的关防推向“商於之地”的南缘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雄心勃勃，向外扩土。卫鞅破魏有功，被封于商，说明秦国的南界已经扩展到秦岭之南，张仪“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的许诺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苏秦南游楚国，曾警告惠王：“大王不纵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史记·苏秦列传》)。很显然，在丹水左岸的商於地南缘因同楚国相接，秦在自己一侧设立了武关。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珪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割两城以请平于秦”(《资治通鉴》卷三)。在商洛地区丹水之阳的拉锯战，楚国失去了汉中地六百里，秦还取得了楚上庸(今湖北竹山)六县，使秦国的关中和巴、蜀相接，排除了楚对秦本土的威胁，反倒开拓了一条可直达南阳、经襄樊、逼近郢都的通路。
　　《晋太康地志》：“武关当冠军西。”“冠军”是西汉设立的县，治设在今河南邓州市西北。邓州当时是楚的“穰”邑，既与秦的边界相接，而秦设“武关”也不会在新占领区内很远的地方。作为边防要塞，武关关址就势必选在丹水之阳的险隘之处。《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应劭曰：“武关，秦南关，通南阳。”文颖曰：“武关在析西百七十里弘农界。”武关确实是秦的“南关”，同析(今河南西峡县)也呈东西向。那么，《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出的武关在今陕西和河南两省交界处丹江之左，应该说没有大错。具体地点，当在今陕西商南县的湘河镇一带。梳洗楼、老湘河街、庙沟街和金花湾处于丹江两岸，这里有集中的仰韶、龙山到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特别是位于丹江两岸二级台地上的梳洗楼和老湘河街，其商、周文化层堆积厚度有0.5～1.5米，遗址面积达到5480平方米。可见古人在此活动时间长久，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当与后来武关的设立有关。
　　从秦都咸阳出发，向东南行，经蓝田峣关，出武关，直去南阳，是一条关中通往长江流域的“武关大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筑“驰道”，其中“南尽吴楚”就是对武关道的更筑与拓宽。长期来，好多学者没有从时间上加以区别，总以为战国时的秦武关在丹凤。我们认为此武关非彼武关。商南的丹阳武关位置远离秦本土，这无论从时间顺序上、当时政治形势上，或是秦人的意识上，都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作为支撑。
　　例一：从丹阳到蓝田的两次大战中，楚师大败，失掉了汉中地。不料第二年(公元前311年)，秦惠王又提出用“武关之外易黔中地”的要求(《资治通鉴》卷三)。胡三省注：“武关之外，盖秦丹、析、商於之地”。试想想，既然秦设置的“汉中郡”已经同“商於之地”连成一大片，如果武关还在今陕西丹凤的“商”，若要从秦地的汉中掏出“商於之地”(今陕西丹凤、商南，河南西峡、淅川一带)，又怎么可能呢？所以，这时的武关只能在今秦、豫交界处的丹江北岸，而不会在别的什么地方。
　　例二：秦昭王九年(公元前298年)，秦伐楚，取八城。第二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借口作为人质的楚太子横杀死了大夫有私而逃亡，又为质于齐，实际是在破坏秦、楚的姻亲关系。于是，提出愿与楚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信以为真而入秦，“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楚王至则闭关劫之，与俱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礼”，最后客死于秦(《资治通鉴》卷三、四)。正因为武关接近楚的边界，楚王才愿赴会。如果远在今丹凤那个武关，楚王胆敢又愿意长驱直入吗？
　　例三：孟尝君为秦相，见疑而囚。虽被释放，如果武关不设在商於之地南缘的秦楚边界，即使他脱关而逃，岂能在秦境的长途奔命中而不被追杀？
　　诸多历史事实都说明秦国武关在今陕西境内的丹江下游，截至目前之所以未有坚固雄伟的关城遗址的发现，这可能同秦人具有积极外拓的意识与秦国军事进展顺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