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耳熟能详的先秦寓言里，他解读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思想；从文人们热切捧读的文化读本《老子》里，他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出耐人寻味的“经济理论”；对于老百姓关心的“幸福指数”，他深入浅出地阐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学观点……正是因为这样独到的见解、专注于学术研究的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也使刘正山成为了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
　　作为商洛人的刘正山，他的经济学研究独树一帜，在天南地北商洛人当中，被熟悉他的人们归结为“刘正山现象”。
　　学生时代崭露头角，有望成为经济学人
　　刘正山当初能考上大学，没有出乎亲朋好友和老师同学的意料。在“一山未了一山迎”的镇安乡村，看着他长大的乡亲都认为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然而当刘正山拿到东北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喜悦过后，却为学费、生活费发了愁。刘正山清楚，上大学就意味着要接受“两个考验”——既要完成学业，又要经受经济上的考验。学经济专业，自身经济上的拮据，使刘正山的思维比别人更为活跃。他告诉记者，东财读书的时候，他本科阶段为了生计经常写论文。因为家里穷，上大学的学费是贷款和筹借的，没有生活费，写论文可以赚稿费。
　　学生时代就写论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骄傲的事，刘正山不但没有什么快感，到现在谈起来甚至很无奈。然而正是这样的历练，改变了他的思维取向，为他日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说到他在东北财大读书这一段时，刘正山为自己能够静心在图书馆读书感到欣慰。他说，大学学得怎么样，某种程度要看在图书馆时间的长短。其实，泡图书馆久了，自然是博览群书，也得到图书馆老师的青眼，对他日后发展有很大帮助。
　　从“北漂”出发，一个经济学人羽翼渐丰的准备过程
　　大学毕业之后，刘正山曾经有段“北漂”的生活。从到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当编辑，再到搜狐网站，乃至以后的几年，他四处奔波求生存。他说：“2001年初，我在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当编辑。搜狐E-finance部门的总经理胡彬挖我过去做财经频道的主编，我当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就说可以先做高级编辑。1个月左右，因我工作成绩突出，他们让我来负责。”正像他描述的，“生计所迫，只想找个收入高的工作”，因为当时1个月工资五六千元，而其他单位也就1000多元。他向记者透露，上大学借的钱，就靠这个阶段的结余来还。
　　尽管是为了生计，但刘正山也没有丢下自己的兴趣，理想和信念在心中不断地酝酿、发酵。这个阶段的刘正山，正像一架从跑道上离开地面冲向蓝天的飞机，不断蓄积着向上的力量。
　　工作是为了生计，经济学术研究却是他真正追求的目标。刘正山介绍说：“我的学术研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的。因此，研究中没有功利思想，全是纯粹的学术研究，相对也就容易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的专长是学术研究，便跳槽做中国土地杂志的执行主编。做编辑之初，刘正山撰写和发表了几篇讨论经济基础理论的文章，不料业内有几位学者看到文章之后，要找他辩论。他自认为学术功底不佳，本想在基础理论方面下功夫进行提升。但一位老师坚决反对，理由是，在基础理论方面做研究，几十年下来也未必能出什么成果，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应该为人类作贡献。于是，他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写策论文章上。
　　这一次，为了“稳妥”起见，刘正山将论文寄给东北财大图书馆的程勉老师，请他指正。刘正山读本科时是图书馆的常客，程老给予他的帮助非常大。程老看完论文，便转交给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汪祥春。汪老的评价是：文章的论证不容易让人看懂，但观点很独特。程老便跟汪老说，这孩子很好学，可惜一直没有好的导师，要不你就收个弟子？汪老同意了。就这样，刘正山成了汪老的弟子，尽管尚未谋面。
　　汪老生于1918年，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留学，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论文。“文革”结束之后，年过六旬的汪老积极倡行现代经济学教育。刚恢复高考，他就倡导学校设立“工业经济学”专业(即产业经济学)，并成为全国产业经济学的首批博士生导师。
　　当时，刘正山想将杂志约稿面扩大一些，便与汪老商量。汪老向他介绍了两个人，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后来，刘正山才知道二位是汪老的弟子。
　　刘正山想继续读书，便与程老商量。程老说：“汪老不是已经收你做弟子了嘛，直接跟着他读博士就好了。”于是，他带了几篇新写的论文登门拜访汪老。汪老说，“我年纪大了，只能收最后一次博士生了，你就做关门弟子吧。”
　 寻找差异化，做最前沿的学问
　　刘正山的经济研究成果主要中体现在幸福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方面，而且所做的研究基本上是最前沿的。
　　2007年1月，刘正山出版了他的《幸福经济学》论著，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幸福经济学》的论著。在2008年《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编辑部评选的“200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这部专著被作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快乐和幸福”领域的代表作列入，而且是唯一的一本书。《科技日报》《中国社会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称刘正山是“国内幸福指数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有“幸福经济学提出者”之称。
　　由于对幸福经济学领域介入较早，2009年，刘正山应邀加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主持的幸福指数课题组，该课题列入全国人大“十二五”规划调研的15个重点课题之一。刘正山数次代表课题组接受《南风窗》杂志、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
　　2013年，刘正山应邀为当时的不丹王国首相吉格梅·廷莱的演讲集《幸福是什么》中文版撰写推介词，他还作为中国幸福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受邀对不丹王国进行了学术访问。不丹是国际上幸福研究的先驱和大本营，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并推动了联合国大会第65/309号决议《幸福：走全面发展之路》、第65/281号决议《国际幸福日》、第67/697号决议《幸福：走全面发展之路——秘书长的说明》等文件的出台。
　　与此同时，刘正山在土地史方面的研究也是最前沿的。他独立完成的专著《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入围新华网2014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候选书目及2014年度腾讯·商报华文好书备选书单。《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史(上、下)》，则入选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刘正山的博士后导师韩俊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为《大国地权》一书写的推荐词全文为：“我的学生刘正山，花费了七年时间，将我国五千年来的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行梳理，辨析变革背景，分析成败缘由，总结得失。并与海外土地制度改革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当今的土地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对今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土地改革史论之作，均集中于近现代。故，此书对于填补古代土地改革历史研究的空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古人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此书对于今后我国的土地改革，也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与智者同行，走向中国经济研究核心层
　　2018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策划了专题报道“百名学者前瞻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刘正山作为“目前活跃在一线、有影响力的百余名经济学者”之一，接受专访。同时，他还担任河北雄安新区的住房政策专家，是《河北雄安新区住房租赁积分管理新模式》等文件的起草者。
　　据刘正山介绍，他的主要论著，无论是《幸福经济学》《老子经济学》，还是《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等，全都是个人兴趣所在，写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考虑过能不能发表。写完之后，与人谈及，有出版社找他谈出版事宜就出版了。他说：“我最大的兴趣，是经济学基础理论，近乎‘体’；现在做的呢，主要是政策研究，近乎‘用’。”
　　他到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除了基础理论研究，也侧重于应用研究。他说：“非常感谢程勉老师和汪祥春老师，还有周天勇，在他们的带领下我走上了经济研究之路，然后参与了中央相关部门的几十个课题研究，对相关方面的情况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而且课题组的成员多为各大中央智囊团成员、各个部委的司局级及以上干部，与他们一块调研、交流，使我成长很快。因为，单纯做学术研究容易陷入书斋，而和这些官员、经济学界精英在一起，耳濡目染，无形中就会见识广博，观念新锐。”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后来参与吴晓灵的课题，跟着韩俊做博士后，也接触最前沿知识和顶级的学者，这个非常重要。”刘正山感慨地说：“扎根在肥沃的土地上，成长就快一点，吸收的营养更多、更好。”
　　现在，刘正山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文化和旅游部中华文化促进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顾问、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等等。
　　刘正山曾担任《中国土地》杂志执行主编，国土资源部舆情内参主编。近几年先后参与全国人大、中央党校、中央农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50多项课题研究。通过《思想理论内参》《经济日报内参》《光明日报内参》等上报多篇政策建议性文章，部分成果获得中央领导批示，这些年，他著书20多部，参与撰写多部著作。
　　总结“刘正山现象”，刘正山认为，第一，学术研究不要功利化，如果为了申请课题、为了评职称、为了赚钱，反而不大容易做好，失却赤子之心，看问题就难以直达本质；第二，要接触最前沿、顶级的研究成果和这类的人员，反复参悟，潜移默化；第三，基础理论是最重要的，决定了个人以后的发展潜力；第四，不局限于一个领域，跨界之后，更容易触类旁通，将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想明白。他说，还要放下身段，不管是调研、思考问题都不要先入为主。另外，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即使是不识字的老农，也会有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