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屈超耘
　　由贾平凹作词、赵季平作曲的《秦岭最美是商洛》传唱以来，商洛渐渐成为国人到访、旅游的热门去处。其实，商洛自古就很美，历代的著名作家、诗人如庾信、李白、韩愈、岑参、贾岛、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王禹偁、苏澈等，都留下了关于商洛的诗文。白居易的“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心中”，元稹的“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及王禹偁《小畜集》中的大量诗歌，至今都为人们耳熟能详。只是自唐以后京都东迁，长安通往东南的道路改为潼关一线，商洛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且由于山大沟深，溪纵路狭，天长日久，就成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了。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仍有不少著名文人慕名到访，如诗人柯仲平、魏钢焰，画家赵望云、石鲁。另外，还有一切准备就绪因故未能成行的三毛、路遥、黄俊耀3人。此3人要到访商洛，因我是当事者，故对他们的未能成行，一直感到遗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遗憾上升成为愈浓愈烈的怀念之情。
　　一
　　1991年1月1日，一元复始，家家都在欢天喜地地庆祝元旦。上午约9时许，作家贾平凹来到我的寄寞庄。那阵儿，省上安排他到商洛文化局任领导职务，虽不坐班却常常参加局里的活动。我见他满脸笑容，便问：“过节了，你怎么没回去看你爸你妈？”他说：“看了，我就是刚从棣花上来的。”“有啥重要事？”“有，我就是因这事才来和你商量的。”说毕，他就坐了下来。
　　贾平凹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我认识的。当时，我正在丹凤的鹿池蹲点，有空常去时任丹凤县委书记周述武处坐坐。那天，我俩正在说话，门外走进了位年轻人。老周一看年轻人进门，满脸带笑去迎并向我介绍：“这是青年作家贾平凹。”我和平凹握了手，然后我们3人交谈起来。中午，老周特地在家中设便宴招待我俩，还喝了丹凤产的葡萄酒。打此，平凹便和我成了朋友。他是高产作家，每出一部新书，都不忘送我一本，说是“请指评指正”，实际上是给我提供精神食粮。1988年我的故乡陕西户县给烈士李萃亭立纪念碑，邀我参加，我送的条幅“周户伟者，终南贤人”，就是请平凹书写的。由于我俩是莫逆之交，故来往频繁，特别是他兼任地区文化局领导职务后，更是常常走动。大清早他从丹凤赶来，一定是有要紧事，人人皆知，逢节假日谁都要和家人团聚的。
　　原来，平凹是来和我商量关于接待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到访商洛事宜的。三毛比平凹大近十岁，出道也比平凹早，但她却给平凹的信中称他为“大师”。这样的称呼与评价，说明三毛是出自内心对平凹的尊敬和崇拜。三毛提出过想到平凹故乡商洛探访，但未能最后敲定。最近，她通过陕西一位年轻记者给平凹捎话，希望尽快落实商洛之行，请平凹安排时间。于是，平凹借元旦放假，先回棣花给父母亲说了，然后折回商州城和我商议接待细节。
　　我虽然读三毛作品不多，但对她还是了解的，特别是对她和已故丈夫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的浪漫生活特别欣赏，觉得她是位有特殊性格、不同一般女性的奇才。她千里迢迢，远赴新疆和大她数十岁的老音乐家王洛宾会面，称比她小近十岁的作家贾平凹为“大师”，都说明她和一般的文化人有异。现在，她要来商洛做客，作为商洛文化局的主要负责人，我自然乐于接待。于是，我便问平凹：“你说，咱们是怎样个接待法？”平凹说：“三毛这个人很低调，来商洛是私人行为，因此，不需给官方增加困难，特别是不需要官方接待。”我说：“这好办，除了你陪她到棣花去，其余我以你好友的身份再约几个朋友像英文、在洋他们共同接待。”应该说，我俩的研究是很细的，连吃什么、喝什么都定了：吃商洛的糊汤、搅团、豆渣馍，就商洛乡下窝的浆水菜；喝商洛当地产的金银花茶，再就是苞谷酒、柿子酒和葡萄酒。水果也一律不用外地的，而是商洛特产丹凤的社里黄柿子、孝义湾的柿饼、镇安的板栗、洛南的核桃。至于去何处参观，除过棣花，其余的提供个初步名单，待三毛来后再行确定。至于时间，就放在最近，虽然是冬天，但商洛的冬天是不冷的。总的讲，万事俱备，只等三毛光临。
　　然而，世上的事，实在令人难以琢磨。当我把三毛要来商洛的事告诉方英文、鱼在洋之后，他俩也很高兴，期待着早日能与她见面。就在我们的急切等待中，1月4日上午9时左右，平凹从西安打来电话，说三毛已经走了。也就在此同时，广播上也播出了三毛去世的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精心商定的接待方案，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说泡汤就泡汤了。贾平凹电话上说话的语气是十分难过的，看来很是伤心，我除了难过外只能劝他节哀。之后，他连续写了《哭三毛》《再哭三毛》，表示怀念之情。18年后，我因要写回忆录，清理大半生朋友的来信，发现1991年2月9日一位叫白建中的先生给平凹的信，说“给你寄来港澳报纸剪下来的有关三毛的消息和照片供你留念。”信和剪报夹在我众多的信中，没有信封。从这些信中我想探知三毛的死因。香港《文汇报》的大标题是“在台北医院病房以丝袜悬梁名作家三毛自杀身亡医生指她只患妇科小病不应藉此轻生”“台湾”中央社(1991)1月4日消息：“三毛自杀与感情有关。”《星岛日报》说：“徐枫伤感三毛之死，疑与失‘金马奖’有关。”看来三毛的确切死因，仍然是众说纷纭，无有定论。不过中新社香港1月4日电：“上海爸爸张乐平惊闻噩耗悲伤落泪”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张先生的“三毛”形象，最早发表于1935年7月《图画晨报》，我恰巧也是1935年出生。而三毛本名陈平，因为喜爱张乐平先生“三毛”才以三毛为名驰骋文坛，其真名陈平反倒被广大读者淡忘了。后来，三毛特地赶到上海认张先生为干爸，张公招待甚殷，父女情谊日深。当闻知其“女儿”去世的消息，老人悲伤落泪自在情理之中。之后我便写了篇文章《商洛山的遗憾》发表在《深圳青年》杂志上。
　　二
　　无独有偶。一年后的1992年元旦，商洛籍另一位作家京夫(郭景富)返乡探亲，从马角山到商州看我。他说，不久前路遥告诉他，陕西各地市他都跑遍了，就唯独没到过商洛，而商洛又恰是京夫的故乡，他和京夫又是交情甚笃的朋友，故很想到商洛一游，领略和体验它的奇山异水、风土人情。京夫的意思是，希望我能以商洛文化局并以我个人的名义邀请路遥。我和路遥是1986年经京夫介绍认识的。当时，我给《延河》写的《我所认识的京夫》刚发表，因去西安开会，顺便去看望京夫，在其家中遇见正和京夫说话的路遥。路遥虽然年轻，但沉稳持重得和其年龄不大相称。
　　尽管我和路遥只见过一次面，但对他的作品却很熟悉并十分热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广播热播其中篇小说《人生》，我是积极的听众。刘巧珍的形象，使我感动不已，也从此记住了作者的名字路遥，后来，凡有刊登他作品的杂志，我都要想办法买到手，特别是《平凡的世界》，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正因为如此，当京夫希望我邀请路遥到商洛访问，几乎没有做什么考虑我就满口答应。我知道商洛有许多的路遥迷和追随者，如果他来了，我一定要组织几场报告会，请他和崇拜者面对面交流。于是，我问京夫，路遥什么时间成行？京夫说，他太忙了，待我返回西安把时间敲定了，再电话告知你。我说，最好能放到第二年春天，山花齐放百鸟齐鸣，是商洛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京夫回西安后，遂电话告诉我，路遥对商洛的邀请表示感谢，但具体时间不要定死，希望我能等一等。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周又一周，春天到了，我去西安催促。京夫说，路遥心里也很急，只是因赶写《早晨从中午开始》，实在脱不开身，若是把“早晨”写完，一定从速安排成行。我告诉京夫，春天过后，天就热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咱商洛满山的红叶，景色亦极佳。然而，秋天到了，路遥并没有来。我问京夫，他说路遥身体欠佳。接着又听延安的同志讲，路遥病了，不轻，就住在延安。我一听虽然有一丝隐忧，但又觉得他年轻，七灾八难很快就会扛过去。谁知到了11月6日，等来的又是晴天一声霹雳，上午刚上班，方英文告诉我，路遥走了！接着京夫也打来电话，路遥因病去世，年仅42岁。路遥啊，我的小兄弟，咱俩虽然只有一面之识，但你政治上的成熟和艺术上的圆通与奋进，均堪称我的老师。我安排好了你到商洛访问的计划与行程，商洛有你大批的粉丝希望向你请教，现在都成为泡影，永远不能实现了，老天爷对这个天才的年轻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哪！
　　十几年后的2005年，我因年及古稀，被孩子们搬到韦曲养老，京夫因参加长安的文化活动，打发当地同志约我到金长城饭店吃饭。席间，当说到路遥生前未能实现到访商洛时，两人都倍感伤心。他特意提到我发表在1993年3月27日《文化艺术报》上的纪念路遥的文章《商洛山的追祭》，说：“我读了你那文章，你对路遥生前未能实现访问商洛的遗憾，我感同身受，我代表他在天之灵对你老兄表示诚挚的感谢！”然而，写到这里，我不由得难过起来，因为，金长城饭店会面后的第三年即2008年，我钦敬的贤弟京夫，也因病仙逝了。他和我相识相知40余载，相互之间的感情太深厚了。我在80岁时写的回忆录《恍如春梦却有痕——一个准文人的记忆》里，用《知交淡如水》为题，写了我俩数十年的友谊。今年，是京夫仙逝12周年，我衷心祝福他和路遥在天堂安康！
　　三
　　我怀念的第三位生前未能到访商洛的文人，是著名剧作家黄俊耀先生。黄先生是位老革命，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的陕甘宁边区，进城后最为轰动的剧本当数眉户戏《梁秋燕》，那是宣传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的多场大戏，塑造了梁秋燕和春生两个鲜活的青年形象。由于女演员李瑞芳的精彩表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轰动了陕西乃至西北5省区，关中流传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的谣谚。打此，黄俊耀的名字，也为广大戏迷所熟知。六十年代初，他又写了轰动一时的《女巡按》《曲江歌女》，这些戏，就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被人们传唱。黄先生不但是著名剧作家，还是位优秀的剧团管理者，他长期担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之职，培养了大批优秀戏剧人才，深受演职人员的喜爱。我虽然多次看过黄先生写的戏(《梁秋燕》《女巡按》等)，但却和先生未曾谋面。
　　1970年代末我在丹凤鹿池蹲点，突然收到他和另一位省戏曲剧院负责人王依群的信，内容是剧院拟请我去该院搞创作，需要我写个自己从事戏剧创作的资料介绍。我写了，省上很快就决定调动并拟派专人赴商洛办手续。虽然我经过慎重考虑，婉拒了去戏曲剧院，但对黄先生却存有十分感激之情。
　　到了1993年国庆节，时任《当代戏剧》主编的田涧菁(亦为商洛籍)来地区文化局看我，说黄俊耀先生讲，他一直向往商洛，现在离休了，有了时间，希望能到商洛一游并参观访问。涧菁知道当年黄先生邀我去省剧院搞创作的事，建议我以文化局的名义邀请他。对黄老希望到访商洛，我当即表示欢迎，因为黄俊耀的名气之大，商洛戏剧界几乎无人不晓。他来之后，对热爱戏曲特别是热爱戏剧创作的同志讲讲自己的创作心得和经验体会，是绝对有好处的。但是，因为有前两次请三毛和路遥而未果的事件发生，我虽然不迷信，总觉得短时间内再请黄先生，心里有点疙瘩。于是我告诉涧菁，黄先生已经离休，以后来日方长，加之我近一二年太忙，缓一缓，过一段时间再请他不迟。谁知我这一决定是错误的，痛失了时机，铸成了又一次遗憾。
　　1995年，我给涧菁说，我退二线了，有了充裕的时间陪客人，请他转告黄先生，能定个到商洛访问的时节。然而老田的回复是，老人由于年事日高，身体变得时好时坏，极不稳定，只能到恢复正常了再说。黄俊耀是1917年生人，到1996年已年近八十。我暗自祝福：老天保佑，让黄先生早日恢复健康，到时候我陪他好好看一看商洛的绿山秀水、美好风光。谁知我这祝福收效甚微，先生的身体一直未恢复到原样，最后不幸于2001年驾鹤仙游了，他到访商洛的愿望永远也实现不了了。
　　向黄先生遗体告别之日，他的高足秦腔表演艺术家李瑞芳因外出没有参加，回西安后找到我，说她太忙，希望我帮她写篇回忆先生的文章。我和瑞芳是知交，她那厚厚一本《李瑞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的编委会，我滥竽期间当了名不合格的委员。她请我帮写黄先生的怀念文章，我当然乐于从命。于是，由她口述我执笔的纪念文章，发表在当年的《秦腔报》上。
　　这几年，来商洛参观、访问、旅游的国人越来越多了。面对这一景况，我不由得更加怀念起三毛、路遥、黄俊耀这3位生前未能实现到访商洛的著名作家来。细思量，三毛、路遥已仙逝二十余年，而黄俊耀先生也离开我们十七八个年头了。而我自己，也是八十多岁的燔然老翁了。