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民国六年，和千万旧中国妇女一样，裹着一双小脚。本来瘦小的身体，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为了生计，为了抚养我兄妹6人成长，硬是活生生地将自己的一颗完整的心掰成许多小瓣，分给了丈夫，分给了儿女。未到60岁，身躯就完全佝偻了，手上的皮肤皱巴巴地聚在一起，枯瘦干瘪。但她毅然坚强，用她肩膀和双手为她的子孙们遮风挡雨，直到去世，未享受一天现代的生活。现在兄妹几人生活都好了，该是我们尽孝时，母亲大人却匆匆地走了，每每想起这些，总是让我揪心地痛。
　　我家兄妹六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缺衣少食，父亲在乡下供销社，每月工资26元，按当时市面粮价，最多能买20斤包谷。加上当时奶奶健在，又多了一口人(至今记得是1962年，父辈兄弟5人，合资给奶奶买了10斤包谷，我们孙子辈给推磨加工，实在饿得不行，便推着石磨，抓着包谷生吃，在当时是那样的香甜，现在孙子常不吃这，不吃哪，我常用此事教育孙子)。由于生产队只有母亲一人干活，按劳分粮的份额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挨饿是常有的事。
　　母亲为尽量减少我们挨饿，除了白天干活外，托人找到在水磨为队食堂加工磨面的活计，一是可多挣工分，二是每晚加班的人可享受8两馍。因此那段时间，每晚12点都会把她分得的加班馍送回家，叫醒睡着了的兄妹几人，每人掰上一口，可母亲一口未动，返回水磨继续加班。那段时间，她多次饿倒在磨旁。
　　尽管当时生活如此艰辛，但母亲仍独揽了家中活计，叫兄妹都必须上学读书，但大哥大姐受文革不招生影响没能念成书，而我与二姐后来分别考入了商洛卫校和丹凤师范，这些算对母亲的一点慰藉吧。
　　母亲大人虽目不识丁，但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常常教育我们，先做人再做事，实诚做人是根本。记得一次放学后，我在路边捡到贰角钱，高兴地跑回家告知母亲，她却阴沉着脸问道：“到底是拾的还是拿别人的？”并强拉我到拾钱的地方看一下，以作印证。她经常告诫我们，别人东西再好，不能动，不准想，想想也是罪孽。想要啥，都要靠自己努力。
　　正是在母亲要读好书、先做人再做事的理念熏陶下，我们兄弟姐妹这一生虽然没有多大的成就，但都能本分做人、踏实干事，为别人、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母亲一生勤劳简朴，与人为善，更喜欢帮助左邻右舍，深得亲属邻里厚爱。所以，这么多年来，无人直呼她的名讳。邻里大人、小孩常常以隔壁婶、隔壁婆地叫了她几十年，无人知道她的名和姓，直到母亲去世，灵牌上才出现她的名和姓，亲属、邻里才得以知晓。
　　这就是我的母亲。母亲没有名和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