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里，父亲站在田埂上，驼着腰，眼睛默默地望着远方，那里有父亲的三亩土地。
　　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辽阔的关中平原，不再是一望无垠的庄稼地，这里覆盖着成片的蔬菜大棚，果园，景观树，药材基地，养殖场房——只有父亲的地垄里，铺展着一片新绿，稚嫩、透亮、葱郁，那是迎着春天蓬勃生长的麦苗。父亲告诉我：收了这一茬儿庄稼，地就要被征收了，村上已下了最后通牒，这次恐怕是抗不过去了。
　　父亲说完话，缓缓蹲下身子，闭上眼睛，浑浊的泪水狠狠地落下来，硬生生地砸在土愣子上，吧嗒吧嗒地响。
　　晚风裹着早春的寒凉，从父亲的土地上吹来，带着泥土、青草和旱烟的气息。我知道，这气息早已深深地融入了父亲的生命里。
　　失去了这片土地，父亲的路还能走多远？
　　我搂着风，紧紧地挨着父亲，在生命的画轴里，仰望那蛰伏在终南山麓的家乡。石板屋、泥巴墙、清凌凌的社川河、秃尾巴的小黄狗、一年四季站在村口的老柿树，还有父亲用石头垒起的层层梯田。
　　父亲原本不是和土地打交道的，可命运偏偏指派父亲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父亲年轻当过兵，退伍后在家乡的镇子上工作。闭塞落后的山窝窝出了一个吃皇粮的，十里八村的人都艳羡不已。在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家第一次用水带动发电机结通了电，第一次买回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农闲时节家里总是挤满了来看电视的村民。那时的父亲，脸上总是挂着笑颜，心里跟灌了蜜似的甜。
　　我小学毕业那年，母亲生了弟弟，家里忽然就阴云密布。我上有一个哥哥，弟弟算是超生。父亲被单位开除了，从一个端国家饭碗的变成了地道的农民，命运的急转直下让父亲一时难以适应，他沉默了，再也不肯踏出家门一步。父亲不会种地，家里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那是一段难熬的岁月。
　　不会忘记，母亲多少次坐在门槛上为我们的学费叹息；不会忘记提着竹笼捡拾麦穗，喝酸菜糊汤度日的年月。
　　许是父亲想通了，许是生活所迫，父亲终于肯低下高贵的头颅背着锄头下地了，迈出了这一步，谁也没料到父亲竟然深深地爱上了土地。
　　既往的四季里，父亲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在土地上殷勤地忙碌着。暖风吹起的时候，父亲的血液与大地一起沸腾起来，翻地、种洋芋、点包谷，田野里的庄稼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卯足了劲地长。除草、浇水、施肥、治虫，父亲每天都要荷锄去地里查看庄稼的长势，像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脸上堆满了久违的笑容。滚烫的夏风里，父亲在金色的麦浪中挥汗如雨。秋风一紧，父亲更加忙碌，包谷要上房檐，黄豆要归仓，秋收完了，还要冬播，忙不完的活，受不完的累，可父亲没有一句怨言，他到处烧荒开地，筑堤护地，他给每一块土地命名，就像唤我们兄妹的乳名一样，质朴、生动、贴切。家里的地越来越多，父亲越来越忙，日子也越过越好，他与土地有了一种割舍不了的情缘。
　　土地——生的希望。
　　一年又一年，父亲与土地打交道的日子，重复着、叠加着、承受着，土地伺候年轻了，父亲慢慢老了。我和哥哥相继出了远门，弟弟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苦于山大沟深，媳妇难以娶进门，亲戚帮忙在关中平原买了三间房的桩基，还有三亩土地。父亲为了弟弟的婚事，终于答应迁居。
　　都说故土难离，走的前几天，父亲抚摸着他开辟耕种的每一块土地，流着热泪告别，那种场面我多年后都不敢想起。土地让父亲获得了重生，在他心中，土地就像一个圣殿，他就像一个朝圣者，对土地充满了踏实的依赖和虔诚的期待。搬家的时候，父亲还执意带上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农耕家具。
　　从终南山麓到关中平原，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无所适从，无所归依。关中的那三亩土地，一年两季庄稼，包谷一茬儿，麦子一茬儿，犁地时有旋耕机，播种时有播种机，收割时有收割机，全是现代化机械，父亲闲下来了，就像那些躺在墙角闲置的农具一样，只剩下记录一段岁月了。幸好，还有那三亩土地，老了的父亲每天都要到地里去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就感到生活有踏实的安妥。可眼下，故乡的土地荒芜了，是永远回不去了，平原的土地被征收，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块土地即将逝去，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根，父亲该何去何从？
　　父亲的眼泪，我懂。可我无力为他拭去。
　　夕阳，渐渐走远。风，一阵阵地朝我吹来，从钟南山麓、从关中平原、从父亲曾经抚摸过的每一寸土地上吹来，携带着泥土、青草、旱烟的芬芳，那是父亲的气息，生命的气息。
　　在风里，我靠着父亲，忽然想要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