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任兴哲同志
文章字数：2468
近两年我不时为逝去的老朋友写一些怀念文字，表示最后的告别。心情十分悽然而又无奈！
5月28日，我的老领导老朋友任兴哲同志，走完了他86岁的人生历程，溘然长逝！我在为他敬献的花圈上题写了“公忠廉方，敛怨无悔”八个字，彰显他的高尚情操和胸襟。据其夫人王大姐说，早上6点钟他就起床，自己穿好衣服，上了一回卫生间，就在客厅来回度步，几分钟后坐到沙发上便悄然而逝，很安祥。我以为这也完全符合老任一生的为人处事，硬气好强，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不麻烦别人。
我在他的灵前含泪三鞠躬，轻轻说了声：老兄兄弟为你送行，一路走好！
人一生真正认识一个人并不容易。对于老任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很钦佩很崇敬他。他是农家子弟，刚解放就参加革命，算是“解放牌”干部，一生兢兢业业，勤奋不懈，公忠体国，廉洁方正。1965年刚30岁出头就被提拔为商南县委副书记，然而随即而来的“文革风暴”，几乎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吃尽了苦头。但他挺过来了。此后他先后历任几个县的县委书记、地区纪委书记、地区政协工委副主任直到退休。他也是商洛地区建国60多年社会发展的见证人之一，献身者之一。
我和老任的交往是1975年他任商南县委书记开始的。当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搞宣传、写新闻报道，有时还给县委常委们作理论学习辅导，遇到县上一些全局性大活动，我也参加文件和大会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也常列席县委的工作会议，因此被同志们戏称“通用干事”。也算是在任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对他的性情、为人处事、工作方法也就了解得更多，认识也更理性。和他谈无论什么事，也就直言不讳，甚至言语常有冒犯，可他从不见怪，还诚恳地说：“嗯，你的意见有价值。”有时去他家，他还要弄点小菜，拿出酒来和他品上几杯。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很少谈私事。他认为我是善于思考的人，就常常谈他对一些工作的想法打算，要听听我的意见。
1975年秋天，县上在龙窝公社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总结当年工作，安排秋冬农田基建。老任牙痛得很历害，脸都肿得明光光的，参会的几位领导都劝他回城里去看病，他却说什么也不肯。硬是用冷水浸毛巾捂着脸参加会。事又不巧，这时他夫人去西安查病，医院说需要马上住院手术。夫人打电话回来他却说离不开，让夫人自己照顾自己，硬是坚持把几天会开完。这件事令许多同志深受感动。老任工作确实有一种忘我的精神。
1977年春节前，老任提着水壶去茶水灶打水，在院子遇见我。突然对我说：“不要老坐在机关写写划划了，明年下乡蹲点去，干一点实事。”说完没等我回话，就笑笑地走了。果然春节后县上组织干部下乡蹲点，我被宣布为新庙公社新庙大队工作组长，组员有8人。这个大队占全公社三分之一，有2000多口人。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公社是任书记的联系点。我们进村后，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到公社来住一两天。我陪着他走遍了全社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看庄稼长势，看农田基本建设，看我们新修的通村公路。他发现我对农村工作并不生疏，很高兴。
这一年底，县委提拔了一批大中专毕业的青年人到县委、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我被任命为永青区委副书记兼副区长。据说，老任在县常委会上说，文化革命折腾了十年，一批有文化有才干的大中专毕业生，一直被压着不能提拔，很可惜，不能再耽搁。他还以我为例，说以往光看到他能写材料，在新庙一年工作很扎实，搞得很不错。这时我才忽然想到，他让我下乡蹲点，干实事，原来是对我的考察。老任用心良苦啊！
我在区上工作两年。这期间任书记多次到区里检查工作，调查研究，我陪他跑了许多村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推行土地承包到户。当时干部中阻力还是很大，怕被说成“复辟资本主义”“搞单干”。有一句很流行的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然而老任却是坚定的赞成者、执行者。有一次我陪他去试马大坪大队调研，晚上住在一户群众家。我俩都睡下好大一会了，他却坐起来披着衣服和我谈起包产到户的事。他对包产到户概括三条好处：一是可以可民心；二是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是可以解决目前群众生活的困境，稳定农村形势。他说，阶级斗争把群众之间关系弄坏了，再不敢斗下去了。这次深夜长谈，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我印象依然十分清晰。我深深感到老任是改革开放的先觉者，拥护者，践行者，比我敏锐成熟得多。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四年多，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1979年秋老任调离商南，任镇安县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地委任纪检委书记。1985年我到地区文化局任职，有时也去看望他。在纪委期间他遵照上级指示，查处了一些违纪干部，为此得罪了一些人。有一次我去看望他，谈起此事，老任很坦然地说：“中央说党要管党，纪委就是履行管党职责的职能部门，不尽职尽责，就是渎职失职。谁在这个岗位都一样。别人忌恨，埋怨，也难免，不奇怪。从个人良心说，绝无害人整人之心，对同志对组织问心无愧。”这使我想起宋代一位叫王曾的宰相说的话：“恩欲归己，过该谁当？”为国敛怨，是古代清官廉吏的本色。老任确实有一股古君子之风。老任一直是吸烟喝酒的，但是都是大众牌的普通烟酒。有一次他拿出一包中华烟招待我。大概是那个孩子孝敬他的吧！他一边拆烟，一边笑着说：“这可能是腐败烟，这么贵他们不一定舍得买。”我俩吸烟喝茶闲聊。他说：“妈的，我警告他们，手要放干净些，不要当个什么就想捞些啥！”我没有问过他。他的老伴也是“解放牌”，不知为什么一直是工人身份，到退休时工资才几百元。按他几十年的领导干部，为老伴调整一个较理想的工作，该不算难事吧？可是没有。
老任的性情很刚，也倔。无论工作处事，都很较真，不会伪饰不会打哈哈。就连和朋友同志在一起玩、喝酒、下棋也是一是一，二是二，为此有时也使一些人不愉快，可是他过了从却不在意。在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发现他对干部要求特别严，批评人有时显得有些尖刻和过火，使别人当场下不了台。为此我曾多次向他谏言，他也有过自责，但是天性使之改也不易。这或许也是他招人怨的一个原因。然而他在干部使用上，却表现得很宽容，从不计较枝节小事，不记旧账。这大概就是“貌似威严实则宅心仁厚”吧！
老任是一位纯正的共产党人。
2017.6.5（张中山）
5月28日，我的老领导老朋友任兴哲同志，走完了他86岁的人生历程，溘然长逝！我在为他敬献的花圈上题写了“公忠廉方，敛怨无悔”八个字，彰显他的高尚情操和胸襟。据其夫人王大姐说，早上6点钟他就起床，自己穿好衣服，上了一回卫生间，就在客厅来回度步，几分钟后坐到沙发上便悄然而逝，很安祥。我以为这也完全符合老任一生的为人处事，硬气好强，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不麻烦别人。
我在他的灵前含泪三鞠躬，轻轻说了声：老兄兄弟为你送行，一路走好！
人一生真正认识一个人并不容易。对于老任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很钦佩很崇敬他。他是农家子弟，刚解放就参加革命，算是“解放牌”干部，一生兢兢业业，勤奋不懈，公忠体国，廉洁方正。1965年刚30岁出头就被提拔为商南县委副书记，然而随即而来的“文革风暴”，几乎使他遭受灭顶之灾，吃尽了苦头。但他挺过来了。此后他先后历任几个县的县委书记、地区纪委书记、地区政协工委副主任直到退休。他也是商洛地区建国60多年社会发展的见证人之一，献身者之一。
我和老任的交往是1975年他任商南县委书记开始的。当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搞宣传、写新闻报道，有时还给县委常委们作理论学习辅导，遇到县上一些全局性大活动，我也参加文件和大会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也常列席县委的工作会议，因此被同志们戏称“通用干事”。也算是在任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对他的性情、为人处事、工作方法也就了解得更多，认识也更理性。和他谈无论什么事，也就直言不讳，甚至言语常有冒犯，可他从不见怪，还诚恳地说：“嗯，你的意见有价值。”有时去他家，他还要弄点小菜，拿出酒来和他品上几杯。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很少谈私事。他认为我是善于思考的人，就常常谈他对一些工作的想法打算，要听听我的意见。
1975年秋天，县上在龙窝公社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总结当年工作，安排秋冬农田基建。老任牙痛得很历害，脸都肿得明光光的，参会的几位领导都劝他回城里去看病，他却说什么也不肯。硬是用冷水浸毛巾捂着脸参加会。事又不巧，这时他夫人去西安查病，医院说需要马上住院手术。夫人打电话回来他却说离不开，让夫人自己照顾自己，硬是坚持把几天会开完。这件事令许多同志深受感动。老任工作确实有一种忘我的精神。
1977年春节前，老任提着水壶去茶水灶打水，在院子遇见我。突然对我说：“不要老坐在机关写写划划了，明年下乡蹲点去，干一点实事。”说完没等我回话，就笑笑地走了。果然春节后县上组织干部下乡蹲点，我被宣布为新庙公社新庙大队工作组长，组员有8人。这个大队占全公社三分之一，有2000多口人。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公社是任书记的联系点。我们进村后，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到公社来住一两天。我陪着他走遍了全社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看庄稼长势，看农田基本建设，看我们新修的通村公路。他发现我对农村工作并不生疏，很高兴。
这一年底，县委提拔了一批大中专毕业的青年人到县委、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我被任命为永青区委副书记兼副区长。据说，老任在县常委会上说，文化革命折腾了十年，一批有文化有才干的大中专毕业生，一直被压着不能提拔，很可惜，不能再耽搁。他还以我为例，说以往光看到他能写材料，在新庙一年工作很扎实，搞得很不错。这时我才忽然想到，他让我下乡蹲点，干实事，原来是对我的考察。老任用心良苦啊！
我在区上工作两年。这期间任书记多次到区里检查工作，调查研究，我陪他跑了许多村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推行土地承包到户。当时干部中阻力还是很大，怕被说成“复辟资本主义”“搞单干”。有一句很流行的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然而老任却是坚定的赞成者、执行者。有一次我陪他去试马大坪大队调研，晚上住在一户群众家。我俩都睡下好大一会了，他却坐起来披着衣服和我谈起包产到户的事。他对包产到户概括三条好处：一是可以可民心；二是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是可以解决目前群众生活的困境，稳定农村形势。他说，阶级斗争把群众之间关系弄坏了，再不敢斗下去了。这次深夜长谈，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我印象依然十分清晰。我深深感到老任是改革开放的先觉者，拥护者，践行者，比我敏锐成熟得多。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四年多，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1979年秋老任调离商南，任镇安县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地委任纪检委书记。1985年我到地区文化局任职，有时也去看望他。在纪委期间他遵照上级指示，查处了一些违纪干部，为此得罪了一些人。有一次我去看望他，谈起此事，老任很坦然地说：“中央说党要管党，纪委就是履行管党职责的职能部门，不尽职尽责，就是渎职失职。谁在这个岗位都一样。别人忌恨，埋怨，也难免，不奇怪。从个人良心说，绝无害人整人之心，对同志对组织问心无愧。”这使我想起宋代一位叫王曾的宰相说的话：“恩欲归己，过该谁当？”为国敛怨，是古代清官廉吏的本色。老任确实有一股古君子之风。老任一直是吸烟喝酒的，但是都是大众牌的普通烟酒。有一次他拿出一包中华烟招待我。大概是那个孩子孝敬他的吧！他一边拆烟，一边笑着说：“这可能是腐败烟，这么贵他们不一定舍得买。”我俩吸烟喝茶闲聊。他说：“妈的，我警告他们，手要放干净些，不要当个什么就想捞些啥！”我没有问过他。他的老伴也是“解放牌”，不知为什么一直是工人身份，到退休时工资才几百元。按他几十年的领导干部，为老伴调整一个较理想的工作，该不算难事吧？可是没有。
老任的性情很刚，也倔。无论工作处事，都很较真，不会伪饰不会打哈哈。就连和朋友同志在一起玩、喝酒、下棋也是一是一，二是二，为此有时也使一些人不愉快，可是他过了从却不在意。在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发现他对干部要求特别严，批评人有时显得有些尖刻和过火，使别人当场下不了台。为此我曾多次向他谏言，他也有过自责，但是天性使之改也不易。这或许也是他招人怨的一个原因。然而他在干部使用上，却表现得很宽容，从不计较枝节小事，不记旧账。这大概就是“貌似威严实则宅心仁厚”吧！
老任是一位纯正的共产党人。
2017.6.5（张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