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戏剧、电视剧、诗词、散文和小说创作……诸多门类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呼应时代的需求，切中时代的脉搏，表达人民的诉求，他就是商洛籍著名作家陈彦。最初的他以创作戏剧受到公众的关注，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又因创作电视剧而家喻户晓，创作32集电视剧《大树小树》，在央视播出并获电视剧“飞天奖”。近几年在文学创作上，著有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等，还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名。
　　今年1月，陈彦第三部长篇小说《主角》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再次引起文坛高度关注，陈彦也再一次成为文坛热议的话题。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商洛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著名作家、剧作家陈彦，听他讲述他的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记者：您多次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戏剧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创作电视剧《大树小树》也获得了电视剧“飞天奖”，在戏剧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在小说领域您的《装台》也荣获了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一个剧作家到小说家的转型，而且在这两个领域都能站在顶峰，您是如何做到的？您觉得写舞台剧和写小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陈彦：我的文学梦是从小说开始，但是因为从事戏剧这一职业，所以就走了职业化的路子。其实剧作家和小说家这两个角色是不矛盾的，传统小说在过去就叫作传奇嘛，它和很多戏剧的因素是有关联的，但实际上我感觉咱们现在的很多小说作家还存在着对戏剧行业不了解的缺陷，有时候故事讲不好，那这时候就应该向戏剧学习。当然，戏剧也应该向小说学习。戏剧就是比较集中，有时候它把矛盾搞得十分尖锐，因为时间限制，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让矛盾爆发。而小说它有它的宽度，你可以把很多东西拉得很开，把社会的开合度，包括人心灵的开合度，都可以打得很开。如果长期写戏剧的人，突然让他写小说，那其实是一种享受，非常奔放。戏剧是一种压缩饼干式的，而小说相对来说就是一种很舒展的东西，让人感觉内心能够驰骋开。
　　记者：据我了解，您早年曾为数十部影视作品创作近百首主题歌词与插曲词，您在戏剧、文学创作之外，还与这么多其他创作样式有联系，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彦：我早年的确写过很多歌词，大多是给电影、电视剧写的主题歌词，也给一些晚会写词，还出版过《陈彦词作选》，这对戏曲创作是一种基本功训练，一部大戏大概需要写三百多句唱词，这是戏曲的魂灵部分，所谓文学性、所谓“一石三鸟”，有时全在唱词里了。因此，我始终觉得创作样式，是一种互补形态，不要排斥其中任何一种，尤其是在创作早期，多试几个门类没有坏处。
　　记者：无论是戏剧、电视剧还是小说创作，创作之前的功课是很有必要进行的，您会为创作做哪些准备？
　　陈彦：一是积累生活，二是大量阅读相关资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心应手”四个字。无论怎么介入社会，我们的生活阅历都是有限的，而创作是需要对所表现的事，有全息形态的认知，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表现好其中的一鳞半爪。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尤其是了解不深不透的东西，是不能去涉足的，要涉足，就需要做大量功课。有些功课，是需要用一生去准备的。
　　记者：写长篇小说特别耗时间和精力，我们知道您平时工作也特别繁忙，您是如何安排时间完成《主角》创作的？
　　陈彦：我的特点是，一下班就回家了，很少去参与各种应酬，实际上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加上节假日，就用这些时间来写，所以《主角》写的就很快且很顺畅。
　　记者：《主角》首刊于《人民文学》，之后被《长篇小说选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转载，并入选多个年度推荐榜单，广受好评。《主角》被认为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一个以中国古典的审美方式讲述得寓意深远的“中国故事”。可以说《主角》这部小说不动声色中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沉稳、厚重、坚韧的一面。
　　陈彦：是的。我在小说里做了一些文化上的思考。清醒的文化坚守者很少，多数人是哪儿热闹往哪儿挤。忆秦娥不是民族文化清醒的坚守者，她是无奈的、甚至是无路可选的坚守。戏曲是她的谋生手段，只是沉浸太深，对这种文化的感知，无形中萌芽出的东西，成为另一种清醒。最后忆秦娥成为秦腔领军人物，变成了清醒的坚守者，突然觉得她那么苦难的一生还是很有意义的。过去的老艺人没多少文化，但肚子里能装几百本戏。他们是记下来的，不是简单地看过一遍。几百本戏里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能潜移默化地改造一个人的文化基因。很多老艺人虽然不识字，但懂历史，是不识字的文化巨匠。怎么做人才是有正大气象的人？怎么做人是小人？戏里说得清清楚楚。这个时代，你跟大学生甚至博士生交谈，会发现他们的价值观有时是混乱的，对社会的判断，很多时候是游移的、不正确的。但这些老艺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主意正得很，经得起时间检验。在中华文化的躯体中，戏曲曾经是主动脉血管之一，许多公理、道义、人伦、价值，都是经由这根血管，输送进千百万生命的神经末梢。
　　记者：关注普通人，聚焦“小人物”，您笔下的“主角”并非光芒四射，站在人群中也不是最耀眼的那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持守正道，顽强的面对生活的困苦，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小人物”作为作品里主角？
　　陈彦：首先，因为我对他们熟悉，作家最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可能得心应手。我们创作，总是希望透过现象，看到社会与人生的本质，小视角、小切口，未必不能看到大映象，关键是看我们是否洞穿了我们所书写的生活。如果熟悉的仅仅是表象，写出来的也仅仅是表象，书写的意思也就不大。在一个以精英主导着社会话语权的时代，小人物往往成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其实小人物里有很多十分挺拔伟岸的脊梁，一个又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就是这些脊梁撑持起来的，而这些细胞，这些脊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只要正视他们的存在，你就能在其中发现正道、持守、坚韧、奉献、牺牲、利他、仁爱、包容、责任、担当，这些精英词典里的生命活体注释。其次，是一种文学精神的昭示。我以为，无论文学，还是戏剧，都不能缺失悲悯与人道情怀，更不能缺失对混沌、甚至幽暗生活的点亮。我始终认为，“大人物”的生命世界里，已经塞满了太多的好东西，我们应该把希望、美好与力量，赋予更多的小人物。也恰恰是这点，使我们的题材世界豁然开朗，几乎俯拾即是，只要你愿意去发现，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小人物”。
　　记者：《主角》中除了“主角”还写活了众多配角，他们中很多人物都有棱有角，性格鲜明。在小说中，您如何处理主角和配角的关系？
　　陈彦：小说里出现的每一个人物，一定是鲜活的生命，配角也不能写成道具人物。小说、舞台剧不是写概念，第一任务是塑造人物，人物鲜活了，才能承载你要表达的内容。再一个，“主角”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小说里边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做主角，谁愿意给人做配角？甘当配角，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无奈。比如我在小说里写到的廖耀辉和宋光祖，剧团的两个炊事员，两人天天争大厨，争到最后，还有人使坏。他们也是主角、配角的关系。这种关系，生活中无处不有，有时候形成巨大象征，大家看着就有意思了。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我们永远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全部命运，这就是文学、戏剧要探索的那个吊诡、无常吧。台上台下，红火塌火，兴旺寂灭，既要有当主角的神闲气定，也要有沦为配角，甚至装台、拉幕、捡场子的处变不惊。
　　小说一定不只是写给文艺界看的，一定是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看到都能找到里边的意味，这才有意思。《主角》中大概有200多人，我是想借忆秦娥这个人物，借秦腔这门艺术，阐发从1976年到2016年这40年中我对整个社会的感知，想借舞台艺术，阐发对大社会的认识。
　　记者：在《主角》中，既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又融入了丰富的戏剧知识和理性思考，这种处理有一定的难度。您在创作中是如何把握两者关系的？
　　陈彦：这也是我在创作时感到比较难处理的。《主角》里面写到的戏曲知识，对不了解的读者是一种普及，但这种普及一定不能写得生硬，如果作者要跳出来说话时，一定是多余的，必须拿掉。我是努力在读者特别想了解时，插几句戏曲的内容，一定要和人物此时的心境、故事的推进相关联，甚至和人物命运关联着来写。比如忆秦娥遇到苦难时，我写到《游西湖》的某一段唱曲，一定要勾连她的心境。包括其中写到秦腔“吹火”技巧。这时候看，戏曲知识就不是闲笔。我多年在剧团做编剧，也做管理，一个戏经常要看很多遍。当你觉得写到某处和人物情感命运没有关系却要延伸什么思想时，台下观众那种凉、那种冷，你自己身上都起盗汗。
　　记者：童年的记忆对每一个作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从您的小说中能看得出戏曲在您的童年记忆里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是这样吗？
　　陈彦：小时候看剧团唱戏也不容易，听说哪个地方要演戏，会跑几十里路赶过去看。我父亲是公社书记，剧团巡演到公社，不管到哪个大队，都跟着看，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意思。《主角》里边写到最大的场面，10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这是我真实经历的场面。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在黄河滩上，参加三省物资交流会演出，场面巨大。我觉得秦腔皇后忆秦娥应该有这样的场面才能把她衬托出来，就在小说里设置了10万人看戏的情节。我自己的一个戏，《迟开的玫瑰》，在宝鸡演出时，有五六万观众，后面观众有的站拖拉机上，有的爬到树上，人山人海。现在演出，1万观众的场面还经常见。戏曲有巨大的吸引力。《主角》最后，忆秦娥带出了徒弟，自己被冷落，觉得就要走出历史舞台了，可她舅说，没有，你在省上待的时间长了，你到沟沟岔岔去看看，唱戏的生命力强大得很，供你演戏的台口多得很，你才50多岁，多少地方需要你去唱戏！忆秦娥51岁又回到放羊的家乡，再次出发。
　　记者：本报的文艺副刊一直为本土文学爱好者提供写作创思之平台，从商洛日报复刊以来一直坚持到现在，作为商洛籍全国著名作家，陈老师您对本报文艺副刊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
　　陈彦：我之前在宣传部的时候看过《商洛日报》。好多报纸的副刊办着办着就没有了，或者就转向了，就是说由严肃文学转向娱乐，并且这种报纸还很多，到最后就迷失掉了。《商洛日报》在这方面坚持的是比较好的，只要坚持下来，读者群就会形成，任何东西贵在坚持，尤其在低潮时期更应该坚持，人家都不坚持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个版面多余的时候，这时候坚持下来，那就不得了，任何东西坚持时间长了这人就成功了，事情也是一样的。再说，这是商洛一个培养作家的重要阵地，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平台了，对于好多作者来说能在《商洛日报》上发表作品这就是公开发表了，这个阵地一定要坚守下来。再一个就是要努力保持它的文学性，保持适度的张力，保持一定的敏锐度，不要一味地随波逐流，要保持文学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