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卢沟桥事变”81周年抗战纪念日当天，我有意从电脑上调出了八年前中央一套热播的32集电视连续剧《太行山上》，这部当时牵动了无数国人之心的抗战名剧，再次重温，仍然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太行山上》剧中所展现的悲壮一幕——“忻口战役”，是国民党与日寇在山西的首次正面交锋，我从小就耳熟能详，但却不是从课本里学到的，而是我的二伯父亲口给我讲述的。家与国的历史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二伯父顾宪忠是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总指挥郝梦龄部所属的一个通信兵，在晋北南怀化和红沟一带协同并参与了这场战役。当时灵山阵地被日军打开缺口，南怀化失守，忻口危在旦夕。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曾对参谋郭化文大吼“通令全军，夺回南怀化者，赏五十万大洋！”，二伯父对这句后来一个铜子也未赏出的通令记忆犹新，因为他当时曾作过收发。忻口会战惨败后，太原很快失守，二伯父被阎锡山部的一个旅属通讯连收编，仍做无线电发报。谁知十年后，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又戏剧性地在正太、同蒲铁路沿线相遇，不过这次不是合作而是决战。战争结束后，二伯父随部队起义，被解放军遣送回家。从此，二伯父没过过一天清净日子。在那“一步走错，一生错”的“文革”年代，也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妻离子散，倍受凌辱，不到七十便郁郁而终。二伯父既是这两场战争的见证人，又是这两场战争的牺牲品，他的命运是悲剧。
　　而我的大伯父顾宪周就不同了，他的人生道路与二伯父恰恰相反。十六岁时偷了豫东家中的四块大洋，孤身跑出去找共产党，后来还真的当上了红军，后来大伯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及郑州市轻纺局、轻金属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要职。学生时代，我与大伯父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所以从小学到高中我也一直没离过职(班长、团支书、“三好学生”、新长征突击手)，这与大伯父平时的影响和教诲莫不相关。大伯父为人正直刚烈，不徇私情，廉洁清正，他的三个弟、两个儿、六个侄没有一个跟他“沾过光”。而我的二伯父却生性懦弱，少有骨气，解放战争时期，大伯父当时随军参战，在南怀化与二伯父擦肩而过，留下不少遗憾。之前老大曾多次劝诫老二改邪归正，可老二就是不听，怕被抓回去枪毙，后来兄弟二人反目成仇，几十年间谁也不搭理谁。尽管平反后二伯父曾当过一段小学的校长，但一时的“小安”怎能抹去他心头积久的创伤和裂痕呢？
　　兄弟两个，一个误入歧途，投奔国民党；一个走上正道，“四块银圆闹革命”。一个在郑州市烈士陵园万人敬仰，一个在荒郊野外无人问津。“卖命”与“拼命”，两种选择，两种命运，两种结局。它给我们子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某个家庭的选择和变故，也是一个社会的选择和变故，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证和缩影。但有两个字却不能忽视，那就是“贫穷”。国家因为贫穷，才横遭日本铁蹄的蹂躏，3500万中华儿女在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中英勇献身，多么可歌可泣！但不能不说是无端的损失啊，如果我们早日强过日本鬼子呢？国穷才有家贫，家贫才导致两位前辈的离家出走，从而演变出两种不同的人生！
　　而今，我们的国家早已返贫为富，驱弱为强，这样的人生选择从此不会再有，但建设富饶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念却永远不能丢。唯有如此，国家和个人的悲剧才不会重演；唯有如此，方可告慰两位先辈及众多英烈的在天之灵！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6月21日我的父亲顾宪明，商洛日报原老报社印刷厂的职工因心脏衰竭在豫东老家去世，从发病到临终不到五天。父亲承继了两个哥哥的长处，为人处世干净利索，不卑不亢，人缘极好，但在那不幸的年代仍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虽然最后平反昭雪，但心灵的创伤岂是几个钱儿能够补偿的？退休后没住过一次院、没报过一次医药费的老父亲在老家开心地活到93岁，丧葬当日全村空巷，前来悼念，场面无不让人潸然泪下！
　　弟兄三个的沧桑岁月逝去了，作为后人，该怎么铭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