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像锋利的刀片划过单薄的衣裤、斑白的双鬓，一位空着右臂袖筒的老人，用仅有的左胳膊从肩头拽着背上装了废纸片、空酒瓶的蛇皮袋子，“出沓出沓”步履艰难地向废品收购站走去……这是父亲在我记忆里最后的、也是永远的背影。
    1975年秋忙的一天，天高云淡，阳光带着几分疲惫照耀着稻草味儿、包谷秆味儿弥漫的上村下湾，苏民村黄沙渠东边的社场上，男女社员挥汗如雨，争分夺秒拾掇收割回来的稻子；脱粒机嗡嗡嗡地叫一阵子，山一样的稻秸捆子就降低一些，晒场上黄灿灿的稻子颗儿就增厚一层。
    操作脱粒机是整个社场上的大活、要紧活，这里耽搁一下，其他人手里的活计以至于第二天的翻地、种麦都得随着放慢步伐。给脱粒机喂稻秆的那个风风火火、微微驼背的中年汉子就是当生产队长的父亲。嗡，嗡，嗡，脱粒机单调而聒耳地吼叫着，一场噩梦毫无征兆地一点一点向父亲逼近。当埋头干活的人们从一声惨叫中醒过神来，父亲的一条胳膊已经被卷进了脱粒机的钢牙铁齿……
    父亲是在集体的事情上遭了难的，尽生产队所能救治父亲，是每个社员的心愿，可是，当时生产队也没什么积蓄，在医院多花一块钱，等于要从全队人饭碗里舀走一口糊汤，硬气的父亲于心何忍？所以，伤口刚一拆线，父亲一天也不肯在医院将养，就让把他翻腾回家。
    那一年，父亲五十四岁，父亲的右臂从此就剩下了一条空荡荡的袖筒。支撑七口之家的顶梁柱摧折了，哥哥远在甘肃服兵役，一家老小的过活指靠着体弱多病的母亲每天的七分工维系，天天看着黯然的锅灶和几个发蔫的幼苗似的孩子，父亲和母亲已经没有了叹息，只有悲伤和无助的眼神。有好心人给父亲出主意说你好歹也是因公致残，去向公社申请些补助嘛，不然这光景咋过得下去呀？父亲先是默不作声，“促促”的人多了，父亲就有些不耐烦：“我是个党员，虽说是种不动庄稼了，也不能厚着脸给集体、给公家添麻烦么”。
    日子再艰难，生活还要继续。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分田到户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在初中三年级结束了学生时代，回到村里种地。种一家子责任田的担子落在一个十四五岁的碎娃身上，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于是又有人不时建议父亲向上边要些赔偿救一下饥荒，父亲说：“我过去都不提说的事，莫非是现在就好意思开口吗？再说，娃们一天一天大了，我也慢慢老了，要人家钱弄啥呀？”但是，无钱百事哀，钱还是需要的，为了不坐吃闲饭，为了给家里挣些油盐酱醋，为了用劳动所得按时交上党费，凭着一只胳膊走村串乡捡拾废品，就成了父亲晚年的营生。
    1988年深秋，早年那场灾祸播种的病魔夺去了父亲的生命。父亲是一个像田地里的土疙瘩一样平常的农民，幼年失怙，壮年伤残，暮年多病，厄运连连的生平却浓缩了乡土本色的勤劳、宽厚和正派；他是一个像大楼最底层的砂石一样普通的党员和曾经的生产队小队长，无名无誉，身份低微，却无怨无悔地坚持了令人仰视的责任担当和做人境界；他更是我深深敬爱着的一家之长，给我们留下了硬气、自强、不向任何艰难困苦妥协的门风。有的人活着像是死了，有的人死了依然活着，父亲离世距今三十多年了，但父亲的痛仍旧在我们心上疼着，父亲的品德和风骨将在他的后人中世世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