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鼓戏《疯娘》编剧是我的朋友梁怀玉。真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一个短篇小说，能被写成一部大戏，并获得成功。商山洛水的戏剧舞台永不寂寞。
　　这是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把生活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以戏剧形式奉献给观众。这给“戏剧之乡”的美誉又添了浓墨重彩。《娘》剧，从最初的舞台人物，到剧情发展，直至剧终都没有太多的剧情冲突。始终围绕着娘的“疯”、婆婆的歧视、邻人的恶作，再到流浪漂泊后回家，回家后又不被儿子相认等情节的叙事塑造人物。人性的善恶，世俗对人性本真的阉割在剧情中得到阐释，但这种常理中的“不善”并不是绝对的恶。基于此，《娘》剧给观众艺术享受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思考。
　　剧中的男主角长顺娶了一个疯子女人，现实生活确有此事。穷人家好坏有个女人，传宗接代，这是正常不过的事。剧情以旧时迎神赛会，在傩舞中疯娘主角上场，男主角长顺上场巧遇，疯女人有了一个美丽如花的名字“桃花”。从此，一个叫桃花的女人，为这个有残疾的穷户人家生了儿子。传统观念因对孙子的爱，桃花遭遗弃。把人之常伦和情理中的故事在剧情中演绎，造成遗憾效果，引起观众融入和共鸣。桃花，人疯着只是精神上一面，而亘古的人性及人性之美、人性之爱却没泯灭。她唱到“怀娃的日子真是好，面捞到碗里给我搅，生下了宝宝变了天……在娘的怀里尿一泡……”亲情，人性，从桃花口中唱出来，谁会相信她的疯。而婆婆则道：“你的奶娃娃吃不成。”
　　婆婆的角儿在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不会把孙儿交给桃花。母子分离是多么大的痛苦，“孩儿是娘生命的明灯，是娘枕上的梦，希望的彩虹……”婆婆也是苦难人家出身。换个视觉审视，她不是大坏蛋之类的人物，却做出了恶事，把桃花领到镇上遗弃了，“入戏三分”是剧作者的匠心。
　　在“回家”一场戏中，把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事运用于舞台，如掏鸟窝，柱儿遭欺负。娘在这特定的时间环境，柱儿日思夜想的娘就在他面前时，柱儿却不认。这其中的心理活动和潜台词交给了观众。而夫妻在这一刻重逢相认，相拥，观众明知是戏，却被剧中情节打动。“手拉可怜的妻，难禁双泪流”，“……冷天钻进破窑洞，热天睡在屋檐下……”夫妻情真意切，剧情按照观众的传统审美和期待、向往，剧情中人物命运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时，剧作者的文本过程和艺术使命没有完成。女主人公，桃花的苦难命运还没有终结。桃花本人不是一个完全清醒的人，她觉得“清醒的人儿最可笑”，但她对“善”“恶”面对亲情时她不糊涂。在世俗面前，在清醒人面前，她失去了属于她自己的尊严，包括在婆婆面前连抱儿子喂奶的资格也没有。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种痛苦，带给观众的共鸣与同感是那样强烈。剧中隐藏着的批判意识，昭然若揭。
　　按普通人性的角度，割草割了麦子，邻居人家的据理评说讨公道不为过分，但作为艺术，就必须按艺术方向和要求去塑造，制造冲突，营造舞台人物艺术形象。桃花抗争不了，因为她是生活的弱者，她的弱是当下社会上缺失现象的折射，一个巨大的问题似乎就隐藏在舞台灯光里，在问，社会到今天，我们还需要点什么，应该维护点什么。
　　《娘》剧是台大本戏，时空跨度较大，在这个跨度中，每位观众也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随时代脉搏心灵的悸动。而剧中的疯娘的命运始终不能摆脱苦难。儿子柱儿上学了，长大了，她的寄托始终不变。婆婆去世，柱儿到县城上学几年里，送粮送钱送衣衫。“结草衔环报不完”，这时理应是传统戏剧艺术的“大团圆”时，她却坠崖殁命，“天塌了地陷了，千丈崖出人命了。”
　　用悲剧手法交待人物命运的全过程。一个最纯、最美、最真，半迷糊半清醒，最本真的母亲，带着对丈夫、对儿子，对人间莫大的爱，和对生活无限憧憬而突然地去了。观众的心突然像是被谁砸了一闷锤。唏嘘与哀叹，是因为现实中有许多的无奈，无解，就像拨不了墙缝里的弦一样，观众带着遗憾与惋惜，陪着大幕落下。
　　城市永远不寂寞，这就是乡下人往城里挤的理由，能挣钱、能安家，还热闹。这一热闹，把许多考量就忽略，一忽略难免茫然。《疯娘》上演的日子，剧场座无虚席，本来花鼓剧是商洛人的最爱，一台《婆娘》给人们带来了一场艺术盛宴。如果说文学是人类情感符号，那么作为《疯娘》，她完全则是凭借着符号里的艺术魅力征服观众。尽管剧中人物的塑造方面的个性化有待进一步完善，到完美塑造过程，但它不失为当下商洛戏剧舞台艺术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