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书堂 侯占良 张志宏
　作家 孙见喜 
　　问：孙老师好！多年来，你先后创作出版了十多部各类文学作品，获省市报刊文学奖三十多次，像小说集《望月婆罗门》，长篇小说《山匪》，散文集《小河涨水》《浔阳月夜》《跪拜胡杨》等，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贾平凹在《孙见喜风景散文五十篇》序里说，你用书面语言描摹风景，在中国文坛堪称独步。五十多篇风景散文，有的进入高考题库，有的被选作高考模拟试题，大量被中学生作文类刊物转载评析，对大中学生的书面语言训练，无疑树立了新的标高。你可否透露一点写作“秘籍”，尤其如何写好散文，让喜欢你作品的作者学点“真经”？ 
　　答：散文这种形式，现在网上特别多，每个人都在写，比如怀旧的，亲情的，个人生活规律的，比较多，陕西也出了一批新生代散文作者，频频获奖，量也比较大。散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是一个很广泛的可以讨论的文体，人们对散文的理解也不同，像肖云儒的“形散神不散”，到现在还在争论。有人说，散文必须是写“我”的，散文必须真实。有人说散文既然属于文学的范畴，必然就要有作者的艺术想象，艺术解构，有自己对生活的一些独特的看法，还举了一些独特的例子，比如莫言写俄罗斯的一些散文，写的时候莫言就没有去过俄罗斯。古人也有这例子呀，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他就没有去过岳阳楼，却成了千古名篇。这个就可以检验一个作家的艺术想象能力。 
　　散文写作，首先要有自己的语言，用来吸引读者。第二，要有哲理，要讲一些道理。比如贾平凹写风雨来临之前那种气象，写得翻江倒海。但通篇没有一个词写风和雨，这就是高度。 
　　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现在来讲，谁都能写散文，网上大量的，自己给自己发表，失去了对语言的敬畏，对文学的敬畏。你个人可以作为记事，给自己娃作为精神遗产，但是你要进入文学艺术，那必须得讲究语言，必须讲究思想，希望咱们陕西一些新生代作家，包括商洛一些作者，不要以为自己出了几本散文集，就以为自己是散文家，这中间还有很多路要走。 
　　问：刚才的话题，已涉及当前散文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没有独特感受和艺术想象的问题，满足于把书写出来、出出来，没有给自己定高度的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储备和思想的储备问题。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答：是的。如果随便写写无所谓，说要以散文家出现的话，还得要培养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能力。要有对生活的联想能力，对生活的敏感性。贾老师早期的散文，咱好多作者没有好好读，里面确实没有什么故事，没有什么人物，但是贾老师是从那开始起步的。如果把《观沙砾记》《一颗小桃树》《风竹》《风雨》一路读下来，绝对有新的感悟。一个月亮能写16篇，这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以实写实，容易受限制。所以，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语言，要有自己的比喻，这个就比较难，不然怎么和别人区别开来。 
　　问：你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作家，不仅在小说、散文、评论这些文学创作上有建树，同时还涉及舞台艺术和一些文化研究的领域，这都得花费精力。那么你在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上，精力是怎么安排的？是有意为之，还是随心而为的？ 
　　答：一个文学工作者，或者说一个作家，要走得远，还是要专攻一项，术业有专攻。我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因为最早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或者写散文，后来涉及评论、书画评论、戏剧评论、文学评论这块。这和我当时的职业有关系。我当时在出版社是编审，咱西北专业文学出版社就这一家，所有的文艺行当，都要去参加。去了就要发言，就写评论。参加一个诗歌小说散文的研讨会，就要发言，读一些同时代的人，我过去也有点储备。打下了一点文学基础，后来到全国参加研讨会，介入了更广泛的文学世界，这就是进入到评论行业的原因。我的评论，始终坚持个人的视角，始终站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上谈。比如我的第一本评论集，就是站在中华传统文化立场上看待作品，看待万事万物。这是由我的文化立场决定的。在文化艺术这个行当，涉及面宽，这与我当编辑的经历有关系。编辑是个杂家，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还是劝大家术有专攻，你看路遥在散文和诗歌写作上就很少，一直专写小说。贾平凹我们经常说不能用一般理论来概括这个人，但是好多人不以为然，事实就是这样，贾平凹最早写故事，写了《一双袜子》，后来写了儿童文学《兵娃》，后来写小小说，然后才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一步一个脚印，一个没落下。你问中国当代作家谁走过这条路，人家就达到这种高度，很扎实。 
　　学者 孙见喜 
　　问：你既是作家，又是文化学者，能否从文化学者角度来谈一下这几年你都做了哪些有影响的事？ 
　　答：说我是学者，我要纠正一点，我谈不上学者，但是我从文化这方面关注的比较早，从文化视角这方面认识生活。如果用十几年时间阅读中华文化原典，读起来确实很难，我把这叫做补课，而且我认为中华文化补课应从教育做起。有人问，怎么补课？我说老老实实从《三字经》开始，从《弟子规》开始，从如何做人开始，早上起来问候老人，打扫庭院，见到老人微笑面对。从最基础的做起，所以后来我就好好读儒家的经典，吸收其中思想哲理。儒家讲修身，佛家讲修心，道家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大体是这样。这三家有偏重点，整个支撑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价值观。昨天在西安理发，遇见一个人聊起来，他说中国文化讲人与人之间要讲仁义、讲道德，向善相处，佛学讲慈悲，道教讲不要破坏大自然，咱们为什么丢掉了？我说丢掉也是一百来年的事，原来这些也支撑着这个民族的思想和精神，因为近代以来，国力衰弱，东也敢打你，西也敢打你，咱没办法，丢掉之后引进科学，科学救国，也是个权宜之举。但是现在国家富强起来了，重视精神建设，就要从老祖宗那里找到一些资源。中华文化源头，到现在来看，非常科学。人从哪来的，西方解释是上帝造的，而中国怎么解释，《道德经》上讲：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先有万物而后有男女。你看，天地、万物、男女，一种递进的关系。火从哪来的，西方说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里偷来的火，而中国古人咋说哩，钻木取火、击石取火。这就非常真实，从实践中来。房子怎么来的，西方文化给你讲上帝给造个伊甸园，中国咋讲哩，构木为槽。大水来了咋办哩，上古时代都有大洪水这一说，西方人说诺亚方舟，拉人跑了，中国讲的是大禹治水。所有文化在源头上，你看哪个更接近人类发展历史？这个不承认不行，好多人不了解。 
　　我在学习传统文化上，也没有啥巧妙的办法，就是读书，读书之前要选书，会选书，根据自己的文化方向选书。再就是交友，找几个文化方向一致的人，可以交流，这样能省好多时间。通过读书，通过与朋友交流，我也有好多感悟，也有好多知识的储备，这十几年来在各个院校和企事业单位做好多报告。报告一个是讲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碰撞，另一个讲一百年来中西医的交流，再就是文学方面散文创作、戏曲欣赏。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把我聘为国学院院长，这一块现在教材已经出来了，有小学国学课本，中学国学课本，人大出了一套，陕师大出了一套。我见过这个大纲，现在就是课程如何设置，如何招生，仍还在探索阶段，没有全面铺开。但是民间国学教育很多，陕西省国学研究会，我担任副主席，现在各市县都成立了。这几年在国学方面，我主要从大文化这方面来讲，讲一百年的文化没有变，但是在机构里面，有朋友在讲《道德经》，有人专门讲《论语》，还有人讲《孙子兵法》，也有人讲《黄帝内经》的，咱都有教师。重点抓的就是少儿国学教育，少儿国学在西安班设得很多。 
　　问：你所从事的文化研究与传播，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答：文化趋向决定了我的文化立场，决定了我看待事物的方法，决定了我的写作立场，构成我分析世态人情的一个基本观点，所以我的散文从审美上来讲走的是中国传统审美的路子。不是油画那种。 
　　我以前说过，文学作品就好比个篮子，道呀、佛呀、禅呀、就好比苹果、核桃、栗子、放在篮子里，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要有内涵，要有思想，哪怕你内涵的质地不一样，有的人传递的慈善，有的是个人价值，以邻为壑是一种价值观，同舟共济也是一种价值观。我的作品，从不同方面都体现了我对国学的认识和理解，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以及评论。 
　　编辑 孙见喜 
　　问：孙老师，作为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你编审了好多书，你记忆深刻的是哪本或哪套丛书？ 
　　答：我从1984年进入编辑行当，我是学工出身，一边工作，一边大量的补课。在文学方面，当时对一些业余作者出书比较多，当然书要感动我。比如西安纺织城那个女作家的小说，在印刷厂印的时候工人就看得流眼泪。这样的作品，只要感到是好作品，咱就尽量往出推。后来就是编辑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比如商洛的麻斌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看还不错，就给出。好小说没有得到重视，我就力推。京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文化层》写文革前后的文化馆，很有个性，很有故事，出版不了，咋回事情，我得把它出出来。我出版的最有影响的就是《贾平凹小说精选》，获得了金钥匙奖。《高老庄》是贾平凹16部长篇在陕西唯一出的一本原创作品，我是责任编辑，我通过出版社做工作，入围第二年的茅盾文学奖。再下来就是《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十一卷，其中，王蒙、贾平凹、陈忠实、铁凝、张贤亮等十一人，都是一线作家。 
　　我选的实力派作家，不只有中老年作家，也有青年作家。我看他们是有文学前途的，有潜力的，现在事实也证明我选的有道理。当时，陕西也有想进没有进去的。当时陕西进去的有京夫，有贾平凹。京夫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大奖，贾平凹获得过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这是一个底线，但是有青年作家突破了这个底线，因此我选了这些突破底线的青年作家。为此，引起来一些非议。但现在来看，这套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积累，起到一些积极作用，现在好多人在网上找这套书。 
　　大哥 孙见喜 
　　问：在陕西文化圈里，以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为标杆的商洛作家群引人瞩目。商洛作家间的上通下联，聚散拢合，学术研讨，取长补短，乃至生活上的细枝末节，孙老师可谓该操的心操了，不该操的心也操。有人说你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太好，好的没有原则，这大概是玩笑话。但你被大家公认是文学上的大哥，也是事实。你能给读者朋友讲讲与商洛作家、作者们之间的逸闻趣事吗？ 
　　答：首先这是大家对我的厚爱。文学大哥不敢当，但是我在努力帮助大家，尽力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商洛作家的实力在陕西也比较强，而且后续有人，因为我在咱们这个文学和文化圈子里面年龄比较大一些，混的时间长一些，再有就是处于编辑岗位，和大家接触的自然多些，要组稿，要办讲座等等，就有了一个天然的联系。商洛这一批作家，最早的屈超耘、张中山，散文集当时我也给联系过，教育出版社，希望能够把这个作为成果推出来。还有商州文化馆的宁静(宁有志)，当时我觉得他很困难，在卖瓜子花生，后来帮他出了第一本书，儿童文学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提携，能帮助的，哪怕有些责任要我承担的，都没有关系。我给他们写序非常多，大概给30多个人写过序或者评论。陈仓从上海回来，和我把他的作品谈了一次，他也是咱商洛人，属于精英人物。后来的年轻人，在网上交流比较多。商洛的散文作者，我也给提点意见。比如商洛花鼓属于商洛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多方面的保护，保护需要资金和项目，能提供信息的，我就跑相关部门跟人说。去年省上的“百人计划”项目，省文化厅管的，有创作资金资助，我给一些作者主动申报，给商洛作家打电话的有三四个人，因为申报是第一步，好多因为信息不通都不知道。我让他们主动申报，因为这是一个好事情，一月有3000元收入，二至三年，这样他们的生活就得到了保障。只要我得到的信息，我就及时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多争取政府的资助，能够参与进来，这样对促进地方的创作，提携新人，都有好处。当然咱也没有什么权利，但是能提供信息的就提供，能帮的忙就去帮，我就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