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南县城出发，车子一路向东行驶，行驶七八里后，顺路标左拐，眼前突然一亮：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马路干净整洁，一幢幢白墙青瓦的房屋错落有致，一盏盏明亮温馨的路灯笔直站立。迎面而来的墙壁上，一幅幅宣传党的扶贫和惠农政策的特色宣传画，与路旁自然景物虚实相应，让人忘了身在农村。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洛南县陶岭村。
　　44年前，我出生在洛南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出生不到三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全国吹起。这个处在大山区深处的小村庄，对外面变化知之甚少。村民只能通过收听广播和村委会干部现场宣传，才能了解党和国家的新政策，在这些新政策中，村民们最关心的是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父母因为我的出生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多一个人，多一块土地，多一份口粮。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乡村全面推行，我们家4口人，分到4份土地，一年收成还不错。记得每年炎热的七月份，麦子成熟后，父母收割回来变成纯麦子，专挑颗粒饱满的优质麦子晒干后，开始挑着担子后来发展用架子车拉、自行车运，与乡亲们一起到县城给国家交公粮，剩下的足够自家吃。遇到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有喜事，父母请来了好多亲戚和邻居村民，但家里还是有足够的粮食来招待他们。母亲说，以前最害怕过节，现在盼望着天天过节，因为有什么招待大家。让村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2002年国家突免征农业税，接着不到两年，对种粮的农民实行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一系列财政惠民政策，当地政府引进优良品种大力推广种植。村上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我们村的粮食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取得历史性突破。邻居张大爷端着一大碗面条笑呵呵地对我说：“娃呀，现在日子比过去真是好过了，吃、喝、用、住都不愁，粮食堆成山，多得吃不完。我们农村人的生活不比你们城里人差，娃娃上学免费，还能喝上奶，吃上蛋，村民们就医，还能报销，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能领上养老补贴，国家政策就是好呀！”听了张大爷的一番心里话，作为一名财政干部，我心里乐滋滋的。
　　在我小时候，看到家里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小票，因为上面有数字，以为是钱，就偷偷放在自己口袋里。过了很久，也没有人说钱不见了，就拿出来玩。母亲看到了，就问：“这些票你是在哪儿找到的？我以为都扔了呢。”我问她这些有什么用，她拿着一张张不同颜色的小票告诉我，这张是用来扯布的，这张是用来买米的，这张是用来打油的……后来，我知道那些小票叫布票、粮票、油票，不是钱，但在过去光用钱买不到东西，得有它们才行。
　　小时候，我最喜欢家里唯一的一台电器——收音机，因为那时收音机能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可以收到讲故事的频道，可以听悦耳的歌曲。尤其到晚上，我与父亲一起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讲《三国演义》，听得津津有味，荡气回肠。
　　有一次，母亲带上我去外婆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电灯、电话，尤其看到了有声有图有色的电视机，此时我觉得电视真是太神奇了，晚上睡觉都梦想着我们家什么时候能有一台电视机，不用晚上跑几十里外看电影，那多幸福呀。
　　我记得很清楚，1992年冬季的一天，寒风凛冽，飘着雪花，父亲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快到下午时，我看到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结结实实的捆着一个大纸箱。我和弟弟急忙跑出去，迫不及待地问：“里面装的是什么呀？”爸爸说，装的是被子。“不可能！不可能！我看到上面画了一个电视呢！”我激动地说。果然，箱子打开后，爸爸从里面抱出一台14寸的黄河牌黑白电视机。
　　那时电视机要靠安装高高的室外天线来接收信号，信号也不是很好，只能收到中央一台和陕西台，但还是给我们带了无穷的欢乐，至今仍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增长许多见识，而陪伴我走过10年之久的那台收音机都进了“历史博物馆”。2012年，村里的许多家庭积极享受国家财政家电节能补贴政策，更换了家里的电视机，父母换了一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那台黑白电视机也光荣地退役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我的家人，我的乡亲父老，衣食住用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财政支出向基层农村、向贫困地区、向弱势群体倾斜。从土墙瓦房变钢筋混凝土楼房，从手电筒、收音机到互村通有线电视，从步行到自行车摩托车小车，从黄泥巴路到进村组水泥路，从吃望天水到自来水……每天的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村民们对党和国家，对祖国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