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政府向贫困宣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正值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如何让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依然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和难点，也是最终判断我国是否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发展是精准扶贫最为关键的手段。但由于农业是利用生物的生命过程来获取物质产品的产业，对自然要素依赖大，技术进步及推广不易，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可能仍将延续。对于我国而言，三农问题又有其特殊国情及对应的理论逻辑。以此为据，探讨树立正确的消除贫困的理念，厘清消除贫困的思路，在当前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克服过度竞争提升获益潜力
　　竞争理论将市场竞争分成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和完全竞争。不同的竞争形态获利潜力不同，完全竞争形态下，长期预期利润为零。而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农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已经超过完全竞争形态，陷入更为残酷的过度竞争。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农业过度竞争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农业主体分散程度高、产品无差异性、替代性强，进入容易、退出成本高，产品同质化严重、缺少规模经济效益、出产绩效低等过度竞争的特征并未根本改善，农业的过度竞争形势仍然非常严峻，这一点从我国近年来城镇和乡村人口平均收入不断拉大的差距可以得到印证。农业的过度竞争预示着农业的长期预期利润为负值。在消除贫困的努力中，对于大多数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来讲，不管选择传统农业的哪个类型，如养殖、药材种植等项目，都几乎是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甚至大多陷于过度竞争，出现“谷贱伤农”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规模小的农业经营农业从业者来讲，采取以下措施是改善竞争形势，获取更高收益的可行办法。一是实行产品差异化策略，提高产品附加价值。要通过经营品种、区域标识、差异化的产品品质和生产方式、服务形式等方面的创新，以差异化的营销手段，对潜在客户进行精准定向营销，消除农产品的差异化壁垒，来提高农产品的获利潜力，避免同质化竞争。二是利用品牌(商标)策略，提高农业市场效益。在产品差异化基础上，通过创建品牌、注册商标来向消费者树立农产品品牌形象，形成高端高质的品牌形象，提升市场竞争力。在这方面，日本的品牌农业形成了一系列世界闻名的农产品品牌，如神户牛肉、松板牛等，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扩大经营规模经济，提高农业边际效率。规模经济的前提是农业经营单位收益为正，增加规模是简单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办法。近年我国三农政策是这方面的政策设计很好的顶层设计，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种粮大户的补贴等都是为了引导和培育农业的规模经营，通过职业农民的培养，辅以金融支持，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
　　跳出农业思维有序退出农业
　　当前农业受自然禀赋约束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善，这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讲，农业的产出水平及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将是一个不断加剧的过程。在理想状况下，农业从业者的收入水平逐步达到与非农就业相当，乡村与城市生活水平接近，从事农业经营成为人们自愿的选择，人员流动才能达到均衡状态。而在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从事农业还不是人们自愿的职业选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通畅，经常出现城镇产业发展用工荒、非农就业工资快速上涨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一个完全颠覆经济学常识的中国怪象。“农民的最终出路在于非农化”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按照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收入与城镇人均收入持平这个标准来计算，中国农业能容纳的劳动力不超过1.5亿人。如果算上农业技术进步及未来城镇人口收入的增加，涉农产业能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将更少。因而，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在保证农业经营正收益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化经营，让农业创造的价值被更少人来分享，才是解决收入低下的根本逻辑。
　　在当前消除贫困的工作中，用好国家相关政策，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出是一个长期可行的办法。对此，我国正通过农业政策及促进城镇就业的相关政策进行合理引导，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通过五种途径进行非农化：一是向城镇非农就业转移。国家在户籍、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降低乡村人口走向城镇的体制约束，城乡统筹均衡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二是城镇非农经营。在大多地方取消了对个体经营征税的基础上，更有很多创业扶持，鼓励引导农民进城创业；三是引导其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的差异化、规模化等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改变传统农民形象，实现角色转换；四是在对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农民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等资源权属入股，成为农业新经营主体的合伙人；五是成为农业工人，包括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从业人员。在欧洲等一些农业现代化国家，农业工人工资加上合作社股份收入不低于城镇就业。所以消除贫困从长远看要通过教育使大量农村人口走向城镇，短期则提供信息、技能及城镇工作机会可能是符合经济逻辑的治标之策。
　　规避农业风险稳定收益预期
　　农业风险是指自然、市场、技术政策等复杂因素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收益面临的难以预测的、人力无法抗拒的风险。农业风险分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和政策风险等。我国农业相对滞后，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来源于自然因素，主要表现在气象灾害、病害和虫害所带来的收益受损失的情况。市场风险来源于市场因素和经济要素的影响。如供求关系、市场价格、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这些因素使产品的市场价格出现很大偏差，造成丰年不丰收，导致实际价格与预期价格出现较大偏差，从而使成本控制与生产选择出现偏差，带来谷贱伤农利益损失的风险，对于鲜活产品来讲，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尤甚。近年来，由于价格波动，大白菜烂在地里的新闻屡见报端，就是典型的市场风险的实例。
　　针对我国国情，我国除了要着力解决的自然风险外，更重要的是防范市场风险。由于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多而分散，信息获取、筛选及分析利用难度大等问题，市场风险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经验看，防范市场风险的主要手段是农产品期货和收益保护类保险。利用期货订单，使农产品在产前就知道销售价格，既防范了市场风险，又方便了农民进行经营预算和成本控制。同时如果某一行业种植面积过大，有市场风险时，期货公司就会降低价格，从而降低相应经营品种的预期收益。全方位的期货机制使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市场机制获得经营项目的市场指导，农户在收益降低的情况下，就会调整经营品种，这种市场化的方式会自然起到优化种植结构的作用。
　　收益保护类保险是美国农业风险防范的重要险种，不论是单产下降还是价格下跌造成的收益损失，均按保险合同约定，由保险公司对损失进行补偿。目前我国应当在农业自然保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鼓励和引导保险公司开发更多的防范农业风险特别是市场风险的险种，同时通过职业农民培育，让农业经营主体利用好风险防控机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稳定的预期收入。
　　培育新型主体发展现代农业
　　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政策，我国存在发展中国家最为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当前我国乡村人均收入显著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流出是符合经济规律、经济人行为逻辑及政策目标的趋势。特别是随着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轻一代乡村人口不愿从事传统农业，不愿在农村生活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是符合经济人理性选择的正常现象。在农村这一“元”，解决好“谁来种粮”的问题，在城镇这一“元”，解决好新增城镇人口就业岗位的问题，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解决未来“谁来种粮”的战略布局。新型主体立足专业化、资本化、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和新挑战，保障农业健康发展。
　　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我国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较小问题的解决尤其重要。由于家庭农场等主体规模相对较小，购置农业机械成本又相对较高，农业的经营环节又非常多，一个独立经营主体要形成相对完备的机械化作业体系的难度很大，成本核算也不支持这种以小规模农场为单位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而以市场机制为引导，让专业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对从农业经营品种选择到销售甚至加工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农业现代化并不能片面理解为生产手段现代化，而是整个农业体系形成、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效率和报酬与城镇收入相当的模式，如日本的品牌农业，可能回归传统生产手段，但仍然通过差异化经营提高产品价格获得高收益，仍然是现代农业的有效形式。这和我们推崇的克服过度竞争，优化农业经营环境的理论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树立长久理念杜绝短期行为
　　消除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即使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如欧美，也存在贫困人口，甚至有集中的贫困人群。虽然贫困的定义不同，贫困线的标准有差异，但贫困带给社会的割裂和痛感都是一样的，全世界都感受着同样的痛。可以断言，即使在我们完成阶段性的精准扶贫任务后，贫困现象仍然会存在，会有新的贫困人口诞生，也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返贫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人们对于消除贫困的努力，并且应当为消除贫困各尽本分。树立恒久的理念是在消除贫困问题上首先应当树立的理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杜绝贫困的必然性。要在政策上或制度设计上防止某些人生来就贫困，并且要打通通过努力向上一层次社会进阶的通道；防止阶层固化，打破身份歧视、户籍歧视等玻璃门，给社会成员美好的期待，给每一个人梦想成真的机会，点燃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成就美好的梦想，这也是中国梦的现实要求；解放和改变人们的情绪约束，就像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重新焕发人们通过劳动解决温饱的热情。目前农村人均收入远低于城镇人口，主要原因是两种人群对生活的预期不同，决定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不同，要在制度设计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是推动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提升。由于农业产业技术水平提升慢，大幅度通过农业经营提高收益的概率小，因而必须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分流，通过教育，防止因被迫选择传统农业而造成的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是致力评价体系的长效性。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扶贫手段，见效是很慢的，有的可能要通过教育，使机会在代际之间传递，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通过教育才能让农村贫困人口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拥有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技能。因此很多评价指标需要有长期目标。
　　消除贫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按照脱贫的标准，短期内能做出较好的成绩，但要真正解决和实现农村地区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良性循环，就要按照已经形成政策体系为引导，树立以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理念，用以将国家的部署变成自觉行动，消除贫困目标的实现便会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