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在豫西成立第二武工队时留影

1947年任团参谋长时的照片
　　　　　 
　　我的父亲陈寿益，1913年出生于丹凤县棣花古镇，因早年在对敌战斗中受炮弹余波重创，导致听力严重受损，人称“陈聋子”。
　　青年时期的父亲，是一名抗日进步分子，在接受我党的进步思想熏陶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积极向我党的地方武装力量靠拢，长期跟随当地早期革命领导人王柏栋、雷振杰进行地下工作。1937年7月，父亲在巩德芳领导下，组织、发动了“茶房暴动”，并在情报传送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协助组织及时处决了顽固反共分子、常备队长谢孝廉，助推了中共领导下商洛第一支抗日武装的正式成立。
　　1939年仲夏，父亲经中共商洛工委宣传委员周宝航介绍，穿过敌军重重封锁，直奔延安接受系统的革命思想教育和理论知识学习。父亲先是在延安边区一一五师留守处学习和工作，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期被派遣至八路军特务团受训，随后前往南泥湾军委炮校深造，并参加了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获“先进劳动生产者”荣誉称号，受到朱德总司令的嘉奖。
　　1943年秋，父亲被委任为延安炮校交通站站长。当时的交通站地处三条川道之间，是延安境内为数不多的交通要塞，很多军事情报在这里交汇，自然成为日军战机轰炸的重点区域。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父亲为战时的八路军传送了大量情报，并捡拾日军炮弹碎片，为部队打造了许多劳动工具。1946年，父亲受西北局委派返回商洛(时称商州)，协助巩德芳率领的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同时暗中接应中原部队完成北路突围任务。
　　父亲生前，时常给我们讲述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和他们艰苦奋斗的故事，激励后辈传承革命意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勤奋学习和工作。父亲虽已仙逝，但他身上所体现的赤子情怀和赤胆忠心，依然像一盏明灯，让我们面对选择不再迷惘，面对坎坷不再彷徨，面对低谷不再颓丧。
 　 “茶房暴动”速送情报
　　1939年7月2日，时任谢孝廉警卫班班长的父亲，随谢孝廉赴商镇王希玉家办事，父亲率警卫班在外站岗放哨。这时，巩德芳带着几个人前来，向父亲询问谢孝廉近期的活动情况，父亲正欲言说，突觉不妙，示意巩德芳赶紧离开。果不其然，在父亲查探时，护兵孙选治正在里屋向谢孝廉报告说：“巩德芳带了几个人来，就在外边。”“来了几个人？”谢孝廉问。孙选治答道：“天黑看不太清，七八个人。”谢孝廉听后，立即放下烟枪，带着警卫班顺沙沟过丹江，返回盘踞的山洞。
　　7月3日晚上，谢孝廉等人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对巩德芳等人的刺杀行动，这时父亲正在楼下，偷听到了谢孝廉的部署，觉得这次行动将直接破坏商洛地方的抗日武装力量，但碍于洞内戒备森严，无法及时将情报送出，一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7月4日凌晨，趁天还未亮，父亲偷偷出洞，直奔常备队找到其兄陈效真，将谢孝廉部署的刺杀行动全盘托出，让其迅速告知张德盛，通知巩德芳研究对策。
　　奉命返回商洛参加革命斗争
　　1946年初，父亲奉命从马栏出发返回商洛。他与何史挺化装成收辣面子的商贩，在柳林镇混过敌人布置的检查站，经耀县到了阎良，坐上拉煤的火车到了西安，一路辗转，在潼关太峪口跳下火车，步行到洛南古城。
　　何史挺的父亲何炳山是洛南东乡有名的开明人士，手下有不少人和武装，曾被人告发私通共产党，被关押了半年多，不久前才放出来。父亲经过多方周折，见到了何炳山，双方将当前情况进行了交流，何炳山提醒他们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让他们一路向南去找巩德芳汇合。临别时，何老先生从箱子里取出厚厚的8叠法币，给他们做路费。
　　父亲他们按照何老先生所说的路线，向南出灵关庙，在商县(今商州区)北宽坪青棉沟李念劳家里找到了陕南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巩德芳立即从护兵班抽了把短枪交给父亲，并向他们简单介绍了游击队的情况。最后，巩德芳对父亲说：“你给咱搞组织工作，对外搞联络，做些统战工作。”何史挺随后也留在了陕南游击队。过了一段时间，王力和薛兴军返回商洛，成立了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抽调父亲参与指挥部工作，主要负责党员审查、教育、上党课。那时候没有党课教材，父亲就把他在延安上党校学习的内容进行梳理、归纳，作专题讲授，为保持全体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1946年7月初，巩德芳、王力等在今丹凤县纸房沟开会决定，组建陕南游击队第二独立大队。巩德芳、王力在商县青棉沟刘生财家通知父亲说：“组织上决定免去你指挥部支书职务，任命你担任第二独立大队队长兼政委。”随后，父亲按照组织安排，在青棉沟薛家院内正式成立了第二独立大队，辖三个中队。第二独立大队成立后，先后参与了双疙瘩、上庄坪、齐宝山等多次战斗，逐渐成为陕南游击队中的尖刀部队。
　　有一次，父亲正在上庄坪给党员干部上党课，敌人突然打了过来，父亲连忙带领李正山、田申华和两个中队爬上附近山坡，进入战斗状态。战斗开始后，父亲和李正山一人一挺机枪压制住了对方的火力，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战斗正酣，巩德芳带着增援部队赶来了，父亲高声喊道：“司令员来了。”这一喊，吓得敌人四散奔逃。在清理战场的过程中，田申华所在中队抓了不少俘虏，除身手较好的留游击队补充力量外，其余的发给路费后，都释放了。有几个被释放的俘虏嘴里嘟囔着说：“连俘虏都不杀，共产党肯定不是土匪。”
　　马蹄山前大会师
　　1946年7月间，父亲带领的陕南第二游击大队在龙驹寨北边的麻山和地方武装自卫队、保四团打了一仗，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当天晚上，父亲带着部队过了丹江，撤到丹江南边的马蹄沟附近，当地群众听说游击队回来了，大半夜从炕上爬起来，给他们烧水、做饭，热情得像见了自家人一般。
　　经过一天的紧张战斗，队员们已经疲惫不堪，刚吃罢饭，父亲就和大家休息了。睡梦正酣，父亲隐约听见“陈队长，陈队长”的喊声，睁眼一看，早已日上三竿，一个姓王的老乡站在父亲身边，高兴地对他说：“听说在中原抗日有功的新四军第五师，已经开拔向咱们这里来了。”父亲听罢，立即从炕上翻起身来，集合队伍宣布了这个消息。队员们都亢奋起来，擦枪的擦枪，整装的整装，为了迎接“老大哥”，个个忙得不亦乐乎。父亲急急忙忙吃点早饭，带了几个队员，首先出发了。
　　他们刚走了二三里地，到了核桃树湾，看见前面有三个穿着灰色军衣的人，提着手枪，朝他们打量了几眼，笑着向他们走来。虽然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面，互不相识，但心里却好像彼此都明白，不约而同地搭了话。父亲说：“我们是陕南游击队巩德芳的部下。”他们说：“我们是新四军李师长的队伍。”亲人见到了亲人，大家连忙握手问好，高兴地跳了起来。经过详细介绍，父亲才知道这3个人中，一位是五师先头部队的田参谋，其余两个是侦察员。于是，他马上命令队员到附近的村子里，给“老大哥”烧开水、做饭、找休息的地方。
　　刚把一切准备妥当，五师的人马就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寂静的小山沟顿时热闹起来。李师长上身穿着黑色制服，下身穿着灰色裤子，身材魁伟，体格强壮，满脸红光地走在队伍前边，身后是拉着马的警卫员。一见到父亲他们，李师长就笑容满面地和大家握手问好。父亲把五师的亲人们接到马蹄沟的村子里，中共商洛地委书记王力和陕南游击队总指挥巩德芳这时也赶到了。天气很热，大家会见后，就坐在村边的一棵大核桃树下，一面休息，一面谈起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和当地群众的生活情况。村前村后，树下路旁，到处都是五师的人马。群众看见李师长和大军到了，热烈地上前欢迎，送水的送水，做饭的做饭，男女老少忙个不休，孩子们也三五成群，跑来跑去看热闹。不一会，师部的侦察科长跑来报告说：“我军后边有敌正规军两个营，今天上午12时左右，可能到达寺坪的娘娘庙，企图去龙驹寨截击我军挺进。”话音刚落，王力、巩德芳立即命令父亲：“陈聋子，马上带领你的游击队，去娘娘庙截击敌人，能消灭就彻底消灭，让五师的同志们好好休息休息。”父亲说：“保证完成任务！”父亲的第三声集合哨子还没吹响，生龙活虎的全体队员已手持武器，集合得整整齐齐，待命出发。父亲向大家说明了情况，进行了政治动员，说了一声“走”，队员们就威风凛凛地向娘娘庙进发了。
　　大家怀着渴望胜利的信心，一个钟头走了二十多华里，到了白桑园，这里离娘娘庙只有十五里地。就在这时，从前边来了几个群众，向父亲报信说：“陈队长，你们不要走了，前边有国民党部队，现在正在娘娘庙街上吃饭。”父亲说：“管他什么国民党，碰到咱游击队手里，就给他个厉害加怕怕，教训教训这些坏东西！”
　　大家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布袋战术消灭敌人。他们把200多个队员分成四路，一路埋伏在寨子沟的大石附近，形成布袋阵型，待敌人走进“布袋”后，堵住口子，猛力阻击；二路埋伏在寨子沟的庙凹子，迎头痛击敌人；三路插入敌人的心脏，沿途埋伏，直击敌军要害部位；四路埋伏在离庙凹子三里地的地方，阻击敌人的支援部队。父亲扛了一挺捷克式机枪，带了十几个队员，埋伏在庙凹子南边的孤山上指挥作战。子弹已经上膛，利刃也已出鞘，一切准备妥当，就等敌人走入埋伏圈。
　　果然不出所料，中午12点左右，敌人的先头部队大摇大摆地向庙凹子开来。游击队员见状，都说：“这些二货，一点警觉都没有。”霎时间，枪林弹雨，杀声四起，直打得敌人抱头鼠窜、进退两难。父亲的第二大队越打越猛，光父亲一人就打了48梭子弹。战斗进行了半天时间，天快黑时，敌人一个排被全部击溃，死伤20多人，俘虏近10人，排长也被活捉。其余敌人四下逃窜，不见了踪影。后来，父亲了解到，敌人这次动用了4个正规团的兵力，但先头部队却被他们200多人的游击队打得头破血流，给敌人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清理完战场，父亲带领第二大队稍作休整，就返回约定地点，向五师首长和王力等同志汇报了战斗情况，大家十分高兴。王力说：“你们才200多人，装备又差，敌人很多，但面对正规军却首战告捷，保证了大军很好地休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五师的同志说：“在中原战场上，蒋介石发动了60万大军‘围剿’我们，结果不但没有把我们‘消灭’，倒被我们把他们给拖垮了。在商洛，又被咱地方游击队把他的正规军打得大败，可见蒋介石的军队都是些饭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智战“小华山”
　　1946年初，商洛地方革命武装合编为3个大队。父亲是第二大队的队长，活动在桃坪、峦庄一带。
　　6月下旬的一天，父亲带领300多人爬上了蔡川北面的七宝山。这座山坡怪石嶙峋、异常凶险，只有两条小路通往山上，所以当地群众把它叫作“小华山”。敌人发觉他们上了“小华山”，就调来大批人马，把这座山包围得水泄不通。父亲他们装备短缺、火力有限，为了迷惑敌人，就分散在山头的各个角落，一会儿这里放一枪，一会儿那里开一枪，搞得敌人摸不清他们的真实人数，只能不停地向山顶上开炮，一天之内发动了7次大小进攻，都被父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
　　父亲他们饿着肚子和敌人打了一天，消灭了30多个匪军。但是，他们一来缺少子弹，二来没有粮食，经不起消耗，持久战打下去早晚要被一锅端，大家就商量突围转移的办法。敌人的包围圈异常严密，这里也没有第三条路下山，怎么能突围呢？大家十分着急。后来，山上一个道士帮助他们找到了一条平时没有人走的十分险要的“秘道”。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创造更多的突围时间，父亲决定给敌人唱一个“空城计”，他命令部下在山头各处放置草堆，等天黑时将其点燃。果然，敌人被他们这一招给糊弄了，只见漫山遍野的枪炮声夹杂着枪口喷出的火舌，父亲带领部队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攀着陡峭的岩壁下了山，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经过半小时的急行军，他们又登上了另一个山头，虽然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一天一夜没有吃喝，但大家情绪非常高涨。这时，南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满天星星不停地闪烁着，望着对面的“小华山”，只见火堆忽明忽暗，敌人还紧紧地包围着那里，炮弹一颗接一颗地向山上猛烈发射，好像要把那座山轰平一样。事后父亲才知道，他们从“小华山”转移后，敌人仍旧把这座山包围了一天一夜。他们以为第二大队不回击，是为了在山上设下埋伏圈，所以既不甘心撤退，也不敢轻易向山上进攻。到了最后，匪首才逼着他的号兵独自上山，并叮咛说：“如果中了埋伏那就不提了，若发现第二大队走了，你就在山上吹号示意。”号兵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山，可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才连忙吹响了军号。
　　威名远扬的第二武工队
　　1947年9月16日，陕南独立团在河南省灵宝县五原镇成立，团长是郝世英，政委是杨克，父亲任团参谋长。中共陕南工委率陕南独立团进入商洛后，10月上旬在今丹凤县峦庄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父亲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决定组建武工队，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
　　11月7日，第二武工队在卢氏县兰草镇成立，父亲任队长，王知德任政委，胡金声任副队长。所属的武装力量是从陕南独立团中抽调的一个排。其活动区域，主要是洛南县景村以东地区，包括灵宝、内乡、卢氏等陕南边境和今丹凤县的桃坪、峦庄、庾家河一带。
　　第二武工队建立后，立即挥师西进，到灰池子、桃坪、峦庄等地，与已战斗在峦庄、庾岭、北宽坪一线的第一武工队分东西遥相呼应。他们刚到这里，四纵十二旅的一部经此地西进鄂陕边，上级命令第二武工队配合陕南独立团堵击峦庄、灰池子等处大路口之敌，掩护十二旅南渡丹江。接到命令，父亲他们立即全部出动，在指定地点阻击十倍于我军之敌。尽管故斗非常激烈，敌人不要命地向前冲，但由于父亲他们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利地形，加之战士们顽强抗敌，使敌人在陕南地界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策应十二旅顺利过江，圆满地完成了阻敌任务。
　　第二武工队在桃坪、峦庄一带歼灭土顽的同时，还发动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长时间，便建立了桃峦区民主政府，区长是李正文，区委书记为严敏。同时，建立了30多人的区干队，李正文兼区干队长，还成立了峡河、灰池子、七盘磨3个乡政权。父亲他们取得的成绩，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第二武工队每到一处，首先是发动群众。他们先后召开了近20场群众大会，没收了7户恶霸地主的全部财产，当场分给了群众，分粮时最开始用秤称，后面干脆用簸箕分。最大的一次群众大会，是12月底在商南县腰庄两岔河召开的，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来了，当时把孙少泰、孙少康等5户恶霸地主的全部财产分给了群众。通过这些群众大会，既打击了土顽，又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我军的影响。
　　3个月时间里，第二武工队的大小战斗达10多次。1947年冬季的一天，父亲在洪河得到内乡县保安团要来的情报后，即把武工队的80多人埋伏在沟两边。保安团一进沟，他们一阵猛打，霎时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山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得不仓皇后撤。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70多个，武工队仅一人受伤。1948年春天，父亲还经历了一场遭遇战，那是在商南县清油河镇，敌人率4个保安团围剿第二武工队，父亲因情况不明，一下子闯到了敌人的窝子里，所幸的是敌人正在吃饭。父亲一看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急忙指挥武工队分头向外冲，敌人还未组织起来，战士们已经冲出了敌人的阵地。敌人见父亲的队伍战斗力很强，摸不着底细，便不再追击，匆匆撤退了，但第二武工队的两个机枪手却不幸牺牲了。
　　1948年2月，第二武工队奉命编入第二军分区警卫连。不长时间，行署成立了一个干部大队，父亲到干部大队任大队长，他以新的身份，在新的岗位上，仍然坚守着一个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清廉自守，历任洛南县委员、公安局长，柞水县长、柞水县委书记，地委工交部部长，地委纪律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商洛地区计划委员会主任、科委主任，商洛行署顾问，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常委，1992年因病去世。父亲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怀抱家国梦的赤诚与忠贞，更是投身家乡建设的热情与激昂，将永远激励我们后辈在不断前行中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精神，为建设家乡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