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人口源流主要分三大块，即本地人(土著)、北人(山西大槐树人)、南人(下湖人即湖广、江南移民，其中含一部分客家人)。据商洛地方志书记载，商洛土著不及十分之一，绝大部分来自外来之移民。特别是历史上明清时期两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奠定了商洛人口的现状。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明朝初年和明成化年间。由于连年战乱，陕南境内人口稀少、田园荒芜，而山西南部少受创伤，较为安定，难民多流落于此，人满为患。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在山西省洪桐县大槐树下设立移民局，负责往陕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移民。“洪武、永乐年间多次组织和调配无田的农民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屯田，在移民中，尤以山西移民来的较多。”丹凤县主要姓氏中，大姓有68个，其中明初由山西洪桐县迁来的就有29个，主要生活在县城龙驹寨镇。据家谱和碑文记载：商南清油河的李氏家族，梁家湾的魏氏、段氏，县城西关的余氏，东关的王氏家族等20余户族，就是当年的移民，俗称“山西大槐树人”，他们入境后，插草为标，垦荒种田，繁衍生息。另据嘉靖三十一年(1552)任庆云编修的《商略·商南县集》记载：“明成化十三年全县已有人口1987户、10047人，到嘉靖十三年，全县已增至2859户、14250人，这53年间增长了872户，4472人。”后来，这些移民和明代以前的土著居民在陕南再一次遭到战乱兵燹和天灾人祸的浩劫，大部分走失逃亡，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明末清初的大浩劫成为商洛人口的最早来源，即今日商洛本地人的祖先。商洛本地人至今还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桐大槐树”的民谣。
    明代还有一次，是成化年间的“荆襄流民”附籍。明代流民数量多，而荆襄一带即是流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商洛位于豫鄂陕三省交汇处，老林密集，人烟稀少，“既不纳粮，又不当差”，谋生较易，吸引了大批流民不断涌入此地。明成化年间，涌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己达百万人之多，这些人“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饭。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明政府对这些人的态度主要是采取发还原籍的政策，但是收效甚微，后来又对流民采用强行驱逐的办法，也以失败告终，明政府只好在成化十二年解除“山禁”，并委派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为此，在荆襄一带增州县允许流民就地附籍。商洛地方增设了县制，如商州之地即增设山阳县，编户一二十里，每年征粮1269石。另外商洛的商南县、镇安县都是这时候设置的，说明在此之前这里一直是地广人稀，现在则有大量移民和流民涌入并在此居住下来，这些流民主要生活在山区。当时流入陕南地区的流民主要来自河南、山西、山东、四川、甘肃及陕西关中、陕北等地。这两次移民奠定了商洛人口的基础，成为历经战乱灾荒商洛人口的主体，即后来商洛所谓的“老民”或商洛本地人。
    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清初。清初战乱未已，商洛户口继续减少。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反，次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附吴反清，陕南又陷交战之地。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采用强迫手段，将江淮流域灾民(包括流民)驱赶到陕南山区。江南安庆县人纷纷迁至商南县，因而使该县人的服饰、器用、语言颇有南方风气，该县亦有“小太湖”之称。安徽、两湖人迁到洛南山区的亦不在少数。清代前期，造成客民向陕南大量流徙的主要原因，归纳起来有两个：一是社会原因——战争频仍引起的连年灾荒，一是政治原因——颁布迁海令。其中，湖广、江南之民流徙陕南的主要原因是水灾。据《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载：顺治十八年间，湖北遭受洪涝灾害达14次之多，受灾范围达93州县。乾隆五十年，湖北通山县还发生了罕见的旱灾。据同治《通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乙巳，大旱，人食树皮；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又大灾，居民多外逃。通山县至今有“乾隆己酉，不死逃走”之语。今天商洛的柞水、山阳等县的客民中，有不少是从通山移民来的，多是在乾隆年间迁入的。广东等濒海居民进入商洛的主要原因是清初强制推行迁海法令。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军18万由长江溯流而上，水陆并进，直指南京，大江两岸民心归附，清朝统治者不寒而栗。为切断郑成功义师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发布迁海令，命令从山东到广东的东南沿海统统内迁，界外田园不得耕种，渔舟商船严禁出海，不迁者即强行驱赶，界外房屋全部焚毁，弃为灌莽，有敢出界者格杀勿论。在此情况下，少数强悍者铤而走险，偷渡过海，旅居南洋，多数则被迫迁。而此时陕南地区正大量招抚流民垦荒，这些被迁的沿海居民，理所当然成为法定对象。在康熙、乾隆年间迁居商洛山区的就有不少“广东村”(如商州的广东坪、黑龙口的罗家湾村等)，他们讲的是难懂的“广东话”，这些居民都是在沿海抗清战火和“迁海令”的历史大背景下辗转流入商洛的。
    清代，商洛地区之所以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状况等有密切关系。首先，这里位于丹江上游，既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又可通过丹江通道和江南相通。其次，陕南地区气候适中，雨水充沛，自然资源丰富。其三，明末清初，陕南地区天灾不断，兵事连年。明朝末年这里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与明朝统治者反复较量的主战场。清初，这里又是白莲教起义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地方。连年的天灾兵燹，使境内人口大量死于战乱或逃往异乡，导致人口锐减，到了“地虽广而无力可耕，官虽设而无民可治”的地步。同时，为了遏制民众对郑成功义师的支援，清政府于顺治十八年颁布了《迁海令》，强制迁徙濒海居民到内地，史称“湖广填陕西”，其中一部分迁入到商洛。康熙年间，政府鼓励移民垦荒，先后颁布优惠条文，并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这样以来，对于农业开发程度高，经济发达地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宾至如归、主无欺客”的良好社会环境，使之成为迁入的最佳地区之一。如今，在湖北武昌、黄州(黄岗)，安徽潜山、六安州和陕西商州还流传着“湖广填陕西”的种种传说。据旧书所言：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商州人统称这些移居于南北山区的各省客民为“下湖人”。南方人口的大量入境，使商州人口迅速增加，到光绪初年，形成商州人口的第一个高峰，总人口为31万多人。由于南方移民多，他们至今还保留有南方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特点。这些“下湖人”大量进入了商南、丹凤、镇安和柞水县境内，其中以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的灾民为多。这些移民入境定居，不仅使境内人口大增，而且带来了江南文化、艺术、习俗，并很快与北方的文化、艺术、习俗交融，使这块土地更具有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特征。
    大批“下湖人”入商后，人口、耕地迅速增长，引起了商洛经济的大变革。粮食产量由自给自足而逐渐发展到自给有余，劳动人口的增多，不仅使许多荒山旷野乃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得到了开辟，而且也使生漆、桐油、木耳、药材等土特产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开发丹江水运和金钱河水运，为生漆、桐油、药材、龙须草等土特产品开辟了市场，促进了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商洛人口史上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