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至今的《诫子书》，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诸葛亮临终之际写给儿子的那个版本外，还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人物写给自己儿子的其他不下十个版本。这十多个版本《诫子书》除了作为过来人的父亲告诫儿子如何修身养性、为人处世、读书学习之外，无不有的放矢地针对孩子的个性特征和缺点不足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深刻印证了“知子莫若父”的古语。
　　春秋时期，陶朱公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因杀人被判死刑，秋后问斩。范蠡闻讯，急忙准备了千两黄金和一封书信，叫小儿子到楚国找楚相帮忙。大儿子听到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执意要去救二弟。大儿子到楚国后见了楚相，呈上礼物和书信。第二天，楚相便上奏楚王释放在押的死囚，楚王很快便下旨大赦囚犯。大儿子听说弟弟已获释，便到宰相那里讨回千两黄金。结果导致楚相怀恨在心，下令斩了范蠡的二儿子。等到人头落地时，范蠡让小儿子运的棺材正好赶到。范蠡为何能料事如神呢？原来，他的长子是在贫困时期出生的，从小历尽艰辛，深知钱财来之不易；而小儿子却是在他发达后出生的，向来挥金如土，对千两黄金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他知道大儿子一定办不成这件事。这就是“知子莫若父”的典故。
　　有趣的是，在这十多种《诫子书》中，父亲们多以过来人的身份有理有据有节地将自己和儿子进行理性分析比较，以自己走过来的经验教训教育孩子，代入感很强，塑造出了一个个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慈父形象，出发点都是为了让孩子少走弯路，勿蹈覆辙。在诸葛亮《诫子书》中，诸葛亮根据对儿子诸葛瞻“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的隐忧，提出了“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的主张。张居正在《示季子懋修书》中，针对儿子张懋修因好高骛远、贪多务得、用力不专而导致科场失意、自暴自弃的情况，拿绝世之才的治学和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现身说法，点拨儿子从牛角尖中走出来，“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有大格局，“望汝等继志绳武，益加光大，与伊巫之俦，并垂史册耳！岂欲但窃一第，以大吾宗哉！”最后，文章又落脚到爱之深、责之切，“读书做人，操之在己”树立信心，“汝其思之”点到为止，舐犊之情，可见一斑。张之洞在《诫子书》中煞是用心良苦，考虑到儿子从小养尊处优、喜欢打闹，不是一块学习的材料，探花及第出身的张之洞嘴上虽说“愤愧欲死”，培养方式却很因材施教——直接送国外军校习武。出国半月后又强忍“不一日离汝”的爱子之情，有板有眼地从生活到学习进行教育引导，尤其是以自身为例，“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犹兢兢也，常自恐惧，不敢放恣”来教导儿子在异国他乡要夹着尾巴做人，谦虚、低调、谨慎。
　　尽管这十多个版本《诫子书》也多少反映出不一定是“什么蔓子结什么瓜”，但更让人钦佩的是这些父亲们的自知之明和知子之明。能够在和孩子的书信中客观剖析自身成长经历与冷静分析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点到为止。这也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知子莫若父”的前提是父亲本人有自知之明，有了自知之明才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知之明和知子之明互为表里，两者却并非鸡和蛋的关系，而是由父亲的自知之明推己及子、将心比心，讲究有理有节“己所不欲，勿施于子；己所欲者，亦施于子”，乃至推子及于万物的知之明。毕竟，“子不教，父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