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25日，红二十五军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西征到汉中留坝县江口镇进行休整。由于受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休整期间，红二十五军除了对部队进行整编和动员北上抗日，还进行过肃反，错杀了第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等8人。
　　阮英臣，1906年3月生，山阳县袁家沟口人，出身贫苦，从小给地主做长工，生性嫉恶如仇，见义勇为。1932年7月，因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阮英臣带人赶走了县政府派到小河口、袁家沟口、庙沟、马家山等地催逼粮款的官员和税警队，成立了“大刀会”农民武装。1932年下半年至1934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反动势力曾先后派出自卫团清剿“大刀会”达十多次，但均以失败告终。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西征进入商洛，阮英臣闻讯，立即带领“大刀会”会员，赶到商县(今商州区)东岳庙寻找到红二十五军，见到了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郑位三肯定了“大刀会”的革命行动，并派出红军干部夏云飞、王义庆、吴华昌参与“大刀会”的武装斗争。阮英臣还主动将红二十五军一些伤病员接到袁家沟口疗养。2月17日，在袁家沟口“逢元和”商号成立了山阳县西区区委，红军干部夏云廷任区委书记。2月18日，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河滩上召开大会，宣告成立鄂陕边区第四路游击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任命阮英臣为师长兼作战营营长，夏云飞任政治部主任。副军长徐海东将一面鲜红的绣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路游击师”番号的战旗授予了师长阮英臣。同一天，还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
　　游击师成立后，向反动势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35年4月初，阮英臣率领游击师赶到色河铺，全歼了色河铺乡公所和一个保安分队，俘敌4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4月中旬，山阳县政府纠集了300多人的保安队，向小河口、袁家沟口根据地进攻。阮英臣设伏于二峪河口，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游击师一阵穷追猛打，歼敌数十，缴获长短枪近百支。5月，阮英臣率游击师配合红二十五军攻取山阳县城。7月，又配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全歼陕军唐嗣桐旅，俘敌旅长唐嗣桐及部属1400多人。
　　第四路游击师也由原来的90多人扩大到近500人。阮英臣一家都积极参加红军，大哥阮英才、二哥阮英隆都先后在对敌作战和执行任务时壮烈牺牲，妻子焦秀英也被反动民团捉去枪杀并悬首示众。阮英臣化悲痛为力量，怀着家仇国恨，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
　　红二十五军歼灭陕军唐嗣桐旅后，转移至杨家斜休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丰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率军北上陕甘抗日。根据军部指示，第四路游击师除留下程家盛、阮英豪和部分兵力坚持斗争，师长阮英臣率300多主力随红二十五军北上。
　　7月25日，红二十五军摆脱敌军的尾追，到达留坝县江口镇休整，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第四路游击师、华阳游击队300多人分编各团。可令人痛心的是，同时把第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等8名师营领导以“变节分子”为由错杀，阮英臣牺牲时年仅29岁。当时，被作为“囚徒”押送着随军行动的中央军委特派员汪锋，曾想阻止这起惨案的发生，但由于自己尚在红军的怀疑下，深感无能为力。直到晚年，汪锋还在痛惜阮英臣的不幸遭遇。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的夏云飞，在其晚年所著的回忆录里，对游击师时的好搭档阮英臣师长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称其英年早逝，我军痛失将星。
　　1959年，阮英臣被山阳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山阳县志》整理有阮英臣传略。近年来，山阳县还恢复了袁家沟口红军第四路游击师师部和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修建了烈士陵园和鄂陕边区纪念碑。袁家沟口，已经成为商洛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