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在世时曾经对我说：“秦汉，信不信？你是个当作家的料。”其时我还是名不称职的教师，每个学期，我收获的仅仅是地市级报纸上发表的几篇豆腐块文章，学科考试几乎门门受罚。在我垂头丧气的时候，父亲却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看我写的文章。父亲教了一辈子中学语文，对文章自然一看便知优劣，因而每当他看我的文章时，我都阵阵汗颜，我怕他说我写得太拙劣，是狗屁文章。谁料他看过我的几篇文章之后，竟用异常庄重的语调说了上面那句话。此时父亲已经衰老不堪，生命的夕阳正惨淡地照在他身上，他说他剩下的时间恐怕不多了，他要我抽空儿把他写一写，“我不想把这事带进土里去，趁现在还有口气，把过去的事讲出来，你写一写，也许是篇好东西。”父亲气喘吁吁地说。
　　后来，每次我放假从学校回到老家，都见父亲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懂得那目光中所包含的意义，可是我没有在他身边坐下来。那时我正和一名女子谈情说爱，我心里到处装的都是她的影子，哪容得下父亲那些陈年发霉的旧事？有时勉强在父亲身边坐下来，也是耐着极大的性子。父亲洞穿了我的心理，叹了一口气，也就始终没有开口向我说及他以往的故事。
　　谁料几年后的一天深夜，父亲竟与世长辞了。其时我不在父亲身边，当我赶回家时，父亲已静静地躺在床上，永远地瞑目了。我泪如泉涌，父亲说走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母亲去世得早，在这个世界上，父亲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却在我毫无察觉中撒手西归了。看着枯瘦的父亲，我不由得十分同情他孤寂的一生，我痛悔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为什么没有好好陪伴他？邻居告诉我，父亲去世的前几天一直念叨着我，并且多次拄着拐棍在路口盼望我回来。
　　听了这些话我更加揪心，我知道父亲是多么希望我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好好陪伴他，可是这个小小的愿望他都没能如愿。父亲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二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我的一篇小说在全国获了大奖，随后我又在《当代》《收获》等几家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几篇颇有影响的作品，我终于摆脱了教师行业，成了县文化馆一名专业创作人员。走到这一步，我是没有料到的，就像有人喜欢书法，有人喜欢绘画一样，我只是喜欢写作。当教师的时候，我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读小说和构思文章上，我对这种痴迷的爱好经久不衰，我在浸淫文字的极大享乐中有了收获，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可父亲却在几年前就已经意料到了，我不禁暗暗佩服起了父亲，而在内心深处，我又是多么惭愧。盘点以往的作品，那么多的文字，竟没有一篇文章是写给父亲的。我心里不禁惊诧万分，我对父亲原来是这般陌生和麻木！我想弥补一下，写一写父亲，可是写他什么呢？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他的了解如此之少——我不知道他的生辰，不知道他的喜怒哀乐，更不知道他的过去，父亲对我来说，像是一间门窗紧闭的房屋，我徒见其外，屋内的一切陈设我都一无所知——而那扇门是曾经向我开启过的，是我自己把大门紧紧拉上了。这真是不可饶恕的错，这也注定了我无法接近父亲，无法写给他任何有价值的文字。在深深的自责中，我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和悲哀，我们为什么对父辈那么麻木？那么没有情感？也许是我们太爱自己的缘故吧。
　　为了安慰自己，减轻心理压力，我极力为自己开脱，心想父亲也许没有什么可写。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教书先生，一辈子平平淡淡。要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写，文学也就不叫文学了，父亲之所以要我写他，大概是想身后留名而已，这是小知识分子的通病，我坚信父亲的一生中是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或者惊世骇俗的故事可写的，想到这里，我也渐渐觉得安心了。
　　三
　　父亲去世后，我家的几间老屋没人住，很快就破败了，屋顶开始漏雨，庭院里长满了杂草。我打算把它卖掉。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清理父亲的遗物。父亲一生清贫，屋里无任何贵重的东西，唯一看上眼的是他书房里的几百册旧书。这些书籍内容庞杂，不仅有医学、军事方面的专业书，还有文学、花卉之类的闲书，但多数是他过去当教师时所用的课本。这些书籍有些有益，有些只能当作废纸处理掉。于是我就一本本的挑选，在拿到一本厚书时，我心里一阵惊喜，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部外国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我随便翻阅了几页，想把它拿走，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本发黄的书页中竟夹了几张颜色已经发黄的黑白照片。开始我并不在意，我以为是别人的照片，可当我仔细看了每张照片后，我的心不禁砰砰跳动起来。照片一共三张，其中两张上面都有父亲，这大约是父亲二十多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一身戎装，显得英姿焕发。一张是父亲的单身照，一张是他与一个年轻女子的合影，那女子非常漂亮，身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短裙，齐耳短发，大大的眼睛，她的身子紧紧靠在父亲的肩上，显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还有一张照片是那个女人的单身照，那个女人坐在一个花园旁，怀里抱着一本书，面部微微向上，做出沉思状。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写着：民国三十六年摄于鹿县吴家花园。
　　父亲年轻时怎么会是军人？那个女人是谁？从像貌上看，她绝不是我母亲。很显然这些照片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尽管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岁月，可父亲的相貌基础我还是确认不误，尤其是右眉尖上的一颗痣，照片上还看得出。我想从父亲的遗物中找出其他一些物件，可是什么也没有。
　　我只好带走了父亲的几本有用的书籍，几个红塑料皮子日记本。其余的一切，包括几间老屋，一个破院子，全部削价卖给了一户姓杨的农民，然后我怅然地离去了。
　　四
　　回城后，父亲的音容面貌一直萦绕于心，父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牵连，这根线一断，我真成了孤儿了。在巨大的孤独和恐慌中，我很想在记忆中寻回一些有关父亲的往事，写一写他，可惜世事都像隔了一层云雾，岁月茫茫，一切都无从写起了。
　　一天，我正在书桌前冥思苦想时，眼前突然一亮——我突然想起了那三张照片。父亲不是曾经想告诉我他过去的一些故事吗？他的那些故事肯定藏匿在这三张照片中，看看这些照片，也许会猜测到他过去的经历。于是我把那三张照片取出来，仔细地端详着。
　　父亲故于2005年，享年七十五岁。按民国三十六年推算，照片上父亲的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六岁。父亲一身美式军官装束，可以看出他当时是个中尉或者上尉，属于下级军官。照片上那个女人呢？从发型上看她该是一名学生；从气质上看，她的出身绝不是一般穷苦百姓。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特意回了趟老家，找到一位名叫杨树林的八十岁老人。据说杨树林年轻时当过兵，他又比父亲年长几岁，父亲年轻时候的事，他应该清楚。
　　杨树林老人见了我拿的几张照片后，像是用巨大力气回忆似的，浑浊的眼光中显出十分迷茫的神情。在我感到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他竟一字一字地告诉我：“你父亲那时候是个连长，这女的是他的相好，是个教书的。吴家花园，我知道，就在咱们老县城的中心。那时，旁边有所女子小学。”我随后又问了几个问题，比如：我父亲为什么没有和那个女的在一起？那女的叫什么？他们是如何相识的？但这些问题杨树林一概都不清楚，他东拉西扯，前后矛盾。我只好离开他，找到了一本《鹿县县志》。在县志的大事记上有这样的一条记载：
　　民国三十五年春，国民党68军协同当地匪首白青云的民团据守鹿县。李先念所辖中原部队一部六进六出，攻县城未克。后转移至湖北郧县。
　　有了这样一条线索，我便继续往下寻找。哪里才能找到在这次大的历史事件中父亲和那个女的行踪呢？父亲当时作为一个普通下级军官，公开的文献资料上肯定不会有记载，唯一可能留下资料的只能是父亲自己写的东西。于是我就从老家拿回来的那几本书和几个笔记本中仔细地寻找。我一本本地翻，一页页地找，几本书和几个笔记本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一丁点东西。我生气地将那本颜色已经发暗的红塑料皮笔记本用力地往桌子上一扳。谁知，由于时间长了，红塑料皮子经我用力一摔打，竟然被摔破了——几页叠好的而且写有字的蓝格子纸从那个破孔处露了出来。我的眼前顿时一亮，我马上把那写有字的几页纸从摔破了的红塑料皮子内小心地取了出来。
　　原来这上面竟是父亲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我的故事》。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我感到我已经找到了一扇走进父亲的门了。文章用钢笔写在四张印有横格子的白纸上，虽然字写得很密，但字体隽永，看起来就像是一幅钢笔书法字帖。也许放得时间长了，纸的颜色已经发黄，由于受潮什么的，有些字体有些润开了。我小心翼翼地一字不落地看了一遍。
　　在这篇文字中，父亲以十分感伤的语调回忆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文字可以说是对那三张照片的生动注解。照片上的国民党军官就是父亲，他当时任国军68军3团的少校作战参谋。照片上那女子叫胡婉云，是鹿县一个布商的千金，当时在县女子小学教书。父亲是在一次夜间巡防时与胡婉云小姐相识的，后来在一次土匪纵火抢劫中，父亲不仅救了胡婉云一命，而且还保护了她家的商铺，于是他们就相爱了。可是就在他们准备举办婚礼的前一天，父亲他们团接到军部的调令，令他们团火速赶往淮海战役前线。父亲不敢违反军令，当天即随部队开拔了。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广州宣布起义。父亲有文化，本可以在军队任职的，但他时刻挂念着心中人，便千里迢迢地赶回鹿县。可是，胡婉云家的院落和几个商铺已全成了一片废墟……
　　文章在此戛然而至。
　　看了父亲写的这个东西，我十分惊诧，原来我一点也不知道，在父亲的一生中竟然还发生了一段这么哀婉的爱情。尽管照片和文章都是真的，可是我还有些怀疑，从我记事时候起，父亲一直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教师，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军人的影子，更别说浪漫的气息了，他写的这个东西是他亲身发生的吗？
　　为了进一步摸清父亲的真实情况，我走访了一位和父亲年龄相仿而且同在一块教书的翟老师。
　　二十多年前，父亲在学校教书时，一直带着我，那时我就经常见父亲和翟老师在一起。记得那时学校的老师嫌翟字发音拗口，都喊他“贼”老师。父亲退休后曾找过翟老师一次，记得他好像住在县城东岗的家属院内。
　　一天，我打出租来到东岗家属院内。这里是文革时期五七干校所在地，虽距县城不远，但院内杂草丛生，很荒凉。我通过打听，终于在院子西北角处找到了翟老师。
　　翟老师已经很老了。人非常瘦，说话声音都沙哑了。他和老伴正在家里看电视，对我的造访他感到很惊诧。当我说到父亲的名字时，他想了想，这才让我进屋。
　　我先询问了一下他的近况。翟老师很悲观，他们一生无儿无女，退休后买不起房子，只好在这里租便宜房子，一间房子一月80元，还包括水电。老伴没有工资，他们的生活全靠他一人的退休金，每月十分拮据。看到翟老师这种样子，我从身上掏了500块钱，算是看望他。翟老师连连推辞，见我态度坚决，他才接受了。我说明了这次来意，希望他能向我提供一些有关我父亲的往事。
　　翟老师听说我是为我父亲的事来找他的，立刻显得高兴起来，他让老伴儿给我沏了茶。我心里抱了很大希望，我想，作为和父亲在一起工作了很久的人，他不会对父亲的往事一概不知，他肯定会说出几件让我惊奇不已的事。
　　谁知他一开口说得都是有关父亲教书方面的事，他用沙哑的声调极力称赞父亲的书教得怎样好，父亲的字写得怎样好，父亲的知识怎样渊博，全校老师都很佩服我父亲等等。我不满意，让他谈一谈父亲婚姻上的事情。翟老师又想了好半天，只讲了一件事，他说我母亲死后，我父亲一直独身，学校几个老师想把父亲的婚事促成，刚好学校里有个女教师死了丈夫，他们就给双方做工作，那女的都满口答应了，谁知父亲却一口拒绝了。
　　这事使我感到了一丝希望。
　　我问翟老师：“你知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没有再婚？是不是嫌那女的长得丑？”
　　“不不！”翟老师说，“那女的很漂亮，家景也不错，配你父亲绰绰有余。当时我们都感觉很怪，以为你父亲是神经病。”
　　“除了以上说的，你还知道些什么？”
　　翟老师想了半天，又说：“你父亲那时常年不回家，你母亲活着的时候还到学校闹过两次。校长还找你父亲谈过话。”
　　我心里隐隐地疼了一下，我知道，肯定是照片上那个女人占据父亲所有的爱，这才使母亲发生那样的悲剧。
　　“你知道我父亲解放前的事吗？”我问翟老师，并把那三张照片拿出来让他看。
　　翟老师见了那三张照片，显得有些激动，他突然挺直身子说：“哦！想起来了，你父亲解放以前是个中共地下党，对，关于这事你父亲曾亲口对我说起过。”
　　“是真的吗？”我怀疑地问。
　　“错不了，他亲口对我说的。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个小学教师，她和你父亲成了婚。可后来那个女的在战火中牺牲了。你父亲一直念叨她。”
　　翟老师的话让我十分惊讶，我不知道这些话的真实性能有几分，我想证实，但向谁证实呢？
　　回去后，我又拿起了那三张照片，反复端详，尽管翟老师没有提供给我有关父亲解放前的任何完整的故事，但是他却向我吐露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秘密——父亲解放前是个中共地下党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作为儿子，我感到十分骄傲。
　　可它的真实性却很值得怀疑，原因是翟老师在年轻是就爱说谎，不然大家何以叫他“贼老师”？何况我又给了他500块钱，他为了讨好我，肯定要编一个能给父亲增光添彩的故事。
　　五
　　一天上午，我的一位舅舅来了，他是母亲的堂兄，已七十多岁了，算是母亲家族中现在年龄比较长者。他这次找我是因地界问题与邻居发生争吵，那个邻居不仅侵占了他的地界，还打伤了他的儿子，他想让我给他写张状子告那可恶的邻居。
　　我把他带到我的书房，帮助他写好了状子。舅舅很满意，说我不愧是个作家，句子写得就是好，他说他白养了几个儿子，学倒是上了不少，屁文章也写不了。我说人各有所长，几个表弟能干的，我未必干得了。
　　舅舅生气地说：“他们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生了几个窝囊废儿子，不受人欺负才怪。”他随之感叹我能行，说我给我母亲脸上争光了，我母亲要是知道我这么能写，也含笑九泉了。
　　一听到舅舅说到我母亲，我心里一动，也许舅舅对父亲过去的事情略知一二，就问问他吧。
　　我就把父亲所写的那篇东西拿出来让他看了，问他知道不知道父亲原来的一些历史。
　　舅舅认真地看了父亲所写的那几页纸的文字，看罢之后，他连连摆手：“瞎胡扯！你父亲瞎吹什么，还国民党军官呢，没有没有，他也不是什么地下党。”
　　“你能确定？”我问舅舅。
　　“能确定。他是一个外地人，能识几个字，大概在60年前后流浪经过我们村，你姥爷见他可怜，才收留了他，又替他找了份工作，你妈才嫁给他。可你父亲一直嫌你妈没文化，俩人经常拌嘴，还常年不回家。你妈身体不好，农活儿又重，在你三岁那一年大病一场就去世了。”
　　对舅舅的话，我将信将疑，我确信父亲原来不会那么简单，他绝不是一个可怜的流浪汉。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那几张照片拿出来让舅舅看。
　　舅舅看到这几张照片后也感到十分吃惊。他问我是从那儿得到的，我说是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的。
　　舅舅看到照片后也十分吃惊，喃喃自语：“难怪你父亲不喜欢你妈，原来他有心爱的女人。”
　　但舅舅还是不认为父亲是一个地下党，他说我父亲要真是个地下党员，决不会虐待我母亲；要是我父亲果真是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地下党，国家也不会亏待他，让他一辈子当一个无职无权的教书匠；而且他说我父亲的教师职业还是我姥爷托关系给他找的。这一点，舅舅确认不误。
　　舅舅走后，我对父亲过去的故事仍然一头雾水。有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有时认为他是一个地下党，反正认为他就是这两种人的一种，他的爱情故事也真像他写的那样凄美动人，缠绵悱恻。
　　六
　　后来我仔细想想，仅凭几张照片就能证实父亲青年时所发生的故事是十分荒唐的。当事人已逝，我只能说那些故事也许是父亲身上真实发生的，也可以说根本不是。父亲年轻时可能是个地下党，也可能是个对人民有罪的军人，还可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怎能说得清？
　　后来我想尽办法终于在县教育局找到了父亲的档案，档案在籍贯一格上清楚地写着父亲是上海浦东人，但工作简历只从一九六七年写起，以前的一切只字未提。
　　这样，父亲过去的故事也就永远成了一个谜，我只能凭这几张发黄的照片和那几页残缺的文章想象一段有关父亲的故事。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本来可以走进那个屋子，可我硬是把那扇门紧紧关死了，使一个绝好的题材与我失之交臂，我感到我辜负了父亲，也辜负了作家这一神圣的职业。
　　那么，上面所写的这些文字也就毫无价值，只是一篇荒唐之言。尚飨！我敬爱的父亲！
　　姚家明，男，汉族，陕西省商南县人，现任商南县文联主席，商洛市作协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省文化厅“百人计划”入选作家。近年来先后在《北京文学》《长江文艺》《朔方》《雨花》《延河》等全国10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2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守望》《生龙寨》《救赎》3部，中短篇小说集《永远的玫瑰》《陈凤的腊月》《古渡》，散文集《远去的故乡》等。曾获省级以上文学奖1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