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影
　　每每行走在去西安的路上，只要汽车一驶进蓝田，我就将头伸出窗外，仰望那逶迤而厚重的白鹿原，因为在这个原上，不但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叫陈忠实，而且诞生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名字叫《白鹿原》。
　　熟知陈忠实老师是从阅读了《白鹿原》之后开始的。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初，十年动乱虽然已经结束，百废待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文学创作和其他行业一样赢来了真正的春天。就在这一背景下，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代表的陕西文学东征拉开了序幕，紧接着，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程海的《热爱命运》先后问世，在全国文坛引起了地震，尤其是《白鹿原》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购买，为能拥有一部《白鹿原》而荣耀。我那时也算是个文学发烧友，但却对当时的作家孤陋寡闻，直到托在新华书店上班的朋友走后门买了本《白鹿原》后，才开始关注起陈忠实老师来，这一关注让我知道了在此之前，陈忠实老师就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精品，其影响早已誉满三秦享誉华夏。也就从那时起，陈老师就和他的《白鹿原》在我的心目中，耸立起一座厚重的高山，也就对现实中的白鹿原充满了敬畏。所以，当陈忠实老师驾鹤西去的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一时回不过神来，怎么可能呢，陈忠实老师是一座大山，怎么能说倒下就倒下了呢？
　　我多么希望这是一条假信息啊！当我用电话从文友处得到证实时，文友以他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告诉我，是真的，文学大家陈忠实老师永远地走了。文友的话音刚落，霎时我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
　　悲痛之余，用记忆的鼠标搜寻近20多年来我与陈老师的点点滴滴，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没有其他作家老师那么幸运，近距离面对面地与老师交谈，更没有亲耳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即使在散文集《鸟语》付梓前，西安的一位老师建议我，在崇尚名人效应的当今社会，何不去找一下陈忠实老师题写书名，或者请陈老师作序推荐什么的。我委婉地谢绝了这位老师的一片好意。原因在于我不是不想，问题是自己的文字根本拿不出手，更何况陈老师是大家，自己虽然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数百篇的豆腐块文章，却没有一篇自己满意的，显得是那么的浅显与稚嫩，虽然混了个作家的称谓，而用父亲的话说，只不过是省作协会员的名单上，多了一个名字而已，哪敢去麻烦陈老师呢。直到散文集出版后，这位老师再次建议我，抽空去给陈老师送本书，让陈老师给你写篇评论之类的文字，否则的话，你的书就是一堆垃圾，不要说读者花钱来买，就是你白送给人家，还看人家要不要哩。再说陈老师平易近人，尤其对文学新人的扶持很热心。尽管老师说的是肺腑之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依然没有去找陈老师，我不想用自己的浅薄去沾污文学的崇高，更不想以自己的无知去耽误陈老师的宝贵时间，以至于留下了未与陈老师谋面的终生遗憾。那年盛夏时节，省文学基金会在泾阳龙泉山庄举办残疾人作家培训期间，一开始就听说陈忠实老师也将前来授课，心想这下能有机会近距离地看到陈老师了，没承想直到培训班即将结束，都没有盼到陈老师，原来，陈老师有病住院了，而且病得不轻，当王芳闻老师将这一不幸告诉大家后，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底。培训班结束后，我返回丹凤在路过蓝田时，再次仰望蓝天白云下的白鹿原，不停地在心底里为陈老师默默祝福：挺住吧陈老师，白鹿原不老，你永远不会老！
　　太阳和月亮不知交替了多少次的班，一晃就进入隆冬时节，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我收到了两条信息，一是陈老师的病情有所好转；一是由邢小利老师撰写的《陈忠实传》已经出版，王芳闻老师给参加培训的每位学员邮寄一册。这两个消息在寒冷的季节给我平添了无限温暖，尤其是这部《陈忠实传》的到来，让我有了了解陈老师内心世界的机会，也弥补了我与陈老师未曾谋面的缺憾。
　　恰巧在刚刚进入腊月不久，我去学校送书下车时，一脚踩空将大腿摔成了骨折，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仔细地读完了那本《陈忠实传》，进一步了解到陈忠实老师不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好人，书中有许多特别感人的事例。如1987年8月，陈老师去长安查找资料时，一天晚上，他和《长安报》的编辑李下叔在宾馆一边吃桃喝酒，一边聊起了他着手创作《白鹿原》的想法，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的枕头情节，这一情节既表达了陈老师的果敢与坚毅，又表达了一个文化人的悲壮与无奈，读来令人动容。还有一处是陈老师为了写作《白鹿原》毅然辞掉了省文联书记一职，要知道这个厅级职位在当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尤其是到了他这个年龄，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作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他看重的是自己的枕头工程，却将官职权利看得很轻很轻，与那些跑官要官买官的人相比，不能不令人钦佩他的思想境界与人生追求。
　　书中类似这样凸显陈老师人格魅力的描写有很多很多，足见陈老师的为人与为文，无论是在陕西，还是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读者心中，已耸立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一座常读常新的高山、一座令人敬仰的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