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战国以来，商於古道是长安通往东南的必经之路，到了秦汉成为全国驰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唐代以后成为商州驿路之后，更是车拥人挤，昼夜经行不止，交通极为繁盛，进而也促进了商业贸易，带来了市镇的兴起和商业的繁荣。
    据《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四年(前101)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由此说明，武关所在的商於古道，在汉初商业运输已经很是繁忙，足见通行于商於道上的商旅力量之强大。到唐贞观、开元年间，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行李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水外，商旅官民往返东南各地，多利用商於道的捷近条件，“故，邮传之盛，甲于它州”。丹江通道成为仅次于长安至开封道路(大驿路)的次驿路，人马络绎不绝。但是，自五代开始，由于国都东迁，商於古道不再是一条通向古都的重要交通线，“长安废为列蕃，商於化为小郡，轺车罕至”(王禹偁《商於驿记后序》)，商旅亦改行它帮，商於道从此归于寂然，时间长达数百年。
    北宋后，实行招抚流亡、鼓励垦荒等利于生产的措施，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欧阳修时称丹江交通线上“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丹江流域及其支线上除县城以外已发展起18个镇市。神宗元丰年间，商州的户数是本地区前后300多年间的最高数字，为80425户(其中主户为18089，客户为62336)，这一数字比盛唐天宝年间的户数多71499户，比北宋徽宗崇宁年间的户数多7296户，从唐天宝年间到宋元丰年间增加的户数是惊人的。从历史背景来看，商州的大量客户是在这一时期从外地迁入的。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镇市的兴起，商业贸易也随之兴盛起来。北宋末、南宋末，由于金人、蒙古人的相继入侵，这种商业贸易活动被打断，来往于古道的大都为军队。至明代前期，对秦岭东部山地又实行封禁政策，古道由于失去外界利用交通线从事政治、经济活动的社会条件，处于不振的状态。
    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龙驹寨水旱码头正式开埠通商，偏僻的西北地区与物产富饶的东南各地间的物资，再不必绕道中原，自此便有了一条交通便捷的水陆商业通道和北方内陆的商品集散地。商州是丹江流域重要的市镇之一，从龙驹寨出入境货物必经过商州。《直隶商州总志》记载：在明万历天启年间，“龙驹一镇康衢数里，巨屋千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商税所由复增，税额所由日增。”明代后期在陕西共设13处税司，位于陕南者有二：一是丹江中游的龙驹寨，年征税额为2800两，占陕西全省总税额的19.3%；另一处是汉江上游的汉中，年征52两，仅占全省总额的0.4%，远远低于龙驹寨。到了清代中期，龙驹寨码头再度复荣，帆樯如林，商贾如云，千户成廛，万蹄通货。乾隆年间每月由襄阳至龙驹寨的船只约200号，长街上除了黄行、板条行，还有好几家过载行存积货物。各行商人都有行帮，诸如盐帮、船帮、青瓷帮、西马帮、北马帮、楚黄帮、临晋帮、坐帮等，有“十大会馆”和“十八座庙宇”。据《陕西通志》记载，清光绪时龙驹寨仅厘金税一项，收入已高达13万两之巨，“居全省之冠”。到民国年间长街上有骡马店18家，常歇的二三十匹，大店有百八十匹，计有泰来行、德胜新行、同仪行、盛栈行等。据说当年来往于龙驹寨、西安的骡马相当多，有的学者称每年不下数万匹，由此可见当时的繁荣程度。由于五方杂处，商业交通繁盛，一座小小的城寨，即有盐帮、青瓷帮、马帮、船帮等会馆10座和紫云宫、关帝庙、地皇庙等18座庙宇。其中“船帮会馆”屹立于丹江北岸，平浪宫的花戏楼耀眼夺目，独占鳌头，显示了船帮声势之大，水运执龙驹寨兴衰之牛耳。
    丹江水运带动了商州集市贸易的发展，明朝时商州州城集市有上街和下街；州西集市有麻街集、秦岭铺集、牧护关集；州北集市有岔口铺集、泉村集、大荆集；州东集市有白杨店集、棣花集、老君殿集、东西龙驹寨集、桃花铺集等，农民通过集市贸易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并出售自己的商品。
    商南县也是丹江流域的重要市镇，明清时期大小集市8处，集市贸易传统以“赶场”形式“日中而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老百姓还利用“赶会”进行牧畜、农具、生活用品的物资交流，手工业者也在集市上进行商品交换。每逢集日，饮食小吃，粮食蔬菜，货郎小担，农畜家禽，分行而处，商民各取所需，自由交易，早聚早散。每年四月八日是城隍庙会，五月十三日是关帝庙会，县城内分五区(中区、东区、西区、南一区、南二区)，各区店铺林立，商业繁荣。梳洗楼、湘河街、庙沟街、耀岭河街、晋峪河、徐家让街形成众多的物资集散地，集市贸易的兴盛也促进了该地的市镇化进程。
    清乾嘉时期，丹江沿岸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繁荣的丹江水运贸易加速了全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龙驹寨为中心，上接西安府、渭南、潼关以及甘晋各地，下接河南的淅川、湖北的老河口、汉口，联系各州、县市场经济大交流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