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丹凤县武关镇南坪村李庄组一名普通农民，今年60多岁，清明节即将来临，不由想起了当年人人爱戴的周述武书记。
    上世纪70年代初，周书记领导的干部每年每人不少于一个月下基层当社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体验基层生活，洞察民情，了解百姓疾苦，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再结合实际研究和指导农村工作。
    大约在1974年秋收秋播的季节，周书记来到我们武关公社武关大队红旗生产队当社员。那时候我是生产队会计和民兵排长。我们红旗生产队原名李家庄生产队，队里有近百亩宽阔平整、俗称“放水不响”的稻田，是我们全队农民种粮的基地。我们队有吃苦肯干的光荣传统，人人朴实憨厚，干活实在，建国以来粮食产量和政治面貌一直是各级组织树立的典型，曾在60年代被上级授予过“红旗生产队”的光荣称号。也许周书记正是看好这点，才来我队当社员的吧！
    周书记从不摆官架子，不打官腔。来的第一天下午，他就和村里的老年人拉起家常，晚上叫生产队长把社员请来开见面会。随行工作人员、周书记的秘书王天长给社员介绍了周书记的来意。周书记说：“我这次下来是当社员的，是专门向大家学习请教农村基层工作经验来的，在这期间大家不要称我书记，年长的叫我小周就可以了。在生活上不要为我搞特殊化，我要和大家一道吃饭，你们吃啥我就吃啥，回头天长同志要和你们把账算清，一定要把粮票和钱给你们，希望大家不要客气推托。”听了周书记的一席话，我们都小声唏嘘起来，原来周书记这么和蔼啊，真是官越大架子越小哦。因为当时到我们大队工作过的，还没有比县委书记更大的官了。
    第二天清早，周书记早早就扛着锄头和我们一道参加劳动。群众都觉得很稀奇，不相信这么个大官还会挖地，你冲我看看我冲她笑笑，又害怕周书记知道我们对他不信任，所以低下头各干各的活。大家都估计周书记一天半载做个样子罢了，很快就会回到政府衙门享福去了，谁知道周书记一连干了四五天，白天和我们一起挖地、引渠、堆田埂、灌水等，手上磨起血泡也不休息，看不出有任何怨言，没有一点娇气和领导的样子，反而我们都忘记了他是县委书记。晚上，他还进村入户搞调研，了解李家粮够吃不，打听白家老头有钱看病没，过问的事情都用钢笔记在黄挎包里面的小本本上，回县委开会时还将调研到的我们老百姓生活困难的事情拿到会上讨论。会议结束后，他又坚持回到我们大队，继续充当社员的角色，逢人就说：“我要当一个月社员，回去开会的时间不算数，须补足才行。”
    他工作最讲实际，善解民意。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公社为了提高产量，不分山里川道气候的差别，强行推广小麦套种“行行田”的播种方法，坚决禁止农民“一把撒满种”的播种方式，这对于光照充足，土地肥沃，且一年两料成熟、收获时间宽余的红旗队来说根本不适宜，所以干部群众都不愿意干。周书记知道群众的思想后，分析道：“群众讲的不无道理，这100多亩‘行行田’要搞完，耗时会很久的，会严重影响小麦高产期的效果。”于是他当机立断，选一名撒种技术高的社员专门撒种，自己还上前亲手学扶犁耕地。公社书记来了，老远就呵斥：“谁让你们撒播啦？”看到走近的公社书记，周书记转过身，严肃地说：“我叫他们撒播满种的，你工作太教条，不分地域和高产播种时间。这个队光照充沛，土地面积又那么大，现在应抢时抢墒播种，延误了，高产期能高产吗？”公社书记看到周书记站在我们农民一边，瞬间脸红到了耳根。
    周书记兑现了来时的承诺，生活上坚决不搞特殊化。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农村，农民温饱难解决，我们队条件比较好，收的粮食虽然不少，但在口粮上政府是有限制标准的，每人每月三十斤毛粮，只许低不许高，高了就要削尖子。其余的粮食交公粮购粮外，还设超购粮、战备粮、政治动员粮、光荣粮等等名目，总之除口粮标准外全部按余粮征购一空。社员活路重，饭量大，每人每月三十斤毛粮怎能够吃？劳力多的家庭，口粮更不够吃了，每年有不少人下河南买红薯片子充饥。农民生活水平极低，早上的饭普遍是红薯疙瘩稀糊汤或是红薯片稀糊汤，根本谈不上吃口馍。中午以菜汤面、包谷面鱼鱼为主要调和饭，每逢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的可口饭菜。而这一切，周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非常了解农民的难处，害怕农民给他做饭时为难，就主动提前上门解释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商洛人，早上最爱吃红薯糊汤，中午就爱吃包谷面鱼鱼。你们就挑我爱吃的做吧！”从而打消了农民的顾虑。
    后来，听说周书记调任商洛行署专员、商洛地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等职务。我们李家庄的村民一直怀念着这位一身正气、和蔼可敬的好党员，好书记。他和我们农民结下的不解之缘，也正是中央提出的领导干部要走群众路线的真实写照。亲爱的周书记，我们全村农民都很想您，祈愿您在天之灵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