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栋

　　1910年8月3日，王柏栋出生于陕西商洛镇显神庙村。1929年夏于商洛镇两岭小学毕业，被家人送到河南荆紫关其岳父处学做生意。4个月后瞒着岳父来到杨虎城属下的杨子恒部当兵。因他勤奋努力又有文化，被当时任补充第四旅旅长的杨子恒所赏识，留在身边当勤务兵。不久适逢杨虎城在南阳办教导队，杨子恒便保送王柏栋去南阳参加学习。1930年6月在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经阎维良、王允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王柏栋作战勇敢，机智多谋，多次受到谢子长的表扬。1933年王柏栋调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队长，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智取三原鲁桥镇，被称为“智多星”。1933年7月渭北游击队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王柏栋先为一连指导员、连长，后任团参谋长、团政委。因敌四面“围剿”，他和团长黄子祥率红四团主动撤离三原转移到照金苏区，与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王泰吉等领导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张邦英等领导的耀县游击队会合。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柏栋参加这次会议。会后参加智取旬邑县府驻地张洪镇、奇袭甘肃合水等战斗，表现英勇。不久奉命到陕北苏区工作，负责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11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春，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
　　1934年秋，王柏栋前往陕南汉中、商洛一带了解地方情况。在故乡商洛，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给其学友米信公、刘焕尧等送《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给其二弟王柏桢赠《政治常识读本》；给商洛镇民团头目、故旧张虎森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劝说在地方民团当班长的三弟王柏梁多学军事技能，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拉部队参加革命。在短短两个月里，他一心一意地完成党交付的革命工作。
　　10月29日，王柏栋以白东的化名，用墨笔在其家西厦房墙上写下他崇高的革命理想：“不堪回首的颠沛，何时才获得未来”“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渡此血的惨辜生涯”。表达革命者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决心。
　　同年底，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庾家河一带。部队西进后留下程启文领导的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在今丹凤县孙家山一带开展革命斗争。“追剿”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部队对这支小分队展开三路“围剿”。王柏栋闻讯后，一方面说服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帮助游击队，另一方面冒雪奔上孙家山和程启文联系，促成双方达成统战协议。在王柏栋的帮助支持下，程启文领导的小分队不仅避免了损失，还创建了以孙家山为中心的小块红色割据区域。
　　1935年3月底王柏栋离开家乡赴陕北，9月在“左”倾错误肃反中被关押。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下令纠正错误肃反，释放被关押人员。王柏栋被释放后到红一方面军工作，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1936年6月调任红十五军团总政治部地方科工作，任敌工部科长。此后又曾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地方科科长、中共陕西省委地方科科长等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王柏栋为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于11月返回商洛，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两岭小学、商镇、龙驹寨、商县县城等地发展民先队员200多名，成立国难研究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从1938年2月开始，先后在学校、农村和地方武装中发现和培养王连成、刘丹东、彭一民、巩德芳、薛兴军等一批积极分子，并先后吸纳他们入党。根据党员分布的实际，建立起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3个中共支部。到1938年6月底，中共商洛工委共发展党员30多名。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在王柏栋的领导下，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抗日形势和任务，部署各方面的抗日工作。使商洛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新的局面。为了提高这些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的政治、军事素质，坚持持久抗战，商洛工委有计划地派员赴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西省委党员训练班及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为商洛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王柏栋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广泛结识进步人士，组织群众在龙驹寨示威、请愿，夺回被顽固分子冯麟生劫取的商洛镇联的100多支枪。王柏栋还积极在商南、商县西南乡、杨斜等地建立抗日武装，组织剿灭在商洛山区活动的汉奸特务组织“黑煞道”。
　　正当中共商洛工委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之时，坚持反共立场、破坏抗日的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指示龙驹寨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买通土匪曹老五，伺机暗杀王柏栋。1938年7月25日黎明，王柏栋通夜工作刚刚入睡，曹老五率众闯门而入连击数枪。王柏栋牺牲时，年仅28岁。
　　8月1日，陕西省委在驻地云阳镇举行追悼王柏栋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汪锋代表省委对王柏栋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称他是“我们最忠实、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抗日战士”“群众领袖”，“王同志的牺牲，不仅是共产党的一个损失，而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补救的损失！”号召全西北的同志，“不仅仅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而且要学习他的宝贵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